油江（1915．5—1999．12），湖北公安人，原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38年在延安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四大队学习，后任抗大三大队军事教员。1940年后任晋察冀军区抗大二分校军事教员、编辑股股长、训练部科长。1944年任延安教二旅司令部教育股股长、训练营营长、延安卫戍司令部飞机场股负责人。1945年后任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站长、摩托管理处处长、兵站部第二部长。1948年后任华北军区兵站部副部长，天津军管会处长、党委书记。1949年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副处长、处长，华北军区空军参谋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朝空军联合指挥部冲击机指挥部参谋长。1952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副局长。1963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二生产技术司副司长、生产局负责人。1978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离休。1999年12月因病逝世。
1949年10月1日，油江作为华北军区航空处领导，是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工作的组织者之一。他精心组织飞机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他创造性的工作，给大典盛会增了光，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表扬。1952年10月，油江从华北军区空军参谋长和中朝空军联合指挥部冲击机指挥部参谋长任上，奉命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任副局长，分工主管发动机。油江来自抗美援朝前线，深知修理对保持空军实力的重要性。他一到任就全身心投入到修理工作中，从沈阳航空发动机修理厂、东安机械厂、湘江机械厂、金城机械厂几个发动机修理厂的建设，责任制的建立，修理技术的掌握到局机关发动机管理部门责任制的建设都亲自过问，并经常下厂帮助工作。到1957年年底，已经修理了发动机13种，计12000多台，有力地支援了新中国人民空军的建设。
当时部、局领导认真执行中央从修理到制造的正确方针，采用先修理、制造结合，再修理、制造分开的成功做法，即先由修理厂直接过渡成制造厂，再另建修理厂移交空军，大大地缩短了过渡期。因为修理与制造在技术上兼容、工艺上相通，在修理中积累的技术储备和管理经验大部分可用于制造，在修理中不断掌握的零备件制造技术，逐步孕育和发展了制造整机的因素。例如湘江机械厂在修理阶段已经制造了包括汽缸在内的零件322种，占整机工作量的50%。1954年8月，湘江机械厂就提前完成了我国第一台爱姆-11发动机的制造任务。
1954年3月，国家计委批准在原51兵工厂原址建设黎明机械厂。黎明机械厂是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喷气发动机制造厂。在沈阳市委的大力支持下，黎明机械厂提前两年零两个月于1956年底经国家验收建成，发动机也在同年6月试制成功，创造了世界奇迹。黎明机械厂的建成奠定了我国现代化航空发动机制造业的基础，该厂不但成批生产了大量发动机，而且培养了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成立了第一个产品设计室，包建了成都、西安和黎阳3个发动机厂，成为我国喷气式发动机工业的基本力量。
1956年6月，油江作为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的代表随李富春副总理和赵尔陆部长赴苏联谈判，希望苏联援助建设空气动力和发动机两个研究院。油江回国后，航空工业局分党组决心独立自主搞科研，从机关、工厂和学校调集大批技术干部组建了材料、工艺、飞行研究、空气动力研究所、仪表设计室、飞机设计室和发动机设计室。同时各工厂、学校都纷纷成立了研发机构。
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发出在黎明机械厂成立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调局机关发动机生产技术处长吴大观同志任发动机设计室主任，虞光裕同志任总设计师。1958年8月1日，我国自行设计的喷发1发动机安装在沈阳飞机制造厂的歼教1型飞机上试飞成功。
油江坚决主张科研与生产相结合，认为企业如果没有发展产品的能力必然是死路一条。1965年他在审查黎阳机械厂的初步设计方案时，特地为该厂加上航空发动机设计所，为以后黎阳机械厂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油江来自空军，深知质量问题的重要性。他经常告诫大家：“发动机的工作条件苛刻，安全性要求更高，因此更要特别注重质量，即使一个小零件出了问题，也会造成机毁人亡的灾难。”他身体力行，狠抓企业的质量管理，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总工程师领导下的“四师一长”技术责任制，总检验师直接由厂长领导，垂直领导车间的检验室，严把质量关。他还特别在发动机厂设置生产准备副总工程师，加强工夹量具生产以保证产品质量等，因而在1958年以前，黎明机械厂已经生产的1048台涡轮发动机以及东安机械厂、湘江机械厂生产的产品质量基本稳定。
1958年的“大跃进”给航空工业的产品质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为了整顿质量，油江立即率领工作组到黎明机械厂督促整顿，他还冒着政治风险题写了“质量第一”的巨幅匾额悬挂在哈尔滨飞机制造厂装配车间。
1958年我国开展导弹工业的建设，油江对此十分重视，积极领导首批导弹试制生产和研发基地的建设工作。导弹基地的建设，对我国导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油江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对上级尊重，顾全大局，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下级宽厚，特别注意放手使用干部。他经常说：“在工作中出了问题，领导干部要多承担责任，这样下级才敢大胆工作。”在反右倾运动、三级干部会议和“文化大革命”中，油江都受到不正确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但在运动中他都默默承受，从不上推下卸，责怪左邻右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深受广大干部的爱戴和尊重。
油江生活俭朴，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从不搞特殊化。下厂时，他总是住厂内招待所，在厂内食堂就餐，从未住过宾馆和游山玩水。下厂总是“两点式”，即从车站到工厂，再从工厂到车站回北京。
1964年底，“四清”运动开始，部机关要抽调大批干部参加“四清”运动，孙志远部长决定八大司局合并，成立生产口，由油江负责。1965年初，孙志远部长提出要组织以完成歼6飞机200架，红旗2地空导弹100枚为中心的生产高潮，实现五机三弹小配套以夺取局部地区空中优势为战略目标。这一重担就压在油江身上。
“文化大革命”后，吕东部长主持三机部工作，油江被任命为副部长主管全部的生产工作，成为吕东部长在生产方面的得力助手。在全面整顿产品质量、恢复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生产秩序、抢回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上，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完成了“两七（歼7Ⅱ、运7）两八（歼8、运8）”设计定型和“三个一代（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制一代）”的战略任务，为航空工业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太行”发动机立项遇到困难时，他支持发动机方面的专家给邓小平同志写报告请求支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离休后他还经常询问“太行”发动机的进展情况，当他在病重住院期间，同志们探望他并告诉他进展顺利时，他非常高兴，希望能尽快试成。可惜他没有等到“太行”发动机定型投产就离开了我们。
油江在1982年响应中央号召首批离休，当时我国航空发动机工业已经建成了9个生产企业、3个专业设计所和1个发动机研究院，修理发动机3万多台，制造了17种37型包括活塞式、喷气式的涡轴、涡桨、涡喷、涡扇发动机4万多台，奠定了我国发动机工业的坚实基础。油江同志为此奋斗了一生，做出了重大贡献。
油江1982年离休。1999年12月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