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昌裕（1914．3—2003．12），江苏吴江人，原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加入中共外围组织；1938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军工局安塞茶坊机器厂训练班主任、生产管理组组长，延长石油厂工务科科长、生产管理科科长、技术协理员等职。1946年后任张家口晋察冀军区航空站修理厂厂长，东北东安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修理厂厂长、航空学校机务处副处长兼飞机修理厂厂长，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处长、部党委委员；1951年任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生产管理处处长，局党组成员，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副局长；1963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一生产技术司司长，第六研究院副院长等职。1970年任沈阳飞机制造厂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4月任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副院长；1978年4月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并兼任第六研究院院长。1982年任航空工业部顾问，1985年离休。2003年12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徐昌裕于1951年4月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成立时随同空军所属的16个修理工厂、机器设备以及一大批技术干部和工人转到该局，并担任生产管理处处长。1952年航空工业局划归二机部，他被任命为主管飞机生产技术的副局长。1963年任三机部第一生产技术司司长。在航空工业建立初期，物质、技术基础薄弱，抗美援朝的飞机修理任务紧急而又繁重，困难很多，新调进的大批干部和工人都不懂飞机修理技术。徐昌裕面对现实，积极推动各飞机工厂采取多种形式，认真组织职工边干边学，并掀起学技术、学管理、学文化的热潮，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学习俄语，钻研苏联飞机技术，特别是喷气式飞机的结构特点、制造工艺和管理方法，从而使工厂迅速掌握和提高了修理技术和管理水平。他还有意识地安排试制拟仿制机种的一些零部件，既解决了零备件供不应求的问题，又使修理与制造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航空工业走向制造做了准备。
转入整机制造后，徐昌裕在工厂大力推行工艺规程，认真采用飞机制造所特有的模线样板、标准样件等正规工作法，严格工艺纪律，建立和完善各种管理制度，从而使生产迅速走上了正规化的轨道，适应了各种飞机的制造要求。徐昌裕对要害部门更是常抓不懈，他要求中心实验室一定要把好原材料的入厂检验关，绝不允许留下任何事故隐患；要求静力实验室对飞机的结构强度进行严格验证并认真做出静力分析，以确保飞行安全；要求试飞站对飞机的全面质量进行严格考核和鉴定，把住飞机出厂关。
徐昌裕很注意发现并认真总结我国飞机行业自己的实践经验，不定期地召开各种专业会议进行总结交流，这对提高飞机制造行业技术与管理的总体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他主持制定的《飞机试制工作条例》，充分体现了他所提出的“新机试制四环节”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新机试制的指导性文件。
徐昌裕一直认为，我国航空工业必须要走自行研制的道路。要开展自行研制，就必须有科学研究做后盾，因此，他早在1950年执笔起草《关于建设航空工业的意见》时，就明确提出了在建设航空工厂的同时必须建立航空院校和航空科研机构。1956年我国仿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之后，徐昌裕更是竭力主张开展自行设计，积极参与决策和筹划，并在飞机生产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不惜从机关和工厂抽调一批技术骨干和优秀的青年技术人员，组建成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并在很短时间内自行设计研制出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该室通过实践锻炼出一支设计队伍，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后来新建的几个设计所输送了不少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
1970年5月，徐昌裕任沈阳飞机制造厂革委会副主任，主抓生产技术工作，直到1973年9月离厂。在此期间，徐昌裕经历了歼8飞机设计定型、试飞阶段前4架飞机的研制生产、参与工厂全面质量整顿等主要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整顿，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到1972年10月，全厂整顿质量前存在的167个较大质量问题全部得到解决；全机52个互换项目全部达到要求；歼6Ⅲ型全机静力试验合格；优良科目的试飞，主要技术性能均达到设计标准。对装备部队的飞机坚持排故8962次。从66批开始生产优质飞机。截至1973年底，遗留的飞机除3架报废外，全部修好，共出厂了609架优质歼6飞机和201架歼6改型飞机，不仅满足了部队的需要，而且工厂的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偿还贷款2．73亿元，扭转了靠贷款过日子的局面。
1978年4月徐昌裕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并兼任第六研究院院长。为了贯彻落实全国首届科学大会和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讲话精神，部党委决定召开航空工业科技工作会议，并责成徐昌裕进行准备。为此，他先后与约300人次的专家、教授进行座谈，共同回顾和总结了航空工业创建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并根据世界航空科技的发展趋势，结合国家战略对空军与海军航空兵提出的要求，主持起草了会议文件和《1978—1985年航空科技发展规划（草案）》。其中特别强调和反复阐明了航空工业作为高科技产业必须科研先行，要积极引进科研测试手段，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搞好预研、增加技术储备以及在新机型上必须采用新技术等一系列重要观点，提出将航空科研工作的内涵划分为“预研”和“发展”不同阶段，并在预研方面具体提出了8大关键项目共119个重点课题。这些都很具前瞻性，也符合我国实际，因而于1978年7月在天津召开的航空工业科技大会上，这一我国第一个航空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得到一致通过。直到现在有些领域仍然遵循着这个规划在继续实施。在徐昌裕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指导方针逐步成为航空工业界的发展战略。
徐昌裕为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他曾多次利用出国考察、参观的机会探讨与国外同行合作与交流的可能性。之后，在他分工兼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时，通过各种途径，采取不同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对外交流活动。先后与联邦德国航空航天研究实验院、瑞典航空研究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签署了合作研究协议，从而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对外合作打开了局面，合作范围不断扩大。
徐昌裕在重大问题上能做到实事求是，直言不讳，从不随波逐流，更不去讨好迎合。1956年我国制定全国科学规划，在有关会议上讨论飞机与导弹的发展问题时，徐昌裕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飞机与导弹各有各的用途，导弹不可能完全代替飞机，主张两者都应发展，不可偏废。实践证明，徐昌裕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20世纪60年代，襄樊航空救生和空降设备研究所负责建设火箭滑轨试验场。由于当初所提10千米长、3倍声速要求过高，选址困难，几经改点，拖了8年都未建成。后来徐昌裕提出只需3千米长、1．2倍声速就能满足要求，还亲自到有关部门征询意见并取得了一致。经上报批准后，这个长期未能建成的试验场终于很快建成并投入使用，既争取了时间，又节约了资金，还获得了国家奖励。
在初级教练机的选型问题上，是选自行研制的初教6，还是选仿苏的雅克-18A，争论长达一年之久。徐昌裕坚决支持选用前者，并与使用部门反复磋商，终于达成选用前者的一致意见。已生产的2000多架初教6在使用中从未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至今仍是我军初级训练的唯一机种，1979年获国家质量金奖。
在我国自行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时，在动力选择上有过“单发”与“双发”之争，当时作为主管飞机生产技术的徐昌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果断同意采用两台已成熟的发动机作动力。这是保证歼8型飞机研制成功的重要决策。
徐昌裕一生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对国外回来的老一代技术专家他能以诚相待，充分信任，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对青年技术干部他更是关爱备至，压任务，严要求，亲自指导，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航空工业培养了一大批科研、设计、生产和管理人才。
徐昌裕作为我国航空工程专家，新中国航空工业和航空科研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终生奋斗在我国航空工业战线，为我国航空工业和航空科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我国航空装备的国产化和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3年12月徐昌裕因病在北京逝世，遗体捐献给协和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