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用谈的是人才的举荐和使用。
（一）举才
要义
人才举荐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事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古人评价统治者的德行以及政治是否清明，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人才的发现和挖掘。这同时还是一个人道问题和天道问题，前面引用过老子的话“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老子》第27章）。救，即包含了发现在内，认定人不是废物，而是人才。老子强调，这种态度正是“道”的品格。这就要求我们应该从人类以及宇宙的根本要求这一高度看待举才。
故事
孔子论选人
鲁国君主鲁哀公请孔子谈一谈如何选取人才。
孔子谈了三条：欲望过盛的人不选，追求权力的人不选，心口不一的人不选。
鲁哀公问：“为什么？”
孔子说：“欲望过盛的人，一定贪婪，必将贪赃枉法。追求权力的人，一定有野心，必将寻机作乱。心口不一的人，一定心地阴暗，必将害国害民。
“弓弩只有调正后，它的发射力才能强劲；马匹只有驯服后，它的奔跑速度才能快捷；人只有具备忠诚朴实的性格，他的聪明才智才能为人所用。一个不忠厚的人，智慧和能力越出众，危害越大，就像是豺狼一样，逮谁伤谁。”（《孔子集语·论人》）
不问地域
东汉光武帝时，郭伋（jí ）担任并州牧。他经过京城洛阳，刘秀向他咨询治政得失。郭伋说：“选拔人才以补充官职，应当着眼于天下的贤良俊杰（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应当只任用南阳人。”刘秀是南阳人，当时在任许多官员都是刘秀的同乡或故旧，所以郭伋谈到这一点。（《资治通鉴·卷42》）
西晋初，吴地人蔡洪到洛阳应举，洛阳人问他：“官府刚刚开设，征召人才，需要在平民百姓中寻求奇士，在山林隐士中寻访贤能。先生是吴郡人，亡国遗民，有什么特殊才能敢来接受选拔呢？”蔡洪答：“夜光珠不一定都出在孟津河中，满把大的宝玉不一定都采自昆仑山。（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出生在东夷，周文王出生在西羌，圣贤难道一定要生在某个固定的地方吗？从前周武王打败商纣王，把商朝的死硬分子迁移到洛邑，诸位先生该不是他们的后代吧？”（《世说新语·言语》）
视才而行
东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上书，道：“孔子说：‘人到了40岁，具备了免除迷惑的能力。’《礼经》认为，40岁是进入仕途的最佳年龄。所以请从现在起，各地官府不得推举年龄不满40岁的孝廉。符合条件的孝廉，一律先到公府报到。如果是儒生，应该考核他所师承的那一学派的学问；如果是在职文吏，应该考核他们起草表章的能力。同时将考核副本送达朝廷，检验虚实，观察他们的特别才能，以建立良好风气。凡是不遵守上述规定的，依法定罪。对于才能突出和才能特别的人，自然可以不受年龄限制。”顺帝听从了左雄的意见。
胡广、郭虔、史敞上书反驳道：“凡选拔举荐人才，都是视才而行，不受一定制度的约束。（凡选举因才，无拘定制。）我朝高祖时，陈平六出奇计，不是出自儒家经学。春秋时的子产在郑国的政绩、晏子在东阿的政绩，也不取决于善于起草表章。战国时的甘罗和子奇得到重用时，岁数离所谓40岁进入仕途的最佳年龄还差许多；终军和贾谊名扬天下，不过20岁左右。前世以来，举荐人才的原则还从来没有改变过。如今陛下仅仅根据一个臣子的建言，便颠覆旧日惯例，而且带来的益处并不明显，却引起了人心浮动。”顺帝没有依从。（《资治通鉴》卷51）
四科
东汉顺帝时，尚书令黄琼认为，先前左雄所上奏的关于孝廉的选举制度，只限于推荐精通经学的“儒学”和通晓公文格式的“文吏”，对于选拔人才还存在着较大遗漏。于是上书皇帝，请求增加“孝悌”和“有能力从政”两科，加上原有的“儒学”“文吏”两科，共为四科。顺帝采纳了这一建议。（《资治通鉴》卷52）
选拔对象
东汉桓帝时，南匈奴诸部一起反叛。桓帝任用京兆尹陈龟为度辽将军，负责对匈奴作战。陈龟临行前，上书桓帝道：“我曾经听说，当日、月、星不顺着轨道运行时，从士人中选拔宰相；当蛮夷不恭顺时，从士卒中选拔将军。”（三辰不轨，擢士为相；蛮夷不恭，拔卒为将。）（《资治通鉴》卷54）
让贤
东汉桓帝时，张奂曾因大将军梁冀一案受到牵连，遭罢官，并被限定终身不得任职。他的故旧没有一人帮他说话，只有皇甫规仗义执言，前后上书7次，终于打动了朝廷，任命张奂为武威郡太守。后来，朝廷任命皇甫规为度辽将军，他抵达军营几个月后，便向朝廷举荐张奂。他说：“张奂是才能和谋略兼优的人才，应该担任大军统帅，以顺从众人愿望。如果认为我还适于在军中任职的话，恳请让我当一个散官，给张奂做副手。”朝廷听从了皇甫规的建议，任命张奂替换皇甫规为度辽将军，将皇甫规调任使匈奴中郎将。（《资治通鉴》卷54）
唯才是举
东汉献帝时，曹操下令说：“春秋时的孟公绰能够胜任晋国的赵氏和魏氏两大家族的家臣，却承担不了滕国和薛国这两个小国的大夫职责。如果规定人才首先必须是清廉之士，然后方可使用，齐桓公又怎么能够任用管仲而成为霸主！你们诸位要帮助我发扬明智，降低暗陋，做到对于人才只要有才能，就一定举荐上来，使我能够得到他们，任用他们！（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资治通鉴》卷66）
南北朝北魏孝文帝时，高祐上书说：“现在朝廷选择人才，不看治理成绩的优劣，只看任职时间的长短，这谈不上是人尽其才。应该停止这种浅薄的做法，摒弃那些没有实际用处的资历，根据才干挑选人才，这样才能够建立起严整的官吏队伍。（唯才是举，则官方斯穆。）对于功臣和故旧之臣，虽然长期勤勤恳恳但才能不足以安抚民众者，可以增加他们的爵位和赏赐，不适于委以某方面的要职，这就是所谓的王者可以凭着个人喜爱赐人钱财，不可以凭着个人喜爱给人官职。（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者也。）”孝文帝认为他说得对。（《资治通鉴》卷136）
唐太宗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执意推辞，说：“我身为外戚，恐怕天下人说陛下这项任命是出于私情。”太宗坚持这个决定，说：“我根据官职的要求来选人，只要有才能，就授予他官职。（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如果没有才能，即使是亲人也不能任用，襄邑王李神符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有才能，即使过去有仇恨也不会舍弃，魏徵等人就是这种情况。对你的任用，绝非是因为私人亲戚关系。”（《资治通鉴》卷194）
长者胸怀
东汉献帝时，吴王孙权部下右护军蒋钦屯兵宣城，芜湖令徐盛逮捕了蒋钦的属吏，并上表斩了他。后来蒋钦和吕蒙负责指挥诸军，蒋钦常常在孙权面前称赞徐盛的优点。孙权问他为什么称赞徐盛。蒋钦说：“徐盛忠诚、勤奋、顽强，有胆略、器度，是一个能够统帅万人之众的人才。现在大王您的事业尚未完成，我应当帮助国家寻求人才，怎么敢怀着私人怨恨来遮蔽贤良呢？（今大事未定，臣当助国求才，岂敢挟私恨以蔽贤乎？）”孙权赞赏蒋钦的态度。
东汉献帝时，江东一带强盗猖獗，吴王孙权部下右部督陆逊率军平息了各地强盗。会稽太守淳于式上表说：“陆逊随意征用民众，所到之处无不带来骚扰。”陆逊返回，在孙权面前称赞淳于式是好官。孙权问：“淳于式告发您，而您却举荐他，为什么？”陆逊答：“淳于式的本意是民生，正是出于这一点才告发我。要是我再诋毁他，这样你诋毁我，我诋毁你，势必扰乱大王视听，所以不能助长这种风气。”孙权说：“这实在是长者胸怀，一般人是不能做到的。”（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资治通鉴》卷68）
不问老幼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下诏说：“现在的上计、孝廉，相当于古代的贡士；如果限定年龄，然后再选取人才，那么年老的吕尚（姜子牙）、年幼的周朝王子就不能彰显于世。现命令各郡、各国选拔人才，不受年龄限制（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者只要通晓经典、学术，官吏只要通达文案、法令，得到后都应该试用。有关的部门要纠察弄虚作假的人。”（《资治通鉴》卷69）
魏晋弊端
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认为，出身高贵者多为君子，出身卑微者多为小人，所以主张以门第取士。
司马光评论道：选拔举荐人才的方法，先门第而后贤才，乃是魏、晋时期的一个深深弊端，然而历代相袭，一直不能得到根本改变。（先门地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君子与小人的划分，不取决于出身的高贵与卑微，今天说来，这已经属于愚者和智者的共识。但在当时，以北魏孝文帝的贤良，却仍然打上了这一弊端的烙印。所以说，能够明辨是非而不迷惑于世俗偏见的人实在难得啊！（《资治通鉴》卷140）
亲民官
唐太宗说：“为朝廷养护民众的人，担任要职的是都督、刺史，我常常将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无论是坐还是卧，都可以看到。一旦获悉他们在任上的善恶事迹，便一一标注在各自名字的下方，以作为罢黜和调迁时的考备。县令尤其与民众接近，不可以不选择。（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于是命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举荐能够胜任县令的人，以便自己掌握这些人的姓名。（《资治通鉴》卷193）
宰相的职责
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求天下贤才，因才授官，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辞讼案情，日不暇接，怎么能帮助我求得贤才呢？”为此太宗下令：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资治通鉴》卷193）
荐贤为国
唐朝武则天当政，命令每个宰相举荐尚书郎一名。狄仁杰荐举自己的儿子狄光嗣，朝廷任用他为地官员外郎，事实证明他很称职。武则天高兴地对狄仁杰说：“您完全可以比拟春秋时期举荐自己儿子的晋国大夫祁奚了。”（《资治通鉴》卷206）
武则天曾经问狄仁杰：“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位杰出的人才委以重任，您看谁合适呢？”
狄仁杰问：“不知道陛下想让他担任什么职务？”武则天说：“我想让他担任将相。”狄仁杰答：“如果您要的是文采风流的人才，那么苏味道、李峤就很合适；如果您要的是出类拔萃的奇才，那就只有张柬之了，他的年纪虽然老了一点，但却实实在在是一位宰相之才。”武则天提拔张柬之为洛州司马。
过了几天，武则天又让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说：“几天前推荐的张柬之，您还没有任用呢。”武则天说：“我已经给他升官了。”狄仁杰说：“张柬之是作为宰相来举荐的，不应该把他放在司马的位置上。”武则天提升张柬之为秋官侍郎。过了很长时间，终于任用他为宰相。狄仁杰还先后向武则天推荐了姚元崇、桓彦范、敬晖等数十人，这些人都成了唐朝名臣。
有人对狄仁杰说：“治理天下的贤能之臣，大多出自您门下。”狄仁杰回答：“举荐贤才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荐贤为国，非为私也。）（《资治通鉴》卷207）
不受株连
武则天命令宰相们举荐能够胜任员外郎职务的人。韦嗣立推荐的人叫岑羲，说明道：“只是他受到伯父岑长倩的牵累。”武则天说：“只要有才能，又有什么可牵累的！”（苟或有才，此何所累！）便任命岑羲为天官员外郎。自此那些受到连坐的人开始得到提拔任用。（《资治通鉴》卷207）
私情
唐玄宗时，姚崇担任宰相，声望很高。左拾遗张九龄给他写了一封信，说：“选用的人应当有才能，是为政的大原则，与有才能的人共同治理国家，是人们所希望的。没有人不想用人才，用人者也并非没有识别人才的能力，之所以出现失误，是由于举荐人才摆脱不了私情（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又说：“自从您担任宰相重任，掌握用人大权以来，那些浅薄无能之徒，伸长脖子踮着脚跟，向您围拢过来，他们或者走您的亲戚的门路，以求在您面前说好话，或者走您的宾客的门路，以求在您面前通融。他们中间不能说没有人才，然而怕是已经迷失在无耻之中了。”姚崇赞赏并采纳了张九龄的建议。（《资治通鉴》卷210）
只问才器
唐宪宗时，李绛任宰相，调京兆尹元义方任坊观察使。元义方到宪宗跟前告状，说李绛徇私，调离他是为了安排自己的同年许季同为京兆少尹。宪宗责问李绛，问：“人们对于自己的同年一定会抱有私情吗！”李绛答道：“所谓同年，就是五湖四海的人因为科举考试被同时录取而偶然形成的关系，有些人是在进行复试后才认识的，这里又能有什么私情！陛下不嫌弃臣愚钝，让我充数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衡量人们的才能授予官职。如果有人确有才能，即便是自己的兄弟子侄也要任用，何况同年呢！因避嫌而舍弃人才，纯属明哲保身，而绝非出于公心。（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宪宗说：“好。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徇私情。”遂催促元义方前去就任。（《资治通鉴》卷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