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三兄弟不愧为洋博士、银行金融家，他们的商业活动，还有多种组织和投资计划。1936年宋子文组织中国棉业公司，1937年确定公司资本1000万元，分为1万股，大部分由上海的银行认定。中国银行4430股，交通银行3000股，其次是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资金。上海银行界头面人物是该公司的董事，包括钱永铭、周作民、贝祖诒和宋子文等人。公司的业务名义是经营纺织厂，实际主要活动是商品买卖和进行投机。该公司在上海物品市场上很活跃，开张的第一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公司之一，原棉交易总额达1300万元，经销纱布约500万元，信托业务为300万元。《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949页。
有人说：宋子文从事许多“私人”商业活动，依靠的主要是同南京政府的关系及其控制的银行资源，他的公事和私事是很难分开的。
据有关史料记载说：
1936年6月广州分裂运动失败，南京政府竭力加强对广东省的控制。
1937年春，宋子文在去广州改组省财政之后，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新公司决定资本1000万元，宣称从事对华中华南大米进口、生产、运输和销售业务。宋子文为董事长，董事有孙科、宋子良、宋子安、吴铁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和银行界的宋汉章、唐寿民、王志莘等。
华南米业公司最重要的精力是供应华南饥荒地区的大米。1937年春华南地区大米奇缺，百姓茹草度日，这给他们谋取私利提供了较好的机会。
1936年秋，南京政府为解救“两广”饥荒，曾从东南亚免税进口200万担大米，计划经过半年的考虑，1937年4月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及米业公司董事吴铁城批准免税大米由广州进口，这样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大米进口。该公司自称它的宗旨是为开发国内大米销售市场，实则进口洋米乃是它的业务大宗。1937年春，宋子文确曾指示过在浙江、江苏和湖南采购大米，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稻谷丰收，米价低廉。
1936年底，宋子文想发展他的故乡海南岛。海南岛计划和米业公司成立的情况相似，也是亦公亦私性质，既为国家又为个人。宋子文希望南京政府增强对海南控制，以阻止日本入侵该地区，当然也希望开发海南岛的经济。同时，宋的计划也为了个人投资以赚取私利。1936年6月他到海南岛开始执行这一计划，后因抗战爆发而中止。
宋子文对广东银行的侵吞，是宋氏拥有“私家钱庄”的开始。广东银行原为一家颇有影响的侨资银行，1935年因债台高筑不得不宣布倒闭。宋氏兄弟乘机筹集资金注入该行，进行投资改组。宋子文成为一大股东，其小弟宋子安被“选举”为董事长，而人事业务等大权实由宋子文把持。
接着，凭借这“私家钱庄”，宋氏兄弟联合兼并了旧中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宋子文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觊觎日久。早在1931年9月，宋便提出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南洋三分之一的股份，公司财权交由宋氏人物掌握，但提议遭简氏拒绝。至1936年，由于英美公司的竞争，南京政府实行的税收政策的不合理，加以家族内部的矛盾，南洋公司在经营管理和财务上遇到了困难。1937年，宋子文以“建粤银团代表”的名义与简家达成合约：简家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股份27万股中的14万股，以每股五元的价格出让与宋；并将“其余股份全数，连同股权”，交由宋“自由支配处置及运用”；双方全部股份，由宋“暂交广东银行代为保管”；简家所有余股，“非经乙方（宋）同意不得转移或出卖”。烟草大王惨淡经营数十年的公司，就这样以区区70万元的价格归到了宋子文的名下；而且这70万元，也是由宋子安掌握的广东银行代垫，宋子文本人未出分文。1937年4月27日，公司召开改组后第十七届股东会议，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由原来的总经理制改为董事长制。原章程中规定“总经理统掌公司一切事务而负其责任”、总经理“由董事会选任之”，修订为“董事长主持本公司一切事务，对外为本公司代表”、总经理“由董事长于董事中选任之”、“总经理秉承董事会之命处理公司一切事务”。宋子文被选为董事，其弟宋子良、宋子安也进入董事会。28日，公司举行第十八届第一次董事会议，宋子文被公推为董事长。旋即，在宋子文的旨意下，公司总经理及大部分处、分公司主任纷纷易人。南洋简氏兄弟烟草公司从此成了宋氏兄弟烟草公司。美籍作家小科布尔在《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书中指出：“次月财政部宣布实行新的四级烟税制，各级烟的税率都提高，高级烟比较低级烟增加的百分比较大。按箱计，每箱值100元的增税25%，每箱值800元的增税167%。新税制因此有利于中国烟厂。1937年6月，南京政府突然关心进口纸烟的税率问题，宣布进口各级纸烟一律增税80%，虽无直接有力的证据，但看来宋子文购买中国最大烟草公司才使南京政府采取有利于中国工业的政策，而中国资本家以前关于改变征税的请求却一直无人理睬。”
有专家指出：“官僚资本有三个具体形态，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形态，一是官僚支配资本形态，一是官僚使用资本形态，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资本所以成型为官僚资本的具体内容和条件。”“官僚资本的上述三个形态就某一方面或其活动的归结来讲，似以第一形态即官僚所有资本为基本形态，因为对公营资本做自利的运用，对私人资本做自利的控制，无非是想使其所有资本形态迅速扩大起来。但从另两方面或从其活动机能立论，则第二第三两资本形态，不但同样重要，甚或更加重要，没有这两个资本形态，第一资本形态，也许根本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也恐怕难得成为官僚资本。”宋子文恰恰是通过后两个资本形态即借着“公营”事业的经营，从中渔利，以及对私营企业的“俘虏”，将两者作为其所有资本形态扩大的两大来源，而后再进一步发展他个人及家族的企业，从而使宋记企业带有很强的垄断性。在三四十年代，宋子文联合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些亲信，开办了许多公司。“抗战前，宋家开办有中国棉业公司、华南米业公司、国货公司、中国物产公司等；抗战期间开办有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实业公司、西南运输公司、雍兴实业有限公司、环球贸易公司、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等；抗战结束后开办有孚中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利泰公司等。”
在宋子文的带领下，宋子良、宋子安在金融、工商界的势力迅速扩大。据《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书中说：“到1937年，与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所谓‘私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宋子良、杜月笙以及二十来个职位较低的政府官员，一跃成为上海工业、商业、金融活动的枢纽核心人物……就宋子良、宋子安来说，他们已经成为非常有权势的人物，人称‘宋千万’，在三大国家银行中担任要职，已积有大量流动资金；担任中国建设银公司和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握有全权保证投资盈利；作为上海工商贷款检察会委员，有权给予或否定对企业生死攸关的紧急贷款；作为钱业监理会委员，对所有上海钱庄的虚实证信，他说了算；作为七星公司成员，他能为那些在股票、金融商品交易所中琢磨涨落行情的投资者提供机密消息。资本家请宋子良在他公司中投资，参加董事会，分享利润，是期望从宋那里得到巨大的好处和利益。至于建立这种关系的代价，就是企业主要把他前所拥有的独立判断和行动的大部分权力交出来。”
俗话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被排挤出国民党权力决策中心的宋子文，在经济中“大显身手”。凭借和国民党当局的特殊关系，凭借他在政界、财经界的影响与实力，宋子文从此成为中国金融界的重要人物，宋家的家业则从此“兴旺发达”。近代中国官僚资本作用的后果之一是政治资本化，把官僚资本当做保持政治权势的手段，和把政治权势当做取得官僚资本的手段，本来是有其内在因果联系的。
该是怎样评价宋氏三兄弟呢？有人说他们是中国工商业界促进派，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说他们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是十恶不赦的国家蛀虫。不管怎样说有一点可以说明，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使殖民地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工商业（民族工业）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这一点是事实。在南京政府官僚资本扩大的基础上，自己也发了财，这也是尽人皆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