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社会观念建立在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的模式之上。他们的思想受制于习俗、礼仪、特权等等。例如对于我们所说的很正常的男女一般交往，他们却视之为很荒唐的行为，是绝对禁止的。在大清帝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能使男人和女人像朋友一样交往和娱乐的社会活动或聚会。
中国人很少花时间去消遣娱乐。生活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来说，就是和饥饿作永无休止的斗争。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星期天和其他休息日。他们每年只有三个固定的休息日。婚丧嫁娶最让他们感到兴奋，因为他们可以在婚礼或葬礼上吃到一两盎司的肉，这在他们一成不变的白米饭和大白菜的生活中是最为奢侈的梦想，同时还可以享受到茶水和香烟。如果他们半天不做工就意味着要饿半天的肚子，而且他们似乎缺乏机会和能力去享受所谓的社会娱乐。这个社会的中产阶层看上去也十分忙碌，但是生活却容易很多。多数政府官员都非常悠闲，但是那些身居要职并且深受皇上器重的高级官员通常都要可怜的过度劳累。
有一次我询问一位朝廷的内阁官员，了解他的日常工作。这位官员就抱怨自己每天疲于奔命和应付，苦不堪言。他每天都要凌晨两点从家里出发，凌晨三点到六点在宫里当差，此时如果皇上有政务相询，一般会在黎明前召见他；作为军机大臣，从六点到九点他需要在军机处处理政务；他还出任兵部尚书一职，因此从九点到十一点他必须去兵部理事；作为都察院督察史，他必须每天在午间十一点到下午两点之间去都察院露露脸；另外他还在总理衙门身兼要职，每天下午两点后必须去总理衙门办公，直到五六点钟。
以上就是他通常的日程安排。除此之外，这位官员通常还会接到一些额外的差事。例如接受皇上的政事咨询，或处理其他需要付出额外劳力的事务。所有事务混作一团，他必须见缝插针，将它们都处理好。他抱怨说自己从没有在晚上七八点以前回过家，他和他的家人只保持着名义上的关系，因为他几乎从没有和他们一起吃过饭，对于家人的了解远不如对皇上和政务的了解。他倒是对那些不同衙门周围的饭馆非常熟悉，因为处理政务的间歇之余，他经常在附近的饭馆里吃饭休息。在我们结束谈话的六个月之后，这位官员就去世了。在我看来，他的死完全是过度的奔波劳累所致。许多其他很有能力的中国官员也以同样的方式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事实上，他们也根本不可能摆脱这样的命运。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皇上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身为臣子，他们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超负荷地消耗着体力和脑力，直到体力不支、脑力衰竭或者二者俱废，他们便提早进入坟墓。这类人与中国的正常的社会生活根本无缘。
中国人的社会观念建立在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的模式之上。他们的思想受制于习俗、礼仪、特权等等。例如对于我们所说的很正常的男女一般交往，他们却视之为很荒唐的行为，是绝对禁止的。在大清帝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能使男人和女人像朋友一样交往和娱乐的社会活动或聚会。如果不对中国传统的礼仪习俗进行彻底地改革，这种正常的男女交际聚会活动便永远不会存在。在中国男女交往必须遵循“男女授受不亲”的准则，绝不允许标新立异。
对于中国人，即使是多年好朋友之间，也从不询问对方家庭中女性成员的健康、生活起居等问题，更不会以其他任何方式提及她们。即使是问一句“您的妻子好吗？”这样在世界其他任何都国家通用的客套话，他们也会认为这是对他极大的不尊敬，是对他人格极大的侮辱，谈话双方甚至会反目成仇。世交多年，感情深厚的老人之间闲聊，也都尽可能只谈及对方儿子的情况，都绝口不提对方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哪怕只是谈论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子的话题都不可能。他们涉及这个敏感话题的最接近的词可能就是“您家人”这三个字。实际上这三个字的含义相当模糊。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中男女大防的习俗，下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1875年5月，北京得到消息说中国驻美国的一位官员与一名美国女子喜结良缘。得到消息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和我刚好到总理衙门办事。大使告诉我，他想就清朝外交官的婚事向总理衙门的官员表示祝贺。我忙向他建议说，这样做有悖与中国的社会习俗，可能会引起误会。然而，当我们像平常一样在总理衙门入座上茶，大家开始例行的客套寒暄时，大使出乎意料地要我向总理衙门的领先大臣恭亲王翻译以下的话：“中美两国的关系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得到了良好发展，而最近那名优秀的中国官员与美国姑娘的联姻，将把这种关系大大向前推进一步。”我再次提醒大使，但在他的重复要求下，我只好将他的话翻译成中文，重述给恭亲王。当时围坐在圆桌旁的除了恭亲王、大使和我外，还有六位白发苍苍、受人尊敬的内阁大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衙门里一片死寂，每位大臣都盯着自己的茶杯看，没人接话。最后还是恭亲王抬起头，盯着我默默看了一会儿，接着叹了口长气，说：“今日天气真热！”这就是我们那位大使好心好意却不合时宜的祝贺得到的唯一回应。
中国的社会风俗不仅禁止男女两性同时参加集会，而且即使是夫妻双方也不能在公共场合同时露面。只有在少数特殊情况下，例如全家人要作长途旅行时，这个禁令才能稍微放宽。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家族中的女性成员也要有专门的奴仆来照顾她们的旅途生活，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必须尽量避免与其碰面。事实上，在中国，每个人都固有的两性夫妻关系、亲情关系普遍受到漠视，讳莫如深。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种关系的客观存在，但没有人敢主动提及它，更没人敢公开认可它。中国的男士极少和他的夫人一起逛街，即使偶尔有之，他也绝不会和他的夫人并肩而行，而是尾随其后。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和他的夫人同乘一辆马车。如果他那样做，那将会对他的个人名誉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发生在北京的一次外国人和几名中国骡夫之间的口角争执就很能说明中国人对夫妻关系的那种东方式偏执。几名外国人准备乘骡车（两头骡子拉的大车）外出作五天的长途旅行，其中有一位绅士希望和他的妻子同乘一辆车，以便旅途中相互作伴。而且只要稍微挤一下，一辆车是完全可以容下两个人的。但是车夫们立刻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拒绝搭载他们上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做法突破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在旅途中他们会因此遭受别人的嘲笑和责骂。他们甚至还暗示，即使那位外国人一点也不在乎自己和妻子的名声，他们也要保护自己的名声，不会接这种招惹是非的活儿。因此，无论外国人怎么解释，加再多的钱，他们都无动于衷。在这些车夫看来，这不是金钱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最后这个外国人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自己的要求。
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相类似的一件事情同样值得一提。因为它说明我们对于两性之间社会交往的观念与中国人的看法有多大的分歧，同时它还说明，与他们传统观念相悖的做法会给他们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事情是这样的：中国留美学生事务所设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Hartford，Conn.），它负责处理数年前由清政府公派到美国留学生的各种事务。这些年轻的学生中有的经常去教堂和主日学校学习。一天下午，有名学生从教堂出来后，按照美国的习俗和一名年轻的美国女孩结伴而行。这对年轻人恰好碰到留学事务所的乘车外出的长官，这位年轻的学生先摘下帽子，然后彬彬有礼地向自己的长官鞠躬。作为保守的儒家弟子，这位长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自己负责的一名学生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和一名既不是他亲妹妹，又不是他的堂妹或表妹的年轻外国女子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他认为，仅这一事实就说明这两个年轻人道德败坏，无可救药。而且更可恶的是，那名年轻人居然在自己面前厚颜无耻地摘掉自己的帽子。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礼仪的严重破坏。长官认为自己需要对学生的教育和道德负责，最终将此事上报给了中国政府。结果北京方面的看法与那名长官的看法不谋而合，都认为那批留美的中国学生已经基本丧失了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这一事件加上其他一些更严重的原因，最终导致了中国留美学生的全体撤回，留学项目也被终止。
中国妇女从事大量的工作，并且还负担许多其他的社会责任，但这些事情完全局限在她们的圈子之内。和世间其他地区的女性一样，中国妇女也对穿着打扮等事情非常着迷，相互之间经常互相讨论。尽管中国妇女服装的裁剪制作方式几个世纪以来从未改变，但是服装的样式风格和装饰却年年更新，不停变换。她们仅在自己住处附近非常幽僻的地方购买所需的一切物品，一般不会去其他地方买东西。据说中国妇女不仅会赌博而且还会“公开”地吸食鸦片。但对于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我却没有确切的证据。很难想象，中国妇女待在家里或聚在一起和下午茶时，她们有什么娱乐活动，如何打发和消磨时间。她们无需劳动，因为她们有奴仆来打理一切家务，她们中也没有人会读书写字。作为养尊处优的女性和长期脱离劳动的标志是她们都将自己的指甲留得很长。指甲长到难以置信的长度后，她们不得不带上金银打造的指甲套。中国的指甲套很像妇女们缝纫时所佩戴的顶针，也就是说，它像顶针一样很合适的套在手指上，顺着指甲弯曲的曲线自然地延伸开来。另外有些指甲套上还悬挂着一些用细链串起来的小铃铛。这种装扮极大限制了中国妇女的手指活动，因此她们不能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妇女一样，制作一些琐碎无赖的小玩意儿来消磨时光。
贫困阶层的妇女则把全部精力和心思都放在家庭琐碎、吃穿住行方面。的确，她们也喜欢在夏天的树荫下或者冬天有阳光照射的土墙边，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聊家长里短和四邻的八卦。但是她们头脑中根本没有类似西方思想中公共聚会的概念。有一次，一个外国女士邀请了几位住在附近、彼此相熟的贫困阶层妇女，来陪自己打发下午时间，并准备了一些小圆面包和茶水来招待她们。茶点端上桌后，女主人因为有事要离开房间一会儿，就招呼客人自己随便吃东西。结果，等她回房间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这些客人在仔细地将面包分成人手一份并将多余的一个面包放在桌子中间后，每个人都端着自己的茶点各据一角，默默地享用自己的东西。
在中国农村，一些两性之间的严格区分和清规戒律在某种程度上被淡化，搁置一边。春节和中秋时，村民会自发地募集一些资金，用来搭造廉价的戏台，然后请一些走街串巷的戏台班子来演出一两天。村里的各家各户男女老少都可以来看戏。但是妇女和女孩子必须小心翼翼地坐在为她们预留的专属区域，与她们公开接触的机会是非常少的。在大一些的城市，女性有时也会去有固定关系的戏院子，在那她们也必须坐到专属她们的、被严密遮盖的包厢里去。在农村，男女老少都要在黎明一起下地干活，直到到傍晚收工回家，在这样的环境里，男女之间的自由接触依然是不可能的，与隔离相对宽松一点的城镇一样，这种交往仍然受严格的控制和监督。在一起下地干活的人群中，老年妇女们总是用敏感锐利的眼光盯着那些年轻的男女，注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使对方如芒刺在背，不能肆意交谈。
除了两性之间的严格隔离外，还有其他原因导致我们西方人习惯的许多社会交往中高层次的乐趣和享受在中国不可能存在。因为这些乐趣和中国人观念中的娱乐截然相反。据记载，第一位出使美国的清朝官员某次被邀请出席美国为他举办的一个招待会，其中舞会是招待会的主要内容。那位官员以无法掩饰的惊讶神情看着眼前一对对热情奔放、活力四射、翩翩起舞的人们。他们那潇洒肆意的舞姿与他们做工考究、优雅精致的奢华服饰形成鲜明的对比。欣赏一会儿后，那位官员把头转向他的一个朋友问到：“这些贵宾为什么要做这些苦力劳动？难道他们不会花钱雇佣其他人来做吗？”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已无从考究，但即使它不是真的，类似的事情也可能发生过，因为它准确地反映了东方人如何看待我们西方观念中社交的乐趣，他们的观念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模式之上。孔子和儒家弟子是他们生活中的楷模。作为一个正人君子首先要做到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品德高尚、举止稳重，表现出尊严高贵的模样。快步行走不合礼仪，拔腿便跑更是堕落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如果一群男人在打磨得溜光铮亮的地板上旋转舞蹈，那他们无疑是神经病。如果是男女在那手拉手、臂挽臂地跳舞，那么按照中国人的社交礼仪和道德观念来评价，他们的行为完全与中国的道德传统背道而驰。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女性不应该享受正当的娱乐活动，更不能像男人一样参加高强度的户外运动以消遣时光。
中国的男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能自由地相互拜访，消遣娱乐。但是他们矫揉造作的繁文缛节，就如其他章节描述的那样，令人不胜烦恼，疲于应付。主客之间嘘寒问暖的客套、细小繁琐的礼仪，反而使待客多了虚情假意的味道，少了真心实意的感觉，因此也使得待客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不是轻松愉悦的享受。比如说，一个人去拜访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会在家门口迎接他，他们两个人要花五六分钟的时间来互相谦让到底谁先迈进门槛，这在中国这个讲究礼仪的社会是普遍存在的。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用争执，对于谁先跨进门槛，彼此都很明白，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客人进门以后必须要与主人再三揖让一番，当客人入座以后，无论他是否口渴，一杯茶水必定先送到他面前。另外，在交谈中，双方都必须要察言观色，掌握好分寸。从拜访朋友时涉及的这一切礼仪习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中国的社交都得包含这些内容，那么中国的社交活动就很容易变成沉重的负担，令人生厌。
很多中国士大夫都有大量精美的藏书，这些藏书大多是中国古代作者的经典之作。这些文人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知识渊博，谈论起来如数家珍，见解独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中国古代的瓷器、玉器、钱币、字画等有独到的研究，造诣深厚。如果遇到同样对这些领域感兴趣有研究的人，他们往往会将其引为知己，欣喜不已。当与中国文人谈论类似上述古玩字画等问题时，外国人就会很自然地发现自己成了小学生，而中国朋友成了老师。他们会向外国人展示自己对这些领域的精深的研究，会很耐心地向这些学生介绍自己研究的每一个细微环节，让自己的学生大吃一惊，然后对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
对于那些西方观念根深蒂固的外国人来说，如果想对中国人有全面了解，并与之友好相处，那么就需要有实际经验、对中国有全面了解的人为他们开设一门有关这个方面的指导课程；而中国人如果想处理好与西方人的关系，也需要如此。双方都要持宽容的态度，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因为双方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迥然不同，双方的思维方式也大相径庭，各自的价值观、取舍标准也是因人而异。总而言之，双方都会认为对方在许多事情愚昧无知。因此，双方只有通过长期的相互接触和了解，才能成为和睦相处的朋友。举个例子，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具有正常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的人会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同时他也不知道，如果想从纽约出发前往北京，无论是自东向西走还是自西向东走，最终都会到达目的地。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华帝国内就有不明白这些道理的人。人们也难以相信，一个有敏锐洞察力的政治家会既不知道万有引力定律，同时还坚信日食和月食是由于天狗试图将太阳和月亮一口吞掉的结果。这种情况是确有其人的。还有一种现象令我们大惑不解，即有许多在文章写作风格上因优雅精炼、独具一格而颇负盛名的文学大师，却对组成一个人教育体系的最基本内容一无所知。此类人在中国也是有很多的。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一般都是由通过了各级科举考试的文人组成。他们喜欢和擅长辩论。他们拥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思维方式，总是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我们看来有时很奇怪甚至是荒唐的理论基础之上。他们思维敏捷、见解独到，能迅速抓住对方观点中的瑕疵和弱点，然后对此充分利用。但是，如果谁能从儒家著作中旁征博引，他们就会屈从和让步。多数情况下，他们能使双方的辩论结果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因为他们往往是在双方共同认可的基础之上，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争辩内容加以阐释，使自己在同对手的交手中占上风。正因为这一特点，中国士大夫之间的争辩，才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能使我们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以盲目轻信去取代普遍公认的一般原则的程度。
有一次我和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对一个问题争论了几个小时。这名学者在朝廷中被人推崇备至，他认为狐狸神通广大能够按自己的意志随意转化成人形。我们就这一滑稽而诡异的话题唇枪舌剑地战了数个小时，但最后谁也无法驳倒说服对方。但是过了一会儿，那位我的朋友兼对手的官员突然说：“您能解释一下发生在北京的那件真人真事吗？您本人对那件事的来龙去脉也非常了解。几年前的一个晚上，英国大使馆的一名士兵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听到院子里有狐狸的叫声，于是他重新穿好衣服，抓起一杆枪，告诉自己的妻子说他要把那只狐狸打死，然后他就出去了。过了一会，他的妻子听到了一声枪响，接着她就陷入睡眠中。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士兵的妻子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丈夫还未回到房间。过了一会儿，另外两名士兵将她丈夫的尸体抬了进来。尸体是在一丛月桂下面发现的，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脑袋，那杆枪还倒在他的身边，而狐狸早已无影无踪。现在，您打算怎样解释呢？”我的对手似乎胜利在望得意洋洋地继续说：“事情的真相不是已经大白了吗？那名士兵在月桂丛里追逐狐狸，就在快要抓住狐狸的时候，那只狐狸眼见自己就要被抓，于是它灵机一动，立刻变成一名男子，从那个士兵手里夺过枪，然后朝他头上开了一枪，接着狐狸又恢复原形，溜走了。对于这些事实，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说完他得意洋洋、信心十足地等我回答。我的回答，也是唯一的解释和答案就是，我承认他所叙述的事实，这些事的确是几乎每一位北京人都知道的，但是他的结论我绝不敢苟同。因为他说狐狸变成人然后将士兵杀死完全不是事实，而是主观猜测。我认为事情是这样的，那晚，那个士兵趴在月桂丛中，手脚并用、匍匐前进，而且他马虎的把枪拖在身边，枪口正好朝着自己的头部，碰巧一根树枝挂住了扳机，枪走了火，子弹飞进了他的脑袋。我们的争论就此结束，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认同自己的观点。虽然这位中国官员在那件事情上的自然知识少得可怜，观点也古怪离奇，但在其他事情上，他不失为一个聪明睿智、心胸开阔的政府官员。
中国人的客厅和书房一般都布置得典雅别致，尽管以我们的观点来看未必舒适方便。让我们旧话重提，继续探讨一下中国社会对家族女性实施的严格隔离的话题。当访客走到主人的书房或客厅门口的时候，他应当事先咳嗽几声告知对方有客到来，以便房里的女性有足够的时间在他进屋之前避开。中国人对于他们的儿子特别引以为豪，客人来访时，他们可以在场。家长们总是以无所谓、轻描淡写的语气介绍自己的儿子，说上一些“犬子愚钝”、“孺子不可教也”之类的客套话。显而易见，那些话不过是掩饰他们骄傲和自豪的面纱而已。赢得一位已为人父的中国人的好感并与之建立友好关系的捷径就是，有可能的话，去他家里亲自拜访，当他的面儿，对其儿子们大加赞赏。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外国人和当地人之间的一切社会交往都是严格限制在同性之间。不管怎么说，这都是让人遗憾的事情。除非中国人的社会风俗、社交礼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松弛，使之与西方的习惯做法相一致，否则这种状况是不会有所改变的。而且这种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欲速则不达，鲁莽激进的变革往往会适得其反。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所谓的国际集会都是单调乏味、极其无聊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它们缺乏只有女性才能带来的那种优雅柔美、机智俏皮的氛围。我们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富有哲理理念的头脑去容忍这种现象的存在；或者换个说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这些滑稽可笑的现象长此以往地为我们的宴会添加招人厌烦的成分。
在中国人为外国人举行的宴会下，客人总会发现自己完全处于主人的控制和摆布之下。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西方人的截然不同，每道菜都各具特色，餐桌上主人和客人之间的礼仪答谢也与西方做法千差万别。因此，这种宴会使西方人疲于应付，感到异常乏味，还会因他们种种无知、滑稽可笑的动作而妙趣横生。这些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可能也是美食艺术的高手，然而在中国，面对以奇怪方式烹制、以奇怪方法进餐的奇怪食物，进餐时他们都成了胆战心惊的小学生。例如一位美国人在中国的餐桌上，他可能会为用一双筷子夹住自己碗里的一粒米饭而绞尽脑汁，满头大汗；而当他回到自己国家，邀请先前的主人来自己家做客，在餐桌上看到这位客人经历无数次尝试仍然无法很好地使用刀叉而不得不放弃，转而改用天然恩赐的十指时，这位美国人心里终于有了报复的快感。
招待异国贵宾时，人们总会从其中发现许多乐趣并且得到感悟。我有幸在北京招待过一位尊贵的朝鲜客人，他是朝鲜的内阁大臣之一，那时作为朝鲜每年朝觐中国皇帝的使团领队来到北京。这位外交官仪表堂堂、彬彬有礼，给人精明能干的感觉。由于在学术和文化方面知识渊博、见识不凡，当时他享有很高的声誉。就在那个冬天，他第一次看到照相机，并尝试拍摄了自己的第一张照片。同时他对煤油灯也一无所知，而且他完全不相信煤油灯里燃烧的煤油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他也从没有见过西方建筑，更谈不上进入其中，因此我们房间里各种各样的摆设和装饰对他来说都非常有吸引力。当坐上装有弹簧的软椅时，他表现得非常吃惊，完全不见往日的沉着稳重。在我为他和他的同事举办的晚宴上，这两个朝鲜人小心翼翼地观察餐桌上其他人的举动，然后模仿那些他们完全不熟悉的餐桌礼仪和进餐动作应付餐桌上的食物，看起来可怜兮兮。在宴会进行的中途，他们向我解释了朝鲜人的餐桌礼仪，并要求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进餐，我答应了他们。那种朝鲜礼仪开始看上去非常有趣，后来却出人意料，让人哭笑不得。他们是这样做的：每位朝鲜客人都将自己的随从叫了进来，这些随从站在自己主人的椅子后面。因为这些随从并不参与宴会上的活动，因而他们的存在最初看上去只是一种点缀或者说是主人等级和尊贵的标志而已。然而后来证明，他们站在主人身后的位置是有好处可捞的。每当主人享受过他们中意的菜肴后，就将自己盘中所剩之物或者是手中剩余的东西全部从肩头递给自己的随从，这些随从就能享受那些食物。例如，上来一道炸鸡排，主人就将自己啃的还有一点儿肉末的鸡肋骨递给自己的随从，随从就会将鸡肋骨啃得干干净净，再将骨头郑重其事地扔在地毯上。
这看起来非常有趣，但是我的地毯却遭了不少罪。然而，我的报复很快就来了。对那些随从来说那是个倒霉的时刻，金洪基（ChinHongChi）阁下将自己剩下的一根硕大的法国芦笋的茎秆递给了自己的随从。在此之前，金洪基模仿其他绅士的吃法消化了这根芦笋，似乎吃得非常满意。但是那位可怜的随从就没那么幸运了。这位勇敢的随从试图将这个奇怪的食物咀嚼吞咽下去，结果弄得满脸乌漆抹黑、不堪入目。这让我感到非常抱歉，因为我的原因让他出了洋相，失去了东方人的礼仪风度。这位倒霉的随从离开时很可能对西方人那糟糕透顶的口味感到非常不满：他们竟然将煮熟了像玉米秆一样的东西浇上黄油，端上桌给客人食用。同时他还可能会对外国人嘴巴的坚硬和牙齿的锋利感到吃惊，因为它们竟然能把在他看来坚硬无比、令人生畏的食物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