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松培
在独山子炼油厂的历史上，1954年到1964年是起步、发展的重要时期。胡涵秋同志是这一时期独山子炼油厂的主要党政领导人之一，他呕心沥血，运筹帷幄，对独山子炼油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0年9月，我从红山嘴探区调回独山子矿务局办公室当秘书。不久，矿务局与炼油厂合并，我便成了炼油厂办公室的秘书，直到1962年初调回矿区党委宣传部为止，在胡涵秋同志身边工作了一年多，直接受到他的教诲和帮助。过去手边记录的一些资料，文革动乱中都丢失了，现在仅凭一鳞半爪的记忆写出来，以纪念建厂50周年。
一
1955年初，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独山子矿务局工作，到矿不久，就参观了独山子炼油厂。那时候的炼厂是中苏合营时期建设的，只有年处理量7万吨的常压蒸馏和与之配套的单炉裂化、釜式焦化、小沥青装置，较之山沟里的老炼油釜已有很大进步，但设备仍然十分简陋。1955年10月，克拉玛依一号井出油，新疆石油工业开始了大踏步的前进。独山子炼油厂从1957年起就不断扩建、改造。新常减压、双炉裂化、二焦化、三焦化、沥青等装置相继建成投产，热电站、供排水、成品库等配套工程亦相继建成，到1960年已成为一座中型炼油厂了。
当时由于技术素质不高、制度不健全、生产管理跟不上，生产事故频发，车间干部、厂部机关的技术人员，没有一个人的眼睛不是布满血丝，没有一个人能休息，过节放假，没有一个人不是穿着油污的工作服跟着工人们操作或是随时准备进厂处理事故。胡涵秋同志看到这一切，心痛、内疚。他曾对我说：“小赵，你看他们（指车间干部们）多辛苦，恐怕只有到我这来开会才有休息的机会。我们要想办法减少事故，安全生产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一次他和江仲怡同志（原副厂长兼裂化车间主任）谈话时还说：“老江，事故是多，我光批评你，你回去光批评工人能解决问题吗？要想办法。”196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独山子矿区党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号召各级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去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胡涵秋同志通过调查研究，感到要改变生产上的被动局面，减少事故，必须尽快提高工人的技术素质。于是，他提出了大搞岗位练兵、安全生产、消灭事故隐患的意见。各车间的工人立即行动，掀起了技术练兵的热潮。工人们采用钻管沟找管线、画流程图、背流程、背操作规程、岗位技术问答、开展事故预想、班前班后讲安全等各种形式来学技术，并且开展友谊竞赛活动，涌现出徐文章、何仲良等一批安全生产先进人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工人技术素质大有提高，事故也大为减少。以后全厂又开展整顿设备的活动，五好设备、红旗泵房、无泄漏装置不断涌现，厂容厂貌逐步改观。
大庆油田的开发，甩掉了我国使用“洋油”的帽子，预示着石油加工工业将有一个大的发展。兄弟炼厂已引进了铂重整、加氢、催化裂化等称之谓“五朵金花”的深度加工装置。独山子炼油厂如何适应这一新形势，应该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开创新局面，才能够在全国同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胡涵秋同志带着这个问题，参加了1962年石油部召开的局厂领导干部会议，会后到兄弟厂进行了参观学习。回到矿区后，他在干部会议上说：“我们独山子炼油厂在全国是个小厂，我们到部里去开会，不能老坐后排，只有有了拳头产品，才有发言权，才能站住脚。”他主持讨论确立了以生产军用油品为纲，深度加工，吃光榨尽的指导思想。“以军用油品为纲”这是独山子炼油厂生产的转折点。1960年时，独山子炼油厂曾经是全国原油加工量最多的厂家（当年加工量为121万吨），但产品只是汽油、煤油、柴油、沥青、焦炭等“大路货”，品种少得可怜，加工深度也不够，大量的渣油被放入黑油池。如果利用克拉玛依低凝原油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大搞军用油品，扩大品种，独山子炼油厂对国家的贡献就会越来越大。由于指导思想正确，技术经济论证合理可行，得到了石油部和新疆石油管理局领导的支持。糠醛精制、白土精制装置迅速建成投产，扩大了微生物脱蜡装置，以后又建了延迟焦化、环烷酸盐类生产装置等，使生产装置逐渐的合理配套。同时，对常减压蒸馏、双炉裂化等装置进行了技术改造，增加常压塔的侧线，改槽型塔盘为舌型和S型塔盘，后又改为浮阀塔盘等等，使生产工艺前进了一大步。新产品从航空煤油开始，逐步生产了50#坦克柴油、环烷酸铝等军用油品，还有45#变压器油、光学刻线沥青、海底电缆沥青、环烷酸镍等，品种迅速增加到70多种。有的产品在国内名列前茅，有的产品远销国外。45#变压器油的质量超过了苏联、英国、美国的同类产品，环烷酸镍、环烷酸铜、冬用车轴油和12#机械油等产品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二
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知识分子总是运动对象，不少工程技术干部不是被拔“白旗”，就是顶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胡涵秋同志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与许士杰同志（原独山子矿区党委书记、矿务局局长）一样，可说是肝胆相照的，处处尊重他们，爱护他们，也严格要求他们。潘文瀚、袁名遂、龙守信，钟成禄、吕天德、向旭等一大批工程技术干部都愿跟他说心里话，他们说在胡局长领导下工作有劲头，有时挨了批评可心里痛快。
胡涵秋同志作风踏实，实事求是，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成绩是了如指掌的。1962年初，按照石油部的要求，矿区开展总结评功活动，每个同志都总结自己一年的成绩，订出下一年的规划。车间工人的评功摆好热火朝天，通过讲、摆，使大家看到成绩，看到光明，增添了干劲。机关的评功活动可就不一样了，特别是技术部门知识分子多，讲摆会开得冷清，谈自己缺点多，谈别人也轻描淡写。有一天晚上，胡涵秋同志特意参加了技术科的会，大伙一看有领导在场，发言的更少了，科长再三启发还是没人讲话。女工程师徐谦同志慢慢地说：“没人说我说，我1961年有两条成绩。第一学会了吃苞米面，第二生了个孩子，完啦！”她的声音虽然很低，但大家都感到震惊，都看着局长如何发作。出乎大家的意料，胡涵秋同志并没有批评她，而是用赞赏的口气说：“老徐，去年你干得不错嘛……”他一连串给徐谦列举了九条成绩，最后说：“一个女同志，要带孩子搞家务，还干那么多工作，不容易呀。我们炼厂年处理121万吨，在座的同志们都是出了大力的。要好好摆，把成绩都摆出来。”几句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尤其是徐谦工程师更是感动，她一边抹泪一边说：“原来我以为局长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情况，谁知道您竟然记得那么清楚。局长是把我们装在心里的。我今年一定好好干，争取更大成绩。”徐谦说到做到，1962年果然被评为矿区先进工作者。
胡涵秋同志从表面看很严肃，似难接近，实际上是平易近人的。他联系群众十分广泛，除了技术人员、基层干部，厂里一半以上的工人他都能叫上名字。尤其是老工人，他们的年龄、籍贯、哪年来厂的、过去干过啥、有啥特殊技能、脾气、爱好他都一清二楚。不管在什么地方，任何人都能和他说上话、开玩笑甚至发脾气。有一天，维修车间工人李发春老师傅一头闯进办公室，气鼓鼓的，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有什么事，他就进了里间。“胡局长，我不干了。”“谁惹你生气了？”我到里屋给李师傅倒了一杯水，他一仰脖子喝了，这时胡涵秋同志拿出前门烟给李师傅点着一支，停了老半天才又问：“老李，你说说，到底是啥事？”李师傅气消了些说：“我买不上火柴。”我听了差点笑出声来，心想，买不上火柴也找局长来发脾气，又不是小孩子。胡涵秋同志说：“商店有的是火柴，你怎么买不上？”“我下班，他们也下班，等我走到门市部，人家早关门了。我又不愿意用打火机，打火机要汽油，汽油是公家的，我不占小便宜。”“好！你先拿我的火柴去用，这事一定解决。”李师傅高兴地走了。
三天后的中午，下班的汽笛刚拉响，胡涵秋同志就匆匆忙忙地出了办公室，好像有什么急事。我有些纳闷，往常下班后很久他才离开办公室，今天怎么这样……下午一上班，迷就解开了。胡涵秋同志给我一张条子，让我亲自送交商业局王局长。条子的大意是，商店的营业时间要改一改，要与炼厂的上班时间错开，给职工方便。原来胡涵秋同志是亲自查了商店的下班时间，体验到职工买商品不方便才给商业局长写条子的。不几天，商店的下班时间就由原来比炼厂下班时间推迟半小时，改为推迟一小时了。
三
1960年以后，全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新疆也不例外，物资缺乏，生活供应紧张。由于独山子炼油厂在新疆的特殊地位，自治区在粮油供应上还是比较照顾的。工人粮食定量稍高些，干部就不同了，每人每月只有28斤半，还要节约一斤支援灾区。副食又少，食油一人一月三两，肉一斤，有时还供应不上。大米、白面很少，百分之七八十的玉米面，有时还带霉味，很难吃。不少工人、干部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浮肿病。面对困难，担任矿区党委书记、厂长的胡涵秋同志，一面组织办农场，搞代食品，千方百计改善职工生活，一面安排职工尽量不加班，劳逸结合，保持体力。可他自己呢？生活没有改善，也没有劳逸结合。
当时，由于支援大庆油田的开发，矿区调走了大批领导骨干，胡涵秋同志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他曾经对我们办公室的同志说过，过去许士杰局长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现在许局长走了（到大庆去了），我们要更努力地工作。他整天都在忙，不是开会，就是到厂里各车间转悠，晚上不到12点是不离开办公室的。有时候回家之前还要到厂里转一圈，不看一遍心里不踏实。有时候，干脆就在办公室过夜，休息两三个小时，又起来批阅文件或筹划第二天的工作。
看着他抽烟越来越厉害，身体越来越瘦，我们都十分担心。办公室的主任、秘书们都想办法，让他能多休息一会，或者能给他买点副食品补补身体。有一天，厂部机关从下野地拉来一车瓜，各科室都分到了，其他厂长的也都由我们办公室的同志送去了，我为胡涵秋同志挑的几个还没有来得及送。他从厂里回到办公室问：“哪来那么多瓜？”我说：“给你买的。”他一听严肃起来，说：“我不要，我家里多的是，你给我退了去。”我感到十分委屈。我知道他家里没有，心想，不就几个瓜么，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再说，大家都分到了的。我说：“大家都分到了。”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他又说：“王厂长、潘厂长他们都有吗？哈比都拉厂长也有了吗？”我说：“各科室都分到了，楼下收发室还没有卖完哩。”这时他口气缓和下来：“小赵哇，工作我们抢在头里干，生活上可不能抢先，分东西不能多吃多占，虽说自己掏钱也不行，要记住！”
1961年的国庆节，生活服务处的同志在外边买了一头猪，除了分给食堂为职工改善生活外，还留下二三十斤分给几个领导，给胡涵秋同志也分了几斤，这事情我并不知道。下午快下班了，他气冲冲地走进办公室劈头就问我：“你们给我办的好事！”他见我张口结舌答不上话，就说：“你去把张瑞华（办公室主任）给我找来。”我心里惴惴不安，还从未见过他发这么大火，我没办错事呀。张主任找来了，他关上门和张瑞华同志谈了约半小时。张主任把张凤楼同志（办公室事务员）叫走了。我摸不清出了什么事，又不敢问，事后才知道是为了猪肉的事情发脾气。张瑞华同志和张凤楼同志连夜把那几斤肉分成几份，分送给了几个处级领导才算完事。后来，张瑞华同志在一次党小组会上说，胡涵秋同志为我们做了榜样，办什么事都要考虑大局。有时候，我们是好心，事情却没办好，要记取分肉的教训。
胡涵秋同志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为炼油厂的发展呕心沥血，个人生活上艰苦朴素的事例很多，这些事例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学习和工作。胡涵秋同志在独山子炼油厂工作十年多带出的好传统、好作风，相信能够在独山子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1986年7月1日
（作者曾任独山子矿区党委秘书、宣传干事、车间党支部书记等职，后调华东输油管理局任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