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白
艰难求学路
我生于乱世之秋的1923年,家乡是伊水之滨的河南嵩县,这里世代名人辈出,物产丰盈,堪称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是中原大地上一块颇具影响的圣地。
受先辈求学报国的影响,我自小苦读私塾,学习成绩优异。抗战期间,河南大学西迁到我县,我考上了河大附属高中。河大师资力量虽雄厚,但由于抗战迁徙,学生较少,许多教授都下到附属中学教课。附中数、理、化等学科,都用的河大图书馆的英文原版书籍作教材。所以三年毕业时,我不但是理科尖子,同时也具备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高中毕业那年,嵩县成了日寇占领区,河南大学西迁宝鸡。为躲避战火,我与家人逃往洛宁县。后战事缓和,我们回乡。抗战胜利后,河大虽然迁回开封,但内战开始,豫东战事不停,我也无法回河大考学。
1947年,我与高中同学从河南嵩县赶到西安考学,时逢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进攻革命圣地延安。西安满街大兵,吃住困难,考学未成,我俩坐破旧的班车,又一路向西颠簸,越华家岭、过平凉,到了兰州。在我刚刚考上北师院(即西迁到兰州的北师大)化学科的同时,因战乱,家庭学费来源断绝。我当时身着一身单衣,背着几本考学参考书,再无其他衣物和盘缠,真是穷困潦倒极了。恰好这时新疆学院到兰州招生,对考上的学生公费就读,管吃、穿、住和教材与讲义,我就又顺利地考取了新疆学院。与一帮学生,搭乘国民党西北行辕的运粮车,从兰州一路风餐露宿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
在新疆学院,我除了攻读教育专业外,并开始学习维语,想方设法接近民族同学、民族老师以及院内民族职工,这就是我民族情怀的开始。这一民族情,也为我后来的石油生涯平添了难以言述的欢乐色彩,一直延续到今天。
新疆学院后边有一片树林,并有几间苏式洋房,挂的牌子是“新疆地质研究所”。课余或饭后散步,我时常围着它转,后来遇到了黄汲清、谢家荣等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地质界老前辈,一交谈,大家彼此很投缘。因为当时在迪化,除了当兵的外,很少遇到内地人,此时大家在关外相遇,虽不认识,却都很高兴。“独山子”地名、“独山子有石油”、“民族人称为‘玛依塔柯’”,这些都是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在独山子一带从事石油地质勘探与考察,因为那一带有石油,特别是独山子山前地面可挖坑采油。这是我所接触到的独山子最早的信息。
可能世间万物皆有缘,没想到新疆一解放,我由新疆学院参军到军区俄文学校,再转业到中苏石油公司地调处,从此与独山子,与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
走进独山子
1949年初冬,新疆和平解放,王震夫人王季青作为解放军军管会代表接管了新疆学院。她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认为我能说几句维语,又能说英语,叫我如实写了自己的历史,经审查,发展我为共青团员,并选我当了学生会主席。后来,新疆学院改民族学院,我受军管会的安排,带了一部分同学到北门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步兵学校参了军。当时刚刚解放的新疆,为发展落后的经济,正与苏联政府合营成立了几个大的股份公司,如石油、金属、民航等公司,各公司都急需俄文翻译,因而步校成立了俄文大队,后改为俄文学校。校长是王季青,教师都是苏联人,我担任助教。因为当时苏联人的第一外语是英语,所以大家都认为,学过英语的学俄语快,所以我学了三个月俄语后,就让我既当助教又当翻译,全力辅导学生学俄语。
1952年春,在中苏石油公司中方经理钱萍到俄文学校作动员报告后不久,我告别了短暂的军旅生涯,主动报名转业来到中苏石油公司所在地独山子。从此,我就踏进了石油工业的大门,先是在地调处给第一任处长余萍当了翻译。记得报到时,余萍率直地对我说:“我需要一个翻译,给我当翻译吧。我看过你的档案,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好翻译。苏方人员不愿看到一个军人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我已叫人事处先给你领了一套服装,脱去军衣开始上班吧!”
当时的翻译是口译、笔译同时上,我毕竟初来乍到,不懂石油专业,在钻井机械、器材供应、地质物探、汽车零件、财务计划这些专业术语一齐涌来的情况下,我一无专业字典、二无专业书籍,一下子翻不出来,让我陷入窘境。于是,我就如饥似渴地向专家们学习求教。三个月后,我终于从困难中解脱了出来,能流利口译专家们的工作指示和技术要求,并能准确笔译俄文地质勘探资料,得到了专家和领导的好评。
正在我翻译工作刚刚打开工作局面的时候,一天,余萍处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赵白,我留不住你了,苏方要给我们培养石油地质人员,条件是既有文化还要懂俄语的人员,我考虑过了,只有你的条件是最好的,虽然可惜,但我很高兴,去学地质吧!比起缺翻译,我们更缺的是石油地质专业人员!”就这样,1953年初,在做了一年翻译工作后,我又开始步入了石油勘探的道路,从此走戈壁、穿沙漠,为石油勘探奋斗到光荣退休。
转战准噶尔
我到野外地质队后,首先被派往吐谷鲁—玛纳斯地质详查队当采集员,在塔西河的山前丘陵一带作石油地质填图。队长是苏联专家,叫乌沙诺夫,是一个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当过兵,战后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在国内工作4年的年轻石油勘探专家。他对我非常好,工作上严格要求我,业务和技术上耐心教导我,使我进步很快。由于我能说几句维语和哈语,常和转场到山前平原上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拉家常,与他们在感情上很贴近。记得有一次,他们在塔西河东岸台阶的大草坪上举行阿肯弹唱会,纪念他们的民族英雄阿布赉汗,周围十里八乡的牧民都赶了来,弹唱会上杀牛宰羊,大摆宴席,好不热闹。我们当时外出勘探,骑的曾是国民党骑兵留下的一匹军马,我们被邀请了去,美美地吃了一顿手抓羊肉,接着是哈萨克传统竞技项目“姑娘追”,我当时骑着军马被邀请参加比赛,在我的诗集《路旁小草》里有一首打油诗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哈族姑娘来挑战,吾硬头皮催马前。
相视一笑双骏飞,突觉头顶鞭影转。
军马虽壮骑术差,她坐牧驹驰骋欢。
善意予客留脸面,头背免挨羞耻鞭。
在我们帐篷附近,有一个放羊的哈萨克族老大爷,用大布裹着脚,没有鞋穿。我看着心里不好受,就毫不犹豫地把我穿的一双半新不旧的苏式皮鞋脱给他,他再三感谢我。回帐篷后,我又找出了一双旧皮鞋穿上了。那时,我们每天早饭后都要带着干粮骑马外出填图,找露头好的地段,按测量图等线,选地质点描述,天黑才返回。后来我们每天一出工,他就经常给我们照看帐篷。夏天,他时常沿河沟放羊,每次见到我们总是笑着喊“加克斯吗!”,并用一手拂胸作见面礼。
在吐谷鲁河谷,逢到他们春秋转场时,彼此都要热情地打招呼:“加克斯吗!”笑迎对方,我常应邀到他们的毡房喝奶茶。
1954年年底,中苏石油公司交回中方,改称新疆石油公司。1955年开春,我被任命为南黑油山地质详测队队长。当时需要在覆盖区即红山嘴公路两侧挖不少探坑,以了解地下地质情况。当时用了一部分临时工。特别是从吐鲁番来了一个维吾尔族青年,此人忠诚老实,干活很卖力,我在与不在,他都不停地挖坑,一个人能干几个人的活。另外还有两个甘肃工人,却非常糟糕,我在他们干,我一走,他们就躺在沟中抽烟休息。当然,我发给那个维吾尔族青年的钱,自然也就比那俩人多几倍。1956年开春,这个维吾尔族小伙儿又从吐鲁番来到明园,找到我,我很同情他,想让他挣几个钱养家糊口,就把他介绍给地震队。地震队队长听我说这个维吾尔族小伙子很能干,又听话,当场高兴地接收了他。此后,我和这个维吾尔族小伙儿虽未再见面,但他忠诚老实,肯卖力气干活的憨厚朴实样儿,让我一生难忘。我相信,好人一定会得好报的,愿他一家人幸福安康。
50年代中期,在乌尔禾一带勘探,我们开始住狼洞,所谓狼洞,就是放羊的哈族牧民为避免风吹雨淋,在一些丘陵山坡下挖的小窑洞。空着时狼也来住,我们有手电筒,狼是不敢靠近的。为了研究丘陵地伏的沉积岩与构造,我们搬家到乌伦谷河南岸,在这里可以南下到三个泉观察地质现象。乌伦古河水清树多,但是蚊虫也多得无法想象,特别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嗡嗡叫的蚊子,几乎遮蔽了夕阳。为了躲避蚊子,我们往往很早收工,倒杯水钻到蚊帐中,一夜便不再出来。如果你出帐解手,帐内一进蚊子,那你一夜就别想睡觉,要不停地打蚊子,有些队员干脆就小便到自己床下。我曾在《浩瀚油海写人生》一书中写过一段蚊帐内抽烟看蚊子的打油诗,聊以自乐。即:
烟是云,
蚊是鹤。
仙鹤云中来去飞,
云雾袅绕醉仙鹤。
多么好的仙境呀!人生活在艰难中,应当有一些浪漫色彩,让人活得有精神,有梦想,有追求。
河岸边的青草长得十分茂盛,牧民的羊群也很多。有位哈萨克族老大爷骑着马,头戴大皮帽,身穿老羊皮袄,脚穿毛皮筒,悠闲地放着羊。老人的穿戴给了我们一个启示,防蚊虫叮咬啊!我们赶快也头戴皮帽,眼戴风镜,脖围白毛巾,身穿几条裤子,脚穿牛皮鞋,终于躲过了一场蚊虫叮咬的灾难。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仍然让人百感交集。后来我们转战到克拉美丽,同样也遇到类似情况,不过我们已经有了防蚊的经验,不会再吃那个苦头了。
1958年,在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研究所时,我还研究过独山子构造,并写文章提议钻探独山子背斜北部断裂带下盘,寻找高产井,当时还真的钻出了两口高产井。
我今年已经87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读书看报不用戴眼镜,走起路来挺胸迈步。有人说我是老小伙,我说我是苏轼笔下的“老夫聊发少年狂”,我还能“左牵黄,右擎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我这都是被大漠风沙炼成的硬朗身心,争取活到百岁有什么不可以呢?
2009年12月19日
(作者系原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总地质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