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独山子文史(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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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岁月的印记(1)

李淑贞

岁月流逝,但历史的记忆是抹不掉的,回忆能使我更加珍惜生命。从1951年大学毕业来新疆从事石油化工事业,匆匆已过去了56个年头。其间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祖国在变,世界在变,人也在变,这里记录了一位普通女性的心路历程。

我的人生感悟,认为最终不变的是对祖国的忠诚、信念和誓言。

沦陷区童年

1937年7月7日,我刚念完小学二年级,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沦陷。当时我们全家在天津,父亲那时是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奉命迁校。哥姐也相继赴昆明西南联大等校求学,家中留有多病的母亲、四岁的弟弟、尚未出生的小妹和我。

为了避免上下学路上日本鬼子的欺辱,我从培才小学(位于法租界的一所教会学校)转学至英租界一所离家较近的慈惠小学就读。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了,八年抗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那时我在广东女中刚念完高中一年级,我的理想是“科学救国”。广东女中地处天津法租界绿牌电车道附近,环境嘈杂。为了好好念点书,我便转学至离我家较近的圣功女中就读,希望将来能考入名牌大学。

1947年暑假,我从圣功女中毕业,一心追求进步,向往光明,为使多灾多难的祖国富强起来,我决心学工,实现“工业救国”的梦想。

大学生活

1947年夏,我报考了5所大学:清华、北洋、燕京、辅仁、工商。上清华(那年是和北大、南开联合招生,只能报考其中一所)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第一天考试时忘了带准考证,回家取来时已经考完一门了,因此落榜。其余4所大学均录取了我,我想选择北洋或燕京。北洋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所大学,教学质量高,理论与实践结合好,名闻中外,学生成绩优异,我报考的是化工系。上北洋工学院也是我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父亲和伯母主张我学工,他们说我这人太粗心,去考大学这样的大事居然忘带准考证。我承认粗心的缺点,一天大大咧咧的,不修边幅,像个男孩子一样。他们说:“当医生不把剪刀给人缝在肚子里才怪呢,粗粗啦啦的人去学工吧!”就这样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的人生轨迹。

1948年11月,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地“反南迁”活动。10月底学校公布了国民党政府布置北洋大学南迁的决定。反对南迁的同学压过了反动学生和不明真相害怕战争的学生。我父亲那时是工学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员,为了争取他,地下党派学生代表何国模来我家给他做工作,周恩来同志亲笔写信挽留他。12月份解放军逐步包围了平津,北洋大学学生搬到河北女师暂住。为了躲避,父亲要求我和他一起走,我和同学始终一起住在女师没有回家。最终父亲一个人于解放前夕离开了天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我多次参加庆祝天津解放游行、慰问解放军、街头文艺演出等项活动。当年暑假我参加了中共天津市委主办的大学暑期学园,我们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书籍,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树立了革命人生观。

化工系从大三开始分专业了,有普通化工(制酸、制碱、造纸等)和炼油化工,我选了炼油化工。化工原理、工业化学、物理化学等都在一起上课,石油炼制、炼厂设计等课程单独上,还选了有关石油基础知识的课程如石油钻采、石油地质等。

大学四年级基本上就确定了我毕业后搞什么专业了,我下定决心从事石油专业,因为石油是利国强民的工业。

1951年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正值我国大学毕业生第一次全国统一分配。我们集中在北京,由中央人事部组织学习,动员服从国家分配,到工矿企业、到艰苦地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央领导人朱德、陈毅、郭沫若等给我们作报告,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这一级毕业生报名到西北去的就有十多人。

从北京到独山子

中央人事部分配去西北工作的方案公布了,北洋大学有采矿系的张毅、王炳诚、张从哲,化工系的戴菊生、姜国清、李淑贞、王国才。因为从北京到大西北几千里的路程只有我一名女生,铁路只通到西安,分配后我和姜国清结婚了。我们于1951年8月2日从北京出发,到西安后各地分配到大西北的学生都集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等待了9天,有的去了玉门,我们7名同学踏上了3000余公里的进疆路程。西北军政委员会安排部队转业去新疆工作的干部和家属,加上我们7名学生,共100多人,乘4辆大卡车从西安出发,沿途全部按供给制待遇。每天早晨天刚亮就起来收拾行李,装上卡车,人上车后坐在行李上。卡车是露天的,没有篷子,后面还要装几大桶汽油以备沿途使用。公路路况不好,汽车颠簸很厉害,越来越荒凉,人烟稀疏,没有青菜吃,能吃上面条油泼干辣子就不错了。晚上住路边小店,一个大土炕,男女都躺在自带行李上面。有时我们同学没有地方睡,就打开行李睡在汽车轮子旁边。好在是夏季,空气流通,倒也舒服。黄土高原漫无边际,一望无垠,只是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浪漫情调。

一进新疆境内第一站是星星峡,过了哈密继续往西北走到了骆驼圈子,渴得张不开嘴,继续走到木垒,见不到一个人。因为要找水喝,敲一家老乡的门,老乡出来告诉我们:“乌斯曼来了,快走!”乌斯曼是新疆一名反动匪首,据说彪悍无比,都带有武器,能倒挂在马肚子下面射击。我们刚上车走不远就听到马蹄声,赶快下车躲在一山坡后,转业军人手持武器保护我们,幸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过了木垒继续西行约200公里总算到达了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我们大家长吁了一口气,真是不到新疆不知祖国版图之大。尽管我们一路吃了那么多苦,早晨寒风刺骨,中午日晒难挨,晚上冻得无法安眠。俗语说新疆是:“朝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一路上没有火炉,也没吃上西瓜,仅有的一点零用钱早花光了,连8分钱的邮票都无法买,走了一个多月也没给家里写一封信。到乌鲁木齐后新疆的领导同志设宴招待了我们,我们是解放后第一批分配来疆的大学生,我是唯一的女大学生。

从乌鲁木齐又往西北行了200多公里,于9月12日最终到达目的地——当时尚设在独山子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从北京到独山子,总计走了4000多公里,真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啊!尽管我们吃了些苦,但苦得快乐。我们有追求,有理想,理想的实现就是最大的快乐。我们7个人没有一个叫苦,一路上歌声不断,唱得最多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欢度国庆两周年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是解放初期我国和苏联合资经营的石油联合企业。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曾和新疆省政府合作在独山子钻井采油和炼油,但规模不大,1944年以后停办。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乌苏油矿筹备处经营一年多之后,由三区临时政府管理,有一座小型釜式炼油装置间断生产。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后来了许多苏联专家,按协议各部门的领导前三年由苏方担任正职,中方担任副职,三年后轮换。我们刚从学校来的学生是实习生,跟着苏联专家学习。

到独山子以后,男女同学分住集体宿舍,在大食堂吃饭。1951年国庆节快到了,为了庆祝国庆,工会把我和李曼玲(王国才爱人)抽出来搞文艺节目,独山子是个多民族地区,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塔塔尔、乌孜别克,还有俗称“二转子”的混血儿……天哪,他(她)们个个都能歌善舞,而我们则相形见绌,没什么特长,一合计,干脆组织一支腰鼓队吧,工会很支持我们的建议,组织了一支30余人的青少年(男女各半)腰鼓队,他(她)们个个聪明活泼,极具天赋。工会特派人买来服装、腰鼓、鼓镲等用具,训练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们这支队伍就能熟练地表演了。天蓝色的服装,大红色的飘带,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艳丽多彩。李曼玲的镲打得好,节奏感强,我们在她的指挥下,起劲地舞动着。我们表演的是陕北腰鼓,不但在独山子矿区表演,还到附近乌苏、奎屯等地表演,无论是在城镇街道还是在田间地头,吸引了不少观众,既介绍了内地文化,又活跃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同时,使内地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得以交流,真正体现了民族大团结。

按劳付酬

我被分配在中苏石油公司建设处当实习生,第一个实习岗位是参加独山子炼油厂管式炉常压蒸馏装置建设。那时,中苏石油公司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和技术负责人基本都是苏方人员,统称为苏联专家。我在学校没学过建筑,只得边学边干。第一项工程是挖大渣油池,10月份正式开工。领导我的是一位名叫格来赛文的专家,叫我参加测量工作。他指导测工和我拿上经纬仪和水平仪,按照图纸给每个建筑物定位放线。首先放线的是渣油池,所谓放线就是根据图纸所示该建筑物所在位置和尺寸钉木桩,用麻绳拉线,5米左右打一木桩,工人们在线内挖土方。放线很有学问,不但要按照图纸上所标混凝土桩的位置和标高来定位各建筑物,而且还要考虑土质问题。挖土方时上宽下窄,呈梯形,防止塌方,保证砌基础时符合图纸尺寸要求。我每天跟着工人师傅一块干。盖厂房时,他们砌砖,我帮忙递砖;他们下地基砌卵石,我帮着搬运卵石。王义新师傅小组干得特别好,一天八小时的工作量丈量后,由我负责统计并检查质量。那时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累计一个月下来,发工资时最高的竟达300多元,比公司总经理聂列亭的工资还高。当时我们实习生每月工资90元左右,有的工人师傅安装技术水平提高特别快,一年连提三级的也有。如:何生玉(后曾任新疆油田工程公司副经理)。因为当时实行的是按劳付酬,奖罚分明,立竿见影,大大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1952年8月,仅用不到9个月时间,7万吨常压装置及其附属设施全部建成投产。这套装置是最简单的一段气化流程,仪表只有指示,没有控制,全部手动操作。虽然只有40年代水平,但在当时的独山子来说确实是先进的了,这套蒸馏装置按俄文习惯称它为A.T.Y(阿特吾)。

中苏合营时期,全部设备、技术及人员培训都由苏方负责(连化验室所用仪器甚至玻璃器皿都是苏联生产运来的),中方当时出劳动力,主管生活、后勤、政治思想教育等。

学俄语

语言是人类相互交流沟通的工具,尤其到新疆多民族地区,语言不通就无法工作和学习。

我在大学念的是英文专业,毕业论文是用英文写的炼厂设计,我的第二外语学的是德语,没有学好。抗日战争时期天津沦陷,我上小学,在学校给我们灌输了点日语。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多用维吾尔语。从苏联回来的侨民及其后裔,大多说俄语,此外还有哈萨克语、塔塔尔语等。对我们来说,除了汉语,其他语言简直一窍不通。但是所谓的“二转子”(混血儿),他们有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从小会说几种语言。我们一方面向他们学习,一方面抽出业余时间学习俄语等,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进入工作岗位的要求。炼厂投入生产,分析化验是现场生产的眼睛。1952年3月我从基建处调到独炼化验室工作,可以搞我所学的专业了,当然很高兴。当时的化验室位于老电站南面一幢平房,室内只有三张大工作台,所用仪器大多是从苏联运来的。当时化验室主要是配合现场生产做控制分析,不仅定时在塔顶和各侧线以及塔底取样分析,还要不定时地在中间罐和成品罐取样分析,以确保产品质量合格。当时生产的品种只有汽、煤、柴三种燃料油,同时还要做原油和渣油分析。分析项目有密度(当时称比重)、恩氏蒸馏、凝固点、闪点、恩氏黏度、运动粘度、酸值、水溶性酸碱等。分析方法和产品质量指标全部采用苏联标准(OCT)。

把我分配到化验室工作,担任班长,还要负责带十余名最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徒弟,其中有几个不懂汉语,只能示范或采用肢体语言,手把手地教。总工程师马尔卡利扬是苏联专家,他是乌克兰人,小个子,脾气大,经常来化验室布置任务和察看化验分析结果,但不具体指导我们工作、化验、分析方法和操作技术。化验室没主任,也没工程师,只有我们四个大学生担任班长(刘静瑜、万德禄、汪祖铎和我),算是主任化验员,带班工作。最初生产汽、煤、柴油,总计有几十个分析项目,我们采用俄文的试验方法,边学边自己操作,边教徒弟。幸亏半年前,我们到独山子时每天早上五点参加了俄文学习班,从字母学起,有时碰上生字特多就查字典。当时,先来了一个叫玛利亚的女专家,她负责出厂产品质量把关,后来又来了一位叫喀加林娜伊万诺夫娜的女专家,帮我们建立马达法测汽油辛烷值。经过一年多的磨炼,我们能听懂专家布置的工作,也能用俄语给下面传授技术。我们四位班长带领大家建立起全部分析项目。1953年我的同班女同学刘静瑜(比我们晚来两个月)被提为化验室主任,我和汪祖铎(借调很短时间)被提为工程师。就这样,我们建立起了能够进行全部分析化验项目的化验室。苏联专家为了便于工作,还给我们每人起了一个俄文名字,我叫喀秋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