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贞
岁月流逝，但历史的记忆是抹不掉的，回忆能使我更加珍惜生命。从1951年大学毕业来新疆从事石油化工事业，匆匆已过去了56个年头。其间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祖国在变，世界在变，人也在变，这里记录了一位普通女性的心路历程。
我的人生感悟，认为最终不变的是对祖国的忠诚、信念和誓言。
沦陷区童年
1937年7月7日，我刚念完小学二年级，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沦陷。当时我们全家在天津，父亲那时是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奉命迁校。哥姐也相继赴昆明西南联大等校求学，家中留有多病的母亲、四岁的弟弟、尚未出生的小妹和我。
为了避免上下学路上日本鬼子的欺辱，我从培才小学（位于法租界的一所教会学校）转学至英租界一所离家较近的慈惠小学就读。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了，八年抗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那时我在广东女中刚念完高中一年级，我的理想是“科学救国”。广东女中地处天津法租界绿牌电车道附近，环境嘈杂。为了好好念点书，我便转学至离我家较近的圣功女中就读，希望将来能考入名牌大学。
1947年暑假，我从圣功女中毕业，一心追求进步，向往光明，为使多灾多难的祖国富强起来，我决心学工，实现“工业救国”的梦想。
大学生活
1947年夏，我报考了5所大学：清华、北洋、燕京、辅仁、工商。上清华（那年是和北大、南开联合招生，只能报考其中一所）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第一天考试时忘了带准考证，回家取来时已经考完一门了，因此落榜。其余4所大学均录取了我，我想选择北洋或燕京。北洋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所大学，教学质量高，理论与实践结合好，名闻中外，学生成绩优异，我报考的是化工系。上北洋工学院也是我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父亲和伯母主张我学工，他们说我这人太粗心，去考大学这样的大事居然忘带准考证。我承认粗心的缺点，一天大大咧咧的，不修边幅，像个男孩子一样。他们说：“当医生不把剪刀给人缝在肚子里才怪呢，粗粗啦啦的人去学工吧！”就这样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的人生轨迹。
1948年11月，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地“反南迁”活动。10月底学校公布了国民党政府布置北洋大学南迁的决定。反对南迁的同学压过了反动学生和不明真相害怕战争的学生。我父亲那时是工学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员，为了争取他，地下党派学生代表何国模来我家给他做工作，周恩来同志亲笔写信挽留他。12月份解放军逐步包围了平津，北洋大学学生搬到河北女师暂住。为了躲避，父亲要求我和他一起走，我和同学始终一起住在女师没有回家。最终父亲一个人于解放前夕离开了天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我多次参加庆祝天津解放游行、慰问解放军、街头文艺演出等项活动。当年暑假我参加了中共天津市委主办的大学暑期学园，我们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书籍，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树立了革命人生观。
化工系从大三开始分专业了，有普通化工（制酸、制碱、造纸等）和炼油化工，我选了炼油化工。化工原理、工业化学、物理化学等都在一起上课，石油炼制、炼厂设计等课程单独上，还选了有关石油基础知识的课程如石油钻采、石油地质等。
大学四年级基本上就确定了我毕业后搞什么专业了，我下定决心从事石油专业，因为石油是利国强民的工业。
1951年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正值我国大学毕业生第一次全国统一分配。我们集中在北京，由中央人事部组织学习，动员服从国家分配，到工矿企业、到艰苦地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央领导人朱德、陈毅、郭沫若等给我们作报告，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这一级毕业生报名到西北去的就有十多人。
从北京到独山子
中央人事部分配去西北工作的方案公布了，北洋大学有采矿系的张毅、王炳诚、张从哲，化工系的戴菊生、姜国清、李淑贞、王国才。因为从北京到大西北几千里的路程只有我一名女生，铁路只通到西安，分配后我和姜国清结婚了。我们于1951年8月2日从北京出发，到西安后各地分配到大西北的学生都集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等待了9天，有的去了玉门，我们7名同学踏上了3000余公里的进疆路程。西北军政委员会安排部队转业去新疆工作的干部和家属，加上我们7名学生，共100多人，乘4辆大卡车从西安出发，沿途全部按供给制待遇。每天早晨天刚亮就起来收拾行李，装上卡车，人上车后坐在行李上。卡车是露天的，没有篷子，后面还要装几大桶汽油以备沿途使用。公路路况不好，汽车颠簸很厉害，越来越荒凉，人烟稀疏，没有青菜吃，能吃上面条油泼干辣子就不错了。晚上住路边小店，一个大土炕，男女都躺在自带行李上面。有时我们同学没有地方睡，就打开行李睡在汽车轮子旁边。好在是夏季，空气流通，倒也舒服。黄土高原漫无边际，一望无垠，只是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浪漫情调。
一进新疆境内第一站是星星峡，过了哈密继续往西北走到了骆驼圈子，渴得张不开嘴，继续走到木垒，见不到一个人。因为要找水喝，敲一家老乡的门，老乡出来告诉我们：“乌斯曼来了，快走！”乌斯曼是新疆一名反动匪首，据说彪悍无比，都带有武器，能倒挂在马肚子下面射击。我们刚上车走不远就听到马蹄声，赶快下车躲在一山坡后，转业军人手持武器保护我们，幸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过了木垒继续西行约200公里总算到达了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我们大家长吁了一口气，真是不到新疆不知祖国版图之大。尽管我们一路吃了那么多苦，早晨寒风刺骨，中午日晒难挨，晚上冻得无法安眠。俗语说新疆是：“朝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一路上没有火炉，也没吃上西瓜，仅有的一点零用钱早花光了，连8分钱的邮票都无法买，走了一个多月也没给家里写一封信。到乌鲁木齐后新疆的领导同志设宴招待了我们，我们是解放后第一批分配来疆的大学生，我是唯一的女大学生。
从乌鲁木齐又往西北行了200多公里，于9月12日最终到达目的地——当时尚设在独山子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从北京到独山子，总计走了4000多公里，真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啊！尽管我们吃了些苦，但苦得快乐。我们有追求，有理想，理想的实现就是最大的快乐。我们7个人没有一个叫苦，一路上歌声不断，唱得最多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欢度国庆两周年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是解放初期我国和苏联合资经营的石油联合企业。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曾和新疆省政府合作在独山子钻井采油和炼油，但规模不大，1944年以后停办。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乌苏油矿筹备处经营一年多之后，由三区临时政府管理，有一座小型釜式炼油装置间断生产。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后来了许多苏联专家，按协议各部门的领导前三年由苏方担任正职，中方担任副职，三年后轮换。我们刚从学校来的学生是实习生，跟着苏联专家学习。
到独山子以后，男女同学分住集体宿舍，在大食堂吃饭。1951年国庆节快到了，为了庆祝国庆，工会把我和李曼玲（王国才爱人）抽出来搞文艺节目，独山子是个多民族地区，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塔塔尔、乌孜别克，还有俗称“二转子”的混血儿……天哪，他（她）们个个都能歌善舞，而我们则相形见绌，没什么特长，一合计，干脆组织一支腰鼓队吧，工会很支持我们的建议，组织了一支30余人的青少年（男女各半）腰鼓队，他（她）们个个聪明活泼，极具天赋。工会特派人买来服装、腰鼓、鼓镲等用具，训练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们这支队伍就能熟练地表演了。天蓝色的服装，大红色的飘带，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艳丽多彩。李曼玲的镲打得好，节奏感强，我们在她的指挥下，起劲地舞动着。我们表演的是陕北腰鼓，不但在独山子矿区表演，还到附近乌苏、奎屯等地表演，无论是在城镇街道还是在田间地头，吸引了不少观众，既介绍了内地文化，又活跃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同时，使内地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得以交流，真正体现了民族大团结。
按劳付酬
我被分配在中苏石油公司建设处当实习生，第一个实习岗位是参加独山子炼油厂管式炉常压蒸馏装置建设。那时，中苏石油公司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和技术负责人基本都是苏方人员，统称为苏联专家。我在学校没学过建筑，只得边学边干。第一项工程是挖大渣油池，10月份正式开工。领导我的是一位名叫格来赛文的专家，叫我参加测量工作。他指导测工和我拿上经纬仪和水平仪，按照图纸给每个建筑物定位放线。首先放线的是渣油池，所谓放线就是根据图纸所示该建筑物所在位置和尺寸钉木桩，用麻绳拉线，5米左右打一木桩，工人们在线内挖土方。放线很有学问，不但要按照图纸上所标混凝土桩的位置和标高来定位各建筑物，而且还要考虑土质问题。挖土方时上宽下窄，呈梯形，防止塌方，保证砌基础时符合图纸尺寸要求。我每天跟着工人师傅一块干。盖厂房时，他们砌砖，我帮忙递砖；他们下地基砌卵石，我帮着搬运卵石。王义新师傅小组干得特别好，一天八小时的工作量丈量后，由我负责统计并检查质量。那时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累计一个月下来，发工资时最高的竟达300多元，比公司总经理聂列亭的工资还高。当时我们实习生每月工资90元左右，有的工人师傅安装技术水平提高特别快，一年连提三级的也有。如：何生玉（后曾任新疆油田工程公司副经理）。因为当时实行的是按劳付酬，奖罚分明，立竿见影，大大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1952年8月，仅用不到9个月时间，7万吨常压装置及其附属设施全部建成投产。这套装置是最简单的一段气化流程，仪表只有指示，没有控制，全部手动操作。虽然只有40年代水平，但在当时的独山子来说确实是先进的了，这套蒸馏装置按俄文习惯称它为A.T.Y（阿特吾）。
中苏合营时期，全部设备、技术及人员培训都由苏方负责（连化验室所用仪器甚至玻璃器皿都是苏联生产运来的），中方当时出劳动力，主管生活、后勤、政治思想教育等。
学俄语
语言是人类相互交流沟通的工具，尤其到新疆多民族地区，语言不通就无法工作和学习。
我在大学念的是英文专业，毕业论文是用英文写的炼厂设计，我的第二外语学的是德语，没有学好。抗日战争时期天津沦陷，我上小学，在学校给我们灌输了点日语。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多用维吾尔语。从苏联回来的侨民及其后裔，大多说俄语，此外还有哈萨克语、塔塔尔语等。对我们来说，除了汉语，其他语言简直一窍不通。但是所谓的“二转子”（混血儿），他们有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从小会说几种语言。我们一方面向他们学习，一方面抽出业余时间学习俄语等，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进入工作岗位的要求。炼厂投入生产，分析化验是现场生产的眼睛。1952年3月我从基建处调到独炼化验室工作，可以搞我所学的专业了，当然很高兴。当时的化验室位于老电站南面一幢平房，室内只有三张大工作台，所用仪器大多是从苏联运来的。当时化验室主要是配合现场生产做控制分析，不仅定时在塔顶和各侧线以及塔底取样分析，还要不定时地在中间罐和成品罐取样分析，以确保产品质量合格。当时生产的品种只有汽、煤、柴三种燃料油，同时还要做原油和渣油分析。分析项目有密度（当时称比重）、恩氏蒸馏、凝固点、闪点、恩氏黏度、运动粘度、酸值、水溶性酸碱等。分析方法和产品质量指标全部采用苏联标准（OCT）。
把我分配到化验室工作，担任班长，还要负责带十余名最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徒弟，其中有几个不懂汉语，只能示范或采用肢体语言，手把手地教。总工程师马尔卡利扬是苏联专家，他是乌克兰人，小个子，脾气大，经常来化验室布置任务和察看化验分析结果，但不具体指导我们工作、化验、分析方法和操作技术。化验室没主任，也没工程师，只有我们四个大学生担任班长（刘静瑜、万德禄、汪祖铎和我），算是主任化验员，带班工作。最初生产汽、煤、柴油，总计有几十个分析项目，我们采用俄文的试验方法，边学边自己操作，边教徒弟。幸亏半年前，我们到独山子时每天早上五点参加了俄文学习班，从字母学起，有时碰上生字特多就查字典。当时，先来了一个叫玛利亚的女专家，她负责出厂产品质量把关，后来又来了一位叫喀加林娜伊万诺夫娜的女专家，帮我们建立马达法测汽油辛烷值。经过一年多的磨炼，我们能听懂专家布置的工作，也能用俄语给下面传授技术。我们四位班长带领大家建立起全部分析项目。1953年我的同班女同学刘静瑜（比我们晚来两个月）被提为化验室主任，我和汪祖铎（借调很短时间）被提为工程师。就这样，我们建立起了能够进行全部分析化验项目的化验室。苏联专家为了便于工作，还给我们每人起了一个俄文名字，我叫喀秋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