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了很大的努力，才使每个来看我的人，与我一起平静谈论我指日可待的那一天。我拒绝接受安德鲁库斯医院的豪华治疗后，我的现任领导，也就是我们第五测量大队的首席行政长官陆宏煜先生，叫他的女翻译玛利亚给希尔顿饭店打电话，替我订一星期总统套间，然后对我说，你女儿将由上海来里约热内卢看你。
街上人山人海，陆宏煜的车被堵在圣洛斯广场，所以他和玛利亚只能弃车走过来。
里约的狂欢节是从昨晚开始的。今年的“摩莫王（Rei Momo）”不够肥胖，我是在电视里看到的。这家伙的真实身份，要在狂欢结束后才会被披露。也许这家伙只是里约街头的一个身无分文的乞丐，不过也许是皮匠、医生、教授，鬼才知道。昨晚他一面拄着里约市长借给他的那把造型巨大的城门钥匙，一面挨个拍身边那几个女人的肥臀得意忘形。众所周知，这座城市将由他掌管一星期。
陆宏煜站在病床前跟我说话。有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能直起身子，显得精神些。陆宏煜身材高大，性格豪爽，这次来巴西干活我们合作得不错。假如他对读书人从未有过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之间的友谊会提前二十年开始。
“我和玛利亚从萨尔瓦多开车过来。”他对我说。
“你的车子跑长途容易抛锚。”我说，“其实租一部车花不了几个克鲁。”
克鲁是我们对巴西货币克鲁扎多的简称。
实际上我所担心的，倒不是陆宏煜开那部北京吉普出事，而是他不了解他的女翻译。他对里约女孩的认识，仅限于看出她们的眼睛和肤色与跟我们不同。他看里约女孩跳桑巴舞，只觉得那是挺好玩的。再过两个月就能结束这儿的测量活了，但愿回国前他不会跟玛利亚过于亲近，不然惹出意外不好收场。要知道，平安回家是我们来到巴西之后的最大愿望。
我不喜欢玛利亚的眼睛，她的目光像火焰一样灼热逼人。而且我对她的胸脯也不无反感，因为这女孩的衣领开得低，明显看得出那对棕色胸乳有多大。当然，这比起街头彩车上的那些疯狂女郎只挂一根丁字带要庄重得多。不过我跟陆宏煜的友情，还没达到无话不说的程度，所以没劝他辞了玛利亚另找一个。
他说我女儿可能下周三动身，这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并非人人都有幸置身于这一世界盛事一饱眼福，所以我希望我女儿能看到这样的热闹场面。她比我喜欢热闹，现在读硕士了，还频频参加低年级的戏剧表演并乐此不疲，我有两年多没见到她了。
里约市长从“摩莫王”手中收回城门钥匙的那个晚上，狂欢节意犹未尽。这时我已经入住希尔顿饭店，静候萍儿由上海来看我。这家豪华饭店虽地处闹市街区，但底下的喧闹声音一点都听不到。
我住的是三十八楼上的一个安静套间，这儿曾住过布什和布莱尔之类的国际显要。队上的事一向是陆宏煜说了算，他要我在回国前享受一星期总统待遇，我却之不恭惟有从命。一星期后，萍儿将护送我回国治疗。队上已经给我联系好一家上海医院，据说那家医院对肝癌的治愈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一。
萍儿一下飞机就过来了。看她泪流满面的样子，我明白她看出我已病入膏肓。她母亲去世的时候，她因年幼无知而无惧无畏，甚至吻了她母亲的冷面孔也平静自然，可现在懂事了却怕得发抖。我希望我的白头发比现在少一半，当然这不可能。
跟她一起来的那个女人也滴了两滴眼泪。她的西服外套过于紧身，而其腰围又过于粗壮，这使她和她的衣服都显得特别难受。队上的女人中我最讨厌的就是她，可偏偏她最有资格来巴西看我。作为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会主席，她一口气说了我半个多小时好话还有话可说。我知道她说我老实、说我能干、说我鞠躬尽瘁、说我拿下了巴西的活是救了全大队的命，只不过是她的职业习惯罢了。不知她忘没忘了以前曾多次当面骂我书呆子，不给我换房子。可恶的是，这个女人在上海就跟萍儿说，你爸爸活不了几天了，害得萍儿几天不吃不喝，瘦得像她母亲临终前一样憔悴不堪。
萍儿还记得陆宏煜整过我，仍对他耿耿于怀。我叫她叫陆宏煜叫陆叔叔，她朝陆宏煜翻白眼。“你要我像你这么好说话我做不到。”萍儿拿热水毛巾给我擦身子。现在他们都走了，屋里只留下我和我女儿。
“陆宏煜是正派人。”我对萍儿说。
“以前他送你坐牢的时候你可没这么说。”
“那不能怪他。有人跟他说我听美国之音他不能不管，当时国家不允许老百姓听美国电台。”
“他整人往死里整。”
“亏你还记得住。”
“那年妈妈死了，你又被关起来了，杨阿姨拉我去她家我不去。”萍儿一面说，一面给我换干净内衣。
“所以杨阿姨只好来我们家照看你。”
“她把大毛二毛三毛都叫来陪我，我们小孩睡大床她睡小床。”
“那年你五岁。”我回忆道。
“我以为方叔叔走了以后，你会跟杨阿姨结婚。”
“不会。”
“为啥？”
“我知道我有病。”
“你是说，你来巴西前就知道自己得肝癌了？”萍儿惊讶道。
“是的。”我点头承认。
“你带病来巴西干活，是要队上人都说你好？”
“不。”我摇头否认。
“你不明白早两年住医院比现在容易治疗？”萍儿生气了，她生气的时候脸颊绯红。
“我问过一位癌病专家，”我说，“他认为我这种人过正常生活反而比住医院好。”
“你问的是哪个癌病专家？”萍儿也是学医的，自然对如何诊治癌症病人有她自己的看法。“爸爸你总是别人说什么你信什么。”
“有时候是这样。”我喃喃道。
“叫你别来巴西你偏要来。”萍儿真的生气了。“你跑了一辈子黄土高原没跑够，还来巴西跑原始森林？你知不知道，我夜里经常做噩梦，梦见鳄鱼咬到你？”
“这儿只有萨尔瓦多水族馆里有鳄鱼。”我说。
当然这是假话。
清晨的阳光从海边照过来。这儿是大西洋西岸。来巴西前我从未见过大海，现在每天都能闻到海的气息。
窗户被打开了，能看见窗外的云朵。
里约的天空蓝得透明。
我知道云朵底下是大海。
我的床头有一束兰花，巴西人叫它卡特莱。我在圣弗朗西斯科流域测图时，常在树林里见到它。巴西的兰花也婀娜好看，花叶上滴着水珠像维纳斯刚露出海面一样鲜嫩迷人。
萍儿坐在阳光下低头看报，她穿的是一件粉白色紧身毛衣。她和她母亲一样苗条，穿什么衣服都漂亮。
这孩子睡了一觉就恢复过来了，脸颊又圆起来，红光满面。刚才她用英语给服务台打电话，问哪儿可借到一架轮椅，服务台说过五分钟就送来。
于是整个上午，我都坐在轮椅里被萍儿推来推去。里约的狂欢节已经结束，可里约人还陶醉在节日气氛中没完全清醒过来。一个踩着狐步朝我们走来的红发男孩跟萍儿说哈罗。萍儿一面扶着轮椅，一面跟这男孩学葡萄牙语。我们在中心广场待了半个多钟头，然后往海边走。广场上鸽子成群，时不时有一只飞起来扑打你的脸。
我们回来的时候，陆宏煜又来看我了。他每次来里约要开五六个小时的车。他说今天一直是玛利亚开车，所以一点都不困。玛利亚听懂了他的陕西话，朝他灿然一笑。这女孩与萍儿年纪相仿，萍儿拿英语跟她说话她特别兴奋，于是她俩叽叽喳喳一起到外屋去了，像一对久别重逢的亲姐妹一样亲密无间。
那个以前骂我书呆子的女人，也跟了陆宏煜一起过来看我。她给她的脖子换了一根珍珠项链，这种廉价项链只有海滩小贩手里有。她说她不能跟我一起回去，因为她有责任跑遍圣弗朗西斯科测区内的每一个测量小组，把祖国的温暖送到每一个来巴西干活的测量队员心里。不过我倒希望她尽早回国，否则跑东跑西，非但累坏了身子，还多花大伙的钱。当然我不会当面劝她，如果我说你下小组可能吃不上小组的饭，她会莫明其妙。我知道并非每个下小组的头头都受小组欢迎。
“你女儿又聪明又漂亮。”她对我说，“不过假如你叫她懂一点待人接物的道理，她会大有前途。”
“可惜从小就任性惯了。”我解释道。
“这跟你有关系。当然你现在比以前好多了，见了局长也知道点点头，不像以前那样旁若无人。你要跟你女儿好好讲一讲，叫她也像你现在这样，下决心改掉知识分子的臭脾气。”
这女人苦口婆心。
“老实说你吃亏吃在不会说话上，不然你当总工要早当十五年。其实我们做领导的不是铁板一块，不是说一不二。你尊重一下领导，事情就好办得多。我问你，我们队上的事情，哪一件不是可办可不办的？给你房子就给你了，不给你也就不给你，不是非给你不可。同样，我们来巴西干活也是可来可不来。我说你拿下巴西的活是救了全大队的命，这是奉承你，叫你心里高兴。你知不知道，没来巴西的三队四队，年终奖比我们发得多？我知道你是个实心葫芦，跟你说话得点穿了说，不然你会真以为自己像菩萨一样自命不凡……”
这时候，陆宏煜上街买干活用的旗布去了。他知道里约老街上的一个小铺子里有便宜旗布卖。萍儿和玛利亚也跟去了，所以只有我和这个蠢女人留在这屋里。
她比我更看不惯玛利亚。她说玛利亚的时候，一面说一面用手压住盖在胖腿上的粉红裙摆，怕给风儿吹开，尽管这屋里没一丝丝风。
“我一见到那个小妖精就来气。”她对我说，“我跟老陆一直是有啥说啥，我要他好好管住他底下的那个东西，别脑子一发热闯了祸。不过老陆是老干部了，应该不会跟外国人搞腐化。但提醒一句比不提醒好，你说是不是？”
她以为我真相信她跟陆宏煜说过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