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想，也许他读了许多大部头的哲学专著和心理学专著后，自认为已看透人生，看透社会，所以玩世不恭，甘心堕落。我后悔我曾多次向他津津乐道地讲解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和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的悲观思想。当我觉得袁小毛的堕落与我有关时，我心情沉重，仿佛自己成了杀人凶手。后来每当我看到袁小毛的母亲木呆呆地坐在天井里晒太阳，就心如刀绞。这老太太以前总是遇见什么人就跟什么人说话，而且也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可袁小毛出事后，就变得表情麻木，沉默寡言了。幸亏她两个女儿常常轮流来看她，给她一些安慰。不久后，我结了婚，从东河头巷搬走了。再后来，东河头巷全部拆迁，住在那个小天井里的老邻居也全都搬走了。如今那儿已盖起一幢幢安了电梯的高层居民楼，因此那些只容一部黄鱼车通过的小巷子和那些小巷子里所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也都消失得无踪无影了。记得后来我在城中公园还见过袁小毛父亲一回，不过那也是三四年前的事情了。我见他默默坐在花坛旁，眼睛看着挂在树上的鸟笼。他旁边有许多老人坐着闲聊。于是我搀着我女儿的手，微笑着走过去，要跟他打招呼，可是当我发觉他已不认识我了，便从他身旁走过去，走向洒满阳光的绿草坪。我女儿问我为什么对着那个白头发老爷爷笑，我说我没笑。你笑了你笑了，我看见了，女儿说我骗她。
我妻子还在看电视，我没跟她说我明天去怡红酒家要见的那个人是刚出狱的诈骗犯，怕她阻拦我。她胆子小，生怕我无事生非惹麻烦，其实我也不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男人，甚至至今见了陌生人还脸红，不过由于自己喜欢写小说，样样人及样样事都想知道，所以常常壮起胆子，硬着头皮跟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其实我确信袁小毛不是那种生性凶残的人，不会伤害我，何况又是大白天，而且那家小饭馆我很熟悉，我记得那儿的老板娘是个沈阳人，以前做过打工妹，后来才开饭馆的。我印象中她身材很好，气质也很好。
第二天中午，当我来到这家深藏在小巷子里的小饭馆，坐到袁小毛请我下坐的那张铺着白布的小餐桌跟前时，老板娘朝我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认识我。大约她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因为以前我跟几位晚报记者来过几次。我们在这里一起喝酒聊天，谈诗，谈小说，也谈女人。
“你点菜，作家先生。”袁小毛接过老板娘递来的菜单，再递给我。
“哦，不。”我说，“我这个人最怕点菜。”
“你客气了。”袁小毛说，“你拣你喜欢的点。”
“我喜欢的这儿没有。”
“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面食。”我说，“喜欢吃郑州的烩面，乌鲁木齐的炒面，兰州的牛肉面，或者四川的担担面，当然西安的羊肉泡馍也行。”我知道我说这些罗嗦话很做作。
“那就来几样你这儿最拿手的家常菜。”袁小毛对那个身材高挑的老板娘说。
这家伙显得很平静。他身穿米黄色茄克，留着小平头，前额又高又亮。这时我故意问他怎么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他说他不仅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而且知道我常常来这家小饭馆吃饭。
“你是大作家了。”他举起啤酒杯伸到我跟前，“我得好好祝贺你。”
“所以请我来这里吃饭？”我问他。
“是的。”
看着他表情诚恳的面孔，我莫名其妙。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那种热情好客的人，何况我们俩有十年没见面了，而且以前也并非很有交情，再说我也不是什么大作家，除了喜欢看晚报的人可能知道有个叫马林的家伙常常在晚报上写些乱七八糟的小块文章，恐怕没人知道我。现在袁小毛费尽周折找到我，我觉得很奇怪。
“你现在住哪儿？”我问他。
“住在西漳乡下。”他答道。
“你家是西漳人？”我问他。“那地方我去过一次。”
“去干什么？”
“参观社办厂。”
“我现在就在一家社办厂里做事情。”
“做什么事？”我问他。
“干我的老本行，做钳工活。”他见我没吭声，便顿了顿后，又补充道，“我喜欢做钳工活。”
这时我注意到他手背上有道很明显的白伤疤。我原以为他请我吃饭时，肯定西装笔挺，皮鞋锃亮，摆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可是他现在衣着简朴，显得很一般。记得最初认识他时，他也如此朴素，如此一般。也许因先入为主的印象所致，即使后来成了诈骗犯了，我对他仍有好感。我替他遗憾，替他惋惜，想到他因愤世嫉俗而破罐破摔，并因贪图一时快乐而坐牢吃官司，反而同情他。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愚蠢的时候，尤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看书看得特别多的，并且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怎么说他的年轻人，更容易做蠢事。他为他的一念之差付出了沉重的人生代价。他坐了整整十年牢，他母亲因他坐牢觉得没面子差点自杀死掉，而他父亲也已满头白发一下子老了许多，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还要带着这个不光彩的污点在社会上继续生活下去，直到老死。
“你现在结婚了，还是仍旧一个人过？”我一边夹蹄膀肉，一边问他，同时脸上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他把他的筷子伸过来，帮我夹断那块炖得很烂很烂的红烧蹄膀。我朝他说了声谢谢。
“我一个人过。”
他说这话时抬头看了看我。这时我发觉他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道充满仇恨的强烈目光，这目光不仅使我惊讶，而且叫我害怕。我仿佛看见一个杀人凶手正手持凶器刺向他的被害人。可是，当我意识到我在这家温馨舒适的小饭馆里作如此联想有点荒唐时，袁小毛的目光已经变回来了，变得仍像刚才那样平和，那样安详，使我不得不怀疑自己看了岔眼。当然，他对他的个人问题耿耿于怀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从前谈恋爱时屡屡受挫，而他成了诈骗犯后，却有许多女孩子来凑他。我直觉地认为，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而那些衣着俗丽的女孩显然不称他的心，甚至使他很反感。
“我刚出来半年多。”这时他向我解释，“还没来得及考虑这事。再说这也不是我自己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事。”
“没给你减刑？”我这么问他。
“给我减了，减了两年。”他说，“不过我觉得待在里面也蛮好，所以申请继续服刑，等刑满后再出来。”
“可以这样吗？”我好奇地问。
“我在劳改队也干钳工，干得蛮出色。因为我自己愿意，而他们也欢迎我留下来。”
“你觉悟高。”
“不，不是这样。”他摇摇头。“我怕我出来后，找不着我喜欢干的活儿。”
“现在找着了？”
“是的。”
“你二姐说你在里面成天搬石头。”显然我说这话很无赖，也许刨根问底是我习以为常的恶劣习惯，因为我写小说嘛。
“最初也叫我跟别人一样炸石头搬石头，后来知道我是钳工，也正好我们的小车间里缺钳工，所以把我叫过去干我的老本行。”
这时我便厚着脸皮问起他在劳改队里的种种情况。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他回答时既不夸夸其谈，故弄玄虚，也不吞吞吐吐，闪烁其辞，只是用平和的口气平静叙述。问着问着，我渐渐没话可问了。幸亏我还稍稍懂点人情世故，因此不时举起酒杯，邀他一起喝一口。他脸色白皙，不像我一喝酒就脸红。后来聊着聊着，便扯起别的话头了，而且越扯越远。当我兴奋得说起我爬泰山没走十八盘，差点从峭壁上摔下去摔死时，他莞尔一笑，笑得很女性，但也很自然。现在依旧是我说得多，他说得少；他即使开口说话，也依旧不主动说自己。
也许这顿午饭吃了一个多钟头该结束了，也许我觉得越扯越没趣，扯得连我自己都厌烦了，于是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告辞，我说我要到报社去一趟，因为事先跟人约好的。他说谢谢你赏脸。这时他喊老板娘结账，然后拿餐巾纸擦嘴。看着他那张唇廓分明的嘴巴，我突然想起我母亲以前说起袁小毛时，总是说他若是个女孩子肯定很漂亮。如果他真是个女孩子，也就不会出那样的倒霉事情了，我母亲也总是不无遗憾地补充这么一句。
“说老实话，”这时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找我，请我吃饭。你没必要这样做，对不对？”
我这样问他，是因为我已意识到我们一起走出这家小饭馆，各奔东西后，不会再见面了。
这时他把揉成一团的餐巾纸扔到还剩下两块大鱼头的鱼汤里。我觉得他扔纸团的动作很干脆，也很潇洒，这与他刚才文静说话时的样子完全不同。他沉默片刻，然后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
“你以前跟我讲过熵。”他说。
“对。”我点点头。“不过我现在已记不清当时给你讲了些什么。”
“你说我们人类一直生活在一个减熵小岛上。”
“是的。”我说，“人类需要行动，也需要组织，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增长着的混沌。”
“熵是混沌的标志。”
“没错。”
这时候，拿着账单站在一旁的老板娘正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莫名其妙。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被混沌包围着的减熵小岛上。”袁小毛接着说。
“若是单从哲学的角度上理解，可以这么说。”
“那么怎样才能减熵呢？”他问我。
“得依赖于以对抗混沌为目的的组织行动。”我顺口答道。
“你说得对。”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一是要组织，二是要行动。”
“可这些废话跟你花钱请我吃饭有什么关系？”我仍疑惑不解。
“想跟你再聊聊这个话题。”
“就为这个？”我问他。
“对，就为了跟你再聊聊熵，作家先生。”
他称我作家先生不无调侃之意。这时我发觉他脸上正露出洋洋自得的笑容，仿佛很得意。我心想，虽然这种解释很勉强，但也并非毫无道理。尤其对一个坐了十年牢，刚刑满释放的人来说，找个知已朋友一吐为快，是很自然的事儿。也许这家伙生性沉默，即使想说什么，也只三言两语不多说；也许他当过犯人，很自卑，跟以前的同事和朋友都不来往了，因此设法找到我，跟我聊聊。我深知再沉默的人也希望别人跟他说话。
这时袁小毛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大钞票，递给那个身材高挑的老板娘。这顿饭连酒带菜正好一百元。老板娘客气地笑笑，说欢迎下次再来。袁小毛站起身子。他站在老板娘跟前时显得又矮又小，很不起眼。
我们俩一起走出那家小饭馆，并肩沿小巷往巷口走去。袁小毛要搭出租车回西漳，他建议我去报社坐他的车，他说正好顺路。我点头同意。一同坐在银灰色的桑塔纳车子里，我看看他的脸，朝他笑笑。
“你那儿收入还可以吧？”我问他。“社办厂钱多。”
“还可以。”他点点头。“不过我现在对钱不感兴趣。”
“你是说你一个人花销少？”
“对。”他点点头。“不过我也有些存款，因此想多花点也花得起。”
“那当然。”我随口应道。
“你知道我有多少存款吗？”他问我。
我抿紧嘴巴笑了笑，不想瞎猜。
“至少这个数。”他伸出两个指头，朝我晃了晃。
我仍笑笑。
“二十万。”他说这话的声音很低，但很清楚。
“有这么多？”
如果他是那种常常油嘴滑舌而信口开河的人，我不会惊讶得叫起来。
“对，至少这个数。”
这时我茫然不解。
“当初我搞了十三万，”他向我解释，“可我只花了三万。我把剩下的十万存起来了，现在连本带利翻了一番。”
我目视前方不吭声，因为我突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此刻我对袁小毛内心的得意觉得恶心，很恶心。我不想说话了，他也不说了，我们突然沉默起来。幸亏报社在市中心，离得不远，因此不一会儿就到了。我默默打开车门，下了车。我本想抬头挺胸，对着报社大门径直走过去，不理袁小毛了，可由于本性软弱，并习惯于礼貌待人，因此仍回过身子，朝他点点头。我知道我绷着脸的样子很难看。
其实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我到底是对袁小毛的诈骗行为感到可恶呢，还是对他特地找我把我当傻瓜跟我说这事感到气愤。也许他明白即使有人知道了，也抓不住他的把柄，因为即使承认自己说过这事，也可推说是酒后胡言；也许他根本就不在西漳，很难找到他；也许他深知我胆小怕事，不会到处乱说，给他把这事捅出去。坐了十年牢（我猜他对国家刑法肯定背得烂熟于胸，因此知道自己最多坐十年牢），却得到了二十万存款，他显然为自己因深思熟虑，瞒天过海，最终竟能如愿以偿而得意，而且得意得非找个人说说不可。
然而，当我想到他特意跟我提起那些鲜为人知的熵理论时，我才意识到他是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才铤而走险。也许他之所以这样做，就因为我曾对他说过诸如一个人如果不大胆行动努力减熵的话，必将淹没于日益增长的混沌之中这样的蠢话，而且他已把这些话直截了当地理解成一个人如果不设法弄钱的话，必定永远没钱，于是他才周密计划，勇敢行动。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后来我得知他母亲已于去年秋天去世，去世时六十五岁，当时他还在劳改队没出来。我不清楚他得知他母亲为他的事差点自杀死掉，即使此后又多活了近十年也毫无生趣时有何想法，也不清楚他拿着那笔绞尽脑汁得来的巨款派什么用。但是，我却固执地认为他不是那种贪图享乐的人，他以前装出挥金如土的样子，是给他人造成一种假象，好让法庭相信他把骗来的钱全花光了，而他这次请我吃饭花了一百块钱，也只是为了表示他现在有钱，已不再是从前那种因买不起书而厚着脸皮四处借书的穷光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