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搁下话筒沉思默想。其实我明白自己很乐意接受袁小毛的邀请，明天中午去怡红酒家与他共进午餐。他刚才在电话里再三申明只请我一个人，要跟我好好聊聊，我说可以。不过说这两个字时声音很低，很犹豫，仿佛怕人听见似的。我妻子侧过脸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有个叫袁小毛的人要见见我。是你的女读者吧？她不无嘲讽地猜道。不，我说，这人我认识，只是我们俩已有整整十年没见面了。怪不得没听你说过这个人，于是妻子掉头继续看电视。我见电视屏上正打出九点三十分的字样，觉得时间还早，便拿起刚才扔在床边的一本闲书随便翻翻。由于心思太乱，眼睛不好使，这书上的字全都模糊起来，看不清楚，于是干脆闭上眼睛，不看了。
他说话声音没变，仍细声细气的，像个问路的女孩子。每当我回忆或想象某个人的模样时，总能在闭住眼睛的眼帘上看到这人的影子，甚至能看到他的面孔和神态，看得很清楚。袁小毛个头不高，皮肤白皙，乌黑的头发盖住突兀的前额，尤其那张唇廓分明的小嘴显得特别女性。他没出事前，住在东河头巷27号的邻居都说他像个不出道的黄花闺女，跟谁说话都脸红，并常常以此打趣他。
那年我刚从兰州调回来，还没谈女朋友。我母亲见我下了班只待在家里看书不出门，心里很着急。尤其看到袁小毛走上小木楼，来我屋里借书时，更是忧心忡忡。你们两个书呆子都三十出头了，怎么还这么心定？母亲问我。在她的心目中，我早就该结婚了，有孩子了。她对我说，能有个人管管你，也好让我少操点心。我明白她说这句违心话，是要我赶快行动，否则越拖越麻烦。跟她一样，袁小毛的母亲也为此愁眉苦脸，不开心。当时这两个老太太常常一同坐在长着一株矮桃树的小天井里一边晒太阳，一边促膝谈心，亲热得像亲姐妹一样。我知道她俩谈得最多的，也最投机的，是各自儿子的婚姻大事。
其实袁小毛跟我一样，也不喜欢到邻居家串门聊天，当时只因我从兰州带回来许多书，又见我愿意借给他，所以常常来我屋里找我借书。那时我喜欢跟同龄人谈论哲学问题，谈萨特，谈鲍波尔，也谈熵。记得袁小毛对熵理论很感兴趣，而我跟他说起这个话题时，不免夸夸其谈。实际上，我也只不过像女孩子喜欢穿流行时装一样，喜欢谈论某些新颖的哲学观点，但若深入探讨，就颠三倒四，说不清楚了。我曾借给他一本书，那是控制论创始人，美国维纳教授撰写的社会学专著《人有人的用处》，专门讲熵的。后来他开始谈女朋友时，就不大来找我了。
那时候，每当我母亲从楼上的小窗探头看见他领着某个年轻姑娘走进天井，总有些不舒服的感觉。她对我说，你瞧瞧对门的小毛，别看他以前蔫糊糊的，可谈了女朋友还是很活络，不像你这么死。那我也给你三天两头领一个那样的女孩来家里？我问母亲。这时她便闭上嘴，不说了。
袁小毛一改从前窝窝囊囊的样子，突然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地站在那株矮桃树跟前时，住在这天井里的几家人家全都目瞪口呆，而后来又见他把一个个涂口红，穿牛仔裤的年轻姑娘带回家吃饭，更是骇然不已。当时邻居们议论最多的倒不是袁小毛突然变得大大咧咧，玩世不恭，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不吭不哈了，而是他家突然变得有钱了，像发了一笔横财，简直莫名其妙。此前我去过他家，知道他家的家境不好。他父母都是清洁管理所的退休工人，而且退休退得早，而他本人则在一家小厂里做钳工，因此家庭收入很有限。当时他的两个姐姐都出嫁了，不过也没嫁给很有钱的人。看到袁小毛将他家那些旧得快要散架的五斗橱和大立柜当旧货卖掉，换上当时最昂贵的全套柚木家具，并把那两间小屋子装璜得金碧辉煌（至少我的印象是这样），谁都纳闷。有人试图从他母亲嘴里套出真情来，可令人吃惊的是，他母亲对此也一无所知。
“小毛拾着一笔大钞票了？”我不止一次听到隔壁邻居如此探问这位矮小的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夏天天热，有时到了半夜还有人在天井里摇扇子乘凉。
“他不跟我们说。”老太太无可奈何。“问他问急了，他也说他是拾着钞票了，叫我们别管他。”
“嗳是的呀。”问话的人总是很知趣，赶紧收回话头，并哈哈一笑，“猫有猫路，狗有狗路，小毛不声不响是掮大木头的。”
可是，这位扫大街扫了整整三十五年的退休老太却满脸愁容。他儿子的钱财来路不明，这使她心神不定，而她那贫乏的毫无生气的想象力也非常有限，无法猜破这个谜。她丈夫，那个心宽体胖的矮老头总是天不亮就拎着鸟笼出门，到城中公园去喝茶，不过这时他仍旧抽劣质香烟，喝劣质白酒，他曾再三申明他不用子女一分钱，当然也不会挖口袋给子女，他总是说他的退休金不多不少，正好够用，因此家里有吃的没吃的他从不过问，仿佛与他无关。可是老太婆却愁这愁那，整天唉声叹气。以前愁儿子没有女朋友，有女朋友了又愁没钱结婚，可发觉儿子有钱了，又觉得这钱来得太突然，太奇怪，使她心惊肉跳。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某种支撑我们坚强生活的信念，那么这位老太太的生活信念便是有朝一日看到儿子结婚，从而了却做母亲的责任，也许这是她活着的全部意义。
当时袁小毛经常换女朋友，连她母亲都觉得这太过分。我曾亲眼看到老太太站在天井里冲着她儿子的背影大叫大嚷，骂他不得好死，而且边骂边哭，泪流满面。也许这时她已意识到她儿子毫无结婚成家的念头，同时也意识到邻居们对他儿子如此玩弄女孩有反感，因此很伤心。以前她跟别人说起她儿子时，总是无可奈何地说他太老实，在社会上吃不开，因此找不着女朋友，尽管说这话的样子显得很难受，可也多少有些得意的神情，因为她认为她儿子不会在外面惹事生非。
其实我对袁小毛并不熟悉，因为当时我刚从外地调回来，而且尽管有段时间他常常找我借书，可我俩说话时总是我说得多，他说得少；即使他偶尔开开口，也不说他自己。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很沉默的未婚男子，似乎因家境不好或身材偏矮，无法很顺利解决婚姻问题而郁郁寡欢。当时使我疑惑不解的，倒不是他突然有钱了，而是他品性大变，变得太突然。每每看到他挽着那些衣着俗丽的女孩有说有笑地走进天井时，总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没必要如此张狂惹眼。那时他见了我只点点头，不说话，一句都不说，当然我也同样只点点头，也不说话。以前我在大西北待过好多年，我很赞赏，并常常感动于西北人那种坦率待人的热忱态度，不过回到老家后，因从小就熟悉我们南方人的这种暗暗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的传统习惯，所以对此也不是太反感。后来袁小毛不再上楼来找我借书，而我也不再去他屋里站一会儿，于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称得上友谊的话）便到此为止了。
不过他出事之后，我倒是又去过他家一次。当时他已被公安局逮捕，市检察院正以诈骗罪控告他，他对此供认不讳，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因为他向他的同事和他的朋友（在此之前他的朋友突然多起来也让人费解）许愿，他能替他们买到紧俏家电，尤其是那种直角平面的日本原装彩色电视机。他说他的舅舅是市商业局局长，写张条子就能弄得来，而且很便宜，要多少有多少，所以不少人把家里的存款拿出来交给他，拜托他买彩电买录像机，其实有些人并非自己家要买，而是想弄过来，再倒出去，从中赚差价。当时的商业局局长确实是袁小毛的叔叔，当时也确实有人看见袁小毛拿着那个局长的条子弄到了大彩电，不过事后才搞清楚，那个局长只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叔，以前与他家关系疏远，从不来往，而那个表叔帮袁小毛解决一台彩电（就解决了一台）也只是看他老大不小了还找不着女朋友可怜他，帮了点小忙。而这时候，袁小毛却拿着骗来的钱大肆挥霍。人家来问他要彩电时，他总是说你别着急嘛，同时又颇为神秘地凑着来人的耳朵说几句悄悄话，告诉那人，他知道最近进来的全是组装货，而所有大商场都当原装的卖给顾客，或者说日本的索尼公司和松下公司卖给我们中国的全是等外品，并关照道，应该等一等，等来了原装夏普买夏普；实在逼急了，就花高价买一台，搪塞过去。有些人知道他去过广州，去过深圳，见过大世面，也见过大钞票，再说朋友间也有个亲疏远近之分，或先来后到之说，所以不好意思老钉着他问他要货。而最关键的是，知道袁小毛的人都相信他为人老实，做事认真，因此他能频频得手，最终累计骗得现金高达十三万之巨。要知道，十年前社会上只称有钱人是万元户，因而在当时的普通人心目中，十三万是个天文数字了。若不是判刑公告上白纸黑字地写着，恐怕谁都不相信。
那天下午，我去外地出差刚回家。天井里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于是我扔下提包，脱了外衣，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下楼。我走到天井里，凑着水龙头洗冷水澡。快洗完的时候，大门吱呀一声，有个女人进来了，我认出她是袁小毛的二姐。她扭过脸，径直往自己家走。这时我也赶紧拿起塑料盆上楼，回我屋里。当我正用干毛巾擦干身上的水珠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天井里喊救命。那声音尖利刺耳，令人毛骨悚然。我立刻套好脏裤子，赤膊下楼。由于太心急，差点从又窄又陡的木楼梯上滚下去。
袁小毛的二姐还在天井里喊救命。她双手捂住耳朵，脸色煞白，眼睛因极度惊惧睁得大大的，很吓人。
“啥事体？”我冲着她的脸大声问她。
“我妈死了。”
这时我立刻跑进她家。见外屋没人，便往里屋冲。
我看到老太太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住她家隔壁的那个小张医生正嘴对嘴跟她作人工呼吸。医生跪在木板地上，一下一下地往老太太嘴里吹气，接着又用手掌按住老太太的心部，有节奏地挤压，叩击。他脸色平静，一声不吭。
“我妈死了？”老太太的女儿进来问。
“不要紧了。”医生轻声说。
“真的没死？”
“她有呼吸了。”
“阿要去医院？”
“用不着。”医生说，“你现在开炉门熬点白粥，等她醒了，给她喂点粥汤。”这时医生又转过脸对我说，“小马你别走，等一会你跟我一起把她抬到床上。”
我点点头，仍默默站着。这屋里空荡荡的，除了一张硬板床外，几乎一样东西都没有。原先的那些柚木家具全被人拉走了，只是水曲柳地板仍保留原样，大概这些地板撬走了也没多大用处，所以没人要。
老太太的女儿请那些站天井里看热闹的人都出去，然后关好大门。她给小张医生端来凳子，请他坐下，心里万分感激。
“多亏张医生在家。”她用手理了理额前的头发，已平静了许多。“我们家要好好谢你。”
“不。”医生摇摇头。“是你发现得早。”
“吓死我了。”这女人说，“我敲门，没人开门。我有门钥匙，能自己开门进来。她拿绳子吊住脖子，另一头系住床框。她就那样坐在地板上，头耷拉着，舌头拖出来，我见了差点昏过去。”
“不要紧了。”医生从衣袋里掏出白手绢，擦去脸颊上的汗珠。
“也要谢谢你，大学生。”这女人转过脸，又对我说。她以前从未跟我说过话，大概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因此只是跟天井里的其他面熟陌生人一样，叫我大学生。
“阿要我去城中公园喊老伯伯回来？”我问她。
“不要去。”医生反对道。“现在没事了，不必弄得太紧张。”
“唉。”这时老太太的女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小毛害人呀，害死人。”
“他以前蛮好的呀。”医生说。
“后来专门轧点坏朋友。”
“不过十年也不算长。”医生安慰道。
“啥人晓得他出来后会不会变好。”
“人变好变坏，主要看环境。”医生说，“他进去嘛，主要是受教育，出来后肯定好。”
“里面蛮苦的，吃得不好，还要成天搬石头。”
“人吃点苦头好。”
“下个礼拜我去看他要跟他说老娘危险给你害死。”
当时我听着他俩你一言我一语的平静对话，默不吱声。尽管我明白我对袁小毛了解不多，可我直觉地认为他不是那种容易受人影响而变坏的年轻人。以前他问我借书时，只借哲学方面的或心理学方面的书，而我引以为自豪的，也正是这两类书最多。当时我问他看不看小说，他说不看。我说我喜欢小说，而且想写小说，他只冷冷点头，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