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尚牙牙学语时，我就想带她去大都市见见世面了。毕竟一面跟人家谈业务一面给孩子喂牛奶或者换尿布不方便也不体面，我只好耐心等她长大点再说。如今这毛丫头已经自己穿衣服脱衣服了，而且她若愿意，也会拿起筷子把木碗里的饭和菜吃得一干二净，不用我们喂。可我跟我妻子说，这回去北京出差带女儿去，她说我发神经了。于是我从书架上找出那本书名为《早期教育与天才》的小册子给她看，告诉她那个教子有方的德国牧师在他儿子威特才四五岁时，就领着威特走遍了整个欧洲，我妻子听了不以为然。不过尽管她已斩钉截铁地回绝了我，可是当女儿得知此事后苦苦相求时，她竟同意了。
“要是她在外面闹肚子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跟你算账。”
而且，她不相信她女儿晚上睡觉时不用她陪也睡得着。
其实带小孩出门，睡觉倒不成问题。白天玩得精疲力尽，晚上自然睡得酣畅。而使我头疼的是，每天早上得绞尽脑汁盘算一件事：“今儿三顿饭吃什么以及在哪儿吃？”一个人出差，泡两包方便面，或者买几个菜包子，一顿饭也就凑合过去了。不幸的是我女儿挑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而且无论吃什么，连吃两顿就倒胃口了；即使吃美国的肯德基，也不肯下一顿再吃它。
“你想吃什么菜？”疏忽时会这么问她。
“吃虾。”她甜甜答道。
我可明白她喜欢吃什么虾。必须是活虾，且个儿要大。今年给她过四周岁生日时，本想咬咬牙买一斤活虾让她过过瘾，可我和我妻子走进崇安寺菜场看见那种算上长须也不及一寸长的小虾要卖六十元一斤时，便犹豫不定，在菜场里走了一圈又一圈。后来竟买了一袋冻虾仁，企图蒙混过关呢。一番精心烹调后，女儿只尝了一口就说这虾不好，再也不往嘴里送了。
“今晚我们吃快餐去好吗？”我问女儿。“那家水手快餐店蛮漂亮的。”
“哇……”她拍着小手跳起来。
“耶……”乐不可支呢。
水手快餐店坐落在前门附近，我女儿身穿鲜红的背带牛仔裤，背着嫩黄的小猫包包，趾高气扬地走进天花板压得很低的餐厅，好像没看见门口那两位餐厅小姐向她弯腰致意。老实说，我也从未见过装饰得如此奢华的快餐店。这里的柔和灯光，正随着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在缓慢旋转，而这个摇篮曲是钢琴弹出来的，不是音箱里的。那些好像是美国雕塑家摩尔设计的奇桌怪椅，在灯光下缓慢地滑动着它们的影子。我还注意到墙上有三四幅镶在木框里的日本浮世绘，我明白虽然我不喜欢这种风格的画但别人蛮喜欢。找到座位后，我让女儿坐好别动，我去服务台取饭去。我暗自想，反正只买一客快餐，即便贵到必须当掉挂在我脖子上的理光相机，也不能对女儿说我们买不起，叫她到大街上吃包子去。
还好，价格低的那种只要七十八块钱一客，另一种也不过九十八块。这比我想象的要便宜得多。我端着锃光瓦亮的不绣钢餐具走回来，那上面分门别类地放着鱼饼鸡球、吐司肉茸及朗姆塔拉夫冷布丁。这是我女儿头一回吃西餐，吃得很开心。我坐在她的对面，翘起腿，看报纸。
“爸爸你怎么不吃？”女儿问我。
“我不饿，中午吃得太饱了。”我对她说。
中午那一顿是一家研究所做东请我吃饭，我喝了两瓶啤酒，还一个人吃掉一大盘卤牛肉。我知道牛肉热量大，吃了不容易饿。
“真好吃。”女儿说，“爸爸你下次出差，也带妈妈来北京吃快餐。”
我把报纸翻了个面，斜眼看了看我女儿的快餐盘。今晚她吃疯了，满满一盘食物只剩了两三块冷布丁。等她艰难地咽下最后一口时，我收起报纸，掏出餐巾纸给她擦嘴。一个又矮又胖的餐厅小姐走过来收盘子，我从上衣暗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纸币去付账。我心想，出了门再给女儿买一盒双珠雪球冰淇淋，把找下来的那两块钱也花掉算了。
我走近服务台，拿食指和中指夹着那张大钞子递给收银员，可他只是和气地看着我竟一动不动。
“我吃了一客九十八块的。”我对他说。
“请把盘子拿过来，我们看盘子算账。”他对我说。
“盘子给你们收走了。”
“这不可能。”收银员跟我解释道，“我们这里是自助快餐，是顾客自己收盘子。”
“可有个很矮很胖的女人，”我边说边打手势，“样子像──我立刻打住，本想说啤酒桶呢──她从我桌上拿走了那个盘子。”
“您要找到她，把您的盘子要回来。”收银员仍说话客气，彬彬有礼。“我知道您是要了一客，但您必须把盘子拿过来，这样才能结账。这是店里的规定，务必请您遵守才是。”
“那个胖女人是你们店里的人。”我叫起来。
“那也得劳驾您找到她问她要盘子。”
“我找不到她拿不到那个盘子怎么办？”
“您必须再付四十元押金，等盘子找到了就退给您。”
“我不给押金就不让我走？”
“您应该先付押金，再去找盘子。”
真倒霉。不过我不想跟这个面孔白皙的奶油小生吵一架。与其让女儿看到我声嘶力竭地跟人家吵架，不如给他四十块钱算了；只当扒手摸去了，钱算什么东西！
我知道我不是懂得吃亏常在的那种明白人。若无故丢了十块钱，也会像女人一样心疼好几天。白白给这家快餐店讹去四十元我很难受，我想我应该找他们经理谈谈，至少要让他意识到他店里的这种服务方式有问题。
打听到经理室在快餐店后面的楼房里，我就抱着女儿穿过热气腾腾的庖厨室，从后门走出快餐店。天黑了，外面没有路灯，不过月亮很亮。我觉得这个空旷肃静的大院子好像是部队营房，看不见一个人影，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两行挺拔的白杨树把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夹在中间，白杨树的另一边是铺着煤渣的操场。当我慢慢走向白杨尽头的黑楼房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跨过一道道横在小路上的树影子，感觉就像是一个被押上刑场的死囚，正走在两列持枪肃立的士兵中间。我女儿闭着眼睛，紧紧搂住我的脖子。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旧房子，我看到二楼东面的第二个窗户亮着灯，便硬着头皮走进这座阴森森的楼房里。走廊上没灯，黑咕隆咚的，好像随时会碰到一个吊死鬼。我屏息静听，只听见水龙头在漏水的滴答滴答声。我一手抱住孩子，一手摸着楼梯走上二楼。那间亮灯的房间开着门，我借着灯光发现走廊中间有只柴油桶，生怕它的后面突然站起一个人。那个房间里有两个男人，他们正坐在桌旁严肃交谈。见我走了进来，那个留胡子的瘦脸男人只冷冷地看着我，等我先说话。另一个男人抬手腕看了看手表，好像要走。
“您是水手快餐店的经理吗？”我问那个瘦脸男人。
“又来找我了！”他不问青红皂白，就冲我大声嚷嚷。“你觉得你老婆在我店里干活划不来你走人，不要一趟趟来找我。”
我女儿把她的小脸埋在我的怀里，怕得打哆嗦。我想我不可能从这种人手里要回被讹诈的四十块钱，也不可能劝他改变那种吃了再付钱、并叫顾客自己收盘子的经营方式，于是说了声对不起，知趣地退出房间。往回走的时候，心里轻松多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时我看见一群女人正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地从白杨树那边走来，且闻到一阵浓郁芬芳的香水味。她们都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好像刚从浴室里出来。忽然我发现取走我盘子的那个又矮又胖的餐厅小姐，也在这群女人中。我走近她，跟她打招呼。“这位小姐，”我对她说，“是不是你取走了我的盘子？”
“是的。”她承认，“我一直在找你，以为你走了。”
“你们叫顾客收盘子是不对的。”我对她说，“若还像老样子付了钱再吃饭，像这样的啰嗦事就不会有。”
“这是我们经理从国外学来的。”
“可惜没学好。”
“你的押金钱我请保安替你保管，你去找他拿。”
“谢谢你。”我很感激。
“不客气。”这个胖女人转身去追她的同伴了，她奔跑的滑稽样子就像迪斯尼乐园中的那只可爱的唐老鸭。
“爸爸，”女儿问我，“你跟这个阿姨要什么？”
“快餐店多收了我们四十块钱，我问他们要回来。”我答道。
“四十块钱可以买多少东西？”
“二十盒双珠雪球。”
“哇二十盒哪？”我女儿惊得目瞪口呆。
花白头发的老保安把钱还给我，并问我是哪里人，又说他去过江苏。我站在花花绿绿的霓虹灯下跟这位老人闲聊了半个多钟头，后来是无意间朝橱窗内的快餐价目表瞥了一眼，觉得不对头，忙问老人：“你们店里的快餐到底是九块八一客，还是九十八块？”
“九块八呀。”他也奇怪。“怎么啦？”
“见鬼了。”我叫起来，“我给你们付了九十八块钱。”
“不会有这种事情。”老人平静地说，“怕是你自己弄错了。”
“你是说我把十块钱当一百块了？”
“这有可能。”
“我确实闹过这种笑话。不过那次是把一百块当十块钱给了一个熟食店买烧鸡，结果店里人不承认，我吃了哑巴亏。可今天居然又把十块钱当一百块了……这不可能呀……搞不清楚了。”
“这两种钞票颜色差不多。”
“你们店里灯光也暗。”
“你今天没吃亏。”
“如果我确实付了一百块钱的话，就是又吃了哑巴亏了。”
“不会，不会。”
老人颇有耐心地安慰我，他跟我说说话好打发钟点呢。这时我才发现我女儿已经睡着了，便横着抱住她穿过仍熙熙攘攘的街市，下地道乘地铁去。后来女儿醒了，睁开眼睛看着我。
“你再睡。”我对她说。她点了点头，并未闭上眼睛。
“想什么呢？”我问她。
“想妈妈了。”她对我说。
“我们明天就回家，车票都买好了。”我对她说。
她又点了点头，脸上露出甜甜的笑靥，此刻已困得没精神叫哇叫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