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我们的生命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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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可能这时候的我,比周仁溢更想这件事。我猜不出他今晚会不会来,虽然留门等他,但无法确定他的欲望和胆子是否足够大。他是懵懵懂懂,啥也不明白,而我却是清清楚楚心知肚明的。我知道怎样吻他,怎样抚摸他,怎样缓解他的激动,延迟他的高潮时间。而最初的他,只是像小鹿一样乱撞乱动,一点不得要领。这时我不但用动作暗示他,而且用语言指导他,把他当我的学生速成他。幸亏上海人悟性好,周仁溢很快就懂了,很快就做得很棒。

接着便是我感动于他的年轻和温暖,感动于他旺盛的精力和活力。他给一本书硌到屁股,那是我喜欢的《哈吉穆拉特》。他拿这本书盖住我的脸,我把书扔到地下。我们一晚上谁也没合过眼,一晚上都在做。他已经出来过三次,都在我的里面,但仍旧起得来,仍旧硬得像玉米棒棒。我想要个孩子,想要自己生的孩子。假如这次有怀孕,我就生下这个孩子。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会生下他养育他。不管是男是女,我会把他带大。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一次冒险,我渴望有自己的孩子,就啥也不怕了。

之后的五个晚上,周仁溢都是十二点来我屋里,进了门就随手插好门栓,熟门熟路了。他说你叫了我不承认,后来果真听到了自己的叫声,这才相信男人说女人有叫床并非虚妄。当我情不自禁地叫得最凶且叫得时间最长的时候,外面有人敲窗子,声音不是很大,好像敲了很久才听到的,后来才是敲门声音。

我穿好衣服,给敲门的开门。问外面是谁,那人不吭气,而敲门声却不绝于耳。声音虽然不大,但时间敲得久了,也会惊动左邻右舍。假如那人失去耐心,擂鼓一样吵闹,那就更麻烦了。于是我开了门,让周仁溢待在里屋别吭声。

原来这是住我前面的张木臼。他女儿是我的学生,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现在读中学了,越发标致了。有人认为,张木臼的这个女孩是野种,是他的骚婆娘跟卖糖佬生的。有人言之凿凿地讲,亲眼看到卖糖佬把糖担子扔棉花地里,把张木臼的老婆弄到叫起来。张木臼一向软弱可欺,在外头别的女人当面取笑他,讲他上不了他老婆的床,每天晚上睡床前的踏脚板;在家里给自己老婆笑话,讲他挣工分总是比人家男人少一分两分。老实说,我打心底里同情张木臼,所谓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就是这种情况。

然而,就在那天夜晚,就在张木臼不紧不慢地在外面敲窗敲门的那个夜晚,我对他的深切同情,一下子变成了莫大的愤怒与仇恨。他说他听到我屋里有叫喊声,以为我出事了。我说可能那是我做了一个噩梦,在梦中叫起来,叫得声音响。他说看见有个人进了我的屋,怕那人是坏人。我说我屋里没人,我一个人在屋里看书看到现在。他摇摇头不相信,你会一面看书一面做梦么?

这世上没一个是傻子。你以为这个人很傻,老实得像木头一样,其实精明得很。越是看上去老实的人,越是会算计人。老实人是每一步都仔细想好的,不会冲动,不会乱来,不会没有章法。张木臼料想我不敢大吵大闹,便径直走到里屋,拿起写字台跟前的一张骨牌凳,拿到房门口,坐下来一面给烟锅里装烟丝,一面看牢周仁溢。若此刻周仁溢跑出去,溜回自己屋里就没事了。反而你会理直气壮,讲张木臼图谋不轨,叫他百口莫辩。可周仁溢早给吓坏了,只站在床边打哆嗦。他毕竟是个娃娃,而且人也老实,哪有临难不惧临机应变的本事?

于是我开始跟张木臼谈判,跟他讨价还价。起初他要至少睡我十个晚上,最终被我减掉十分之九。这时候,我才真正领教了一个老实人的智慧、坚韧和野心。可能他认为,这辈子睡一个城里女人,睡一个读过大学的大奶子白皮肤女人,是天大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我答应给张木臼睡,就现在,就立刻,但张木臼不同意放走周仁溢。他对我说:“现在把他放了,你告我犯强奸罪就顺理成章。”这时我才想起来,张木臼是本村的读书人,冯梦龙的三言二拍早背得滚瓜烂熟,所以“顺理成章”这样的成语能脱口而出。

他说他要把周仁溢捆起来,嘴里塞了抹布,关到厨房间去,等他把我睡了,等他走出这个屋子,我有的是时间给周仁溢松绑。而且指天誓日,保证以后不会再来敲窗敲门,更不会对旁人讲这件事。他说他是言而有信的。

我说亏你想得出来,这上海娃还年轻还很嫩,不像你老茧那么厚,你把他捆起来,他想不开,寻死觅活,出了事他父母找上门,是你给人家赔娃娃还是我给人家赔?我说我也是言而有信的,答应你的事不会反悔。我是那种食言而肥的人么?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张木臼说。

“什么办法?”我问他。

“你把衣服脱掉。”张木臼指着我的碎花裙子说。

“他就可以马上走对不对?”我指着周仁溢说。

张木臼的无可奈何,我是心知肚明的。无欲则刚,假如你像杨乃良一样正直无邪且嫉恶如仇,除了自己的老婆不想别的女人,你就会像杨乃良捉奸一样,至少带两个人一起来,把我们堵在屋里,给我们办学习班,给全村的男男女女一个响亮的警示。杨乃良是生产队长,他父亲以前是杨氏家族的族长,他明白这个村子给了他管,他就有抵制伤风败俗的责任。杨乃良最近一次捉奸,是捉到张木臼的老婆跟大队书记睡觉,他才不管你是不是书记呢。此时此刻,你张木臼想睡我,你就不敢敲锣打鼓。你心里有这个欲,就没法刚正无私。所以你跟我谈这件事,就得听我的,而不是我被你随意摆布。

我是跟周仁溢仔细交待了一番,才脱掉了身上的衣服。张木臼见我脱得一丝不挂了,才让开身子,由周仁溢走出里间。张木臼此刻紧张得脸上冒冷汗,怕我叫起来,一把揪住他,跟他扭打一场,闹得全村人都知道他张木臼心术不正,半夜来柳若兰家强奸柳若兰。可能别的女人会这样但我不会,我言而有信是我做人的原则。虽然明白张木臼不是好东西给你瞧不起,但存心设局骗张木臼上当,我会瞧不起我自己。再说谁也不是傻子,人家心里会想,柳若兰若不给张木臼开门,张木臼会进得去?

很快我就让张木臼进了我的身子,让他在我的里面出来。只要出来了,他就会起身穿衣服走人。因此我以为这件事很快就会结束,想不到张木臼会把我折腾到天亮还有力气。后来就又有人敲门,敲得咚咚山响,门栓怕要被震断。张木臼老婆在外面骂我偷她男人,张木臼吓得说不出话来。杨乃良起初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不上张木臼老婆的当。一是他知道我柳若兰虽然守活寡但刚烈贞洁,曾严词拒绝过大队书记的性要求;二是他知道张木臼老婆自己是破鞋,心里巴不得全村女人都是破鞋。后来他给张木臼老婆纠缠得不耐烦了,才从床上爬起来,披衣出门,顺路把会计叫起来一起过来,让张木臼老婆一个人穷敲门,他和会计都站在梧桐树下袖手旁观点烟抽。

张木臼老婆蛮聪明的,敲不开门就捡了几块半截砖头,把我家的窗玻璃全砸烂,让杨乃良从窗口往里看,看我柳若兰屋里是不是有张木臼。这时我已经穿好了衣服在里屋坐床沿上,张木臼也穿好了衣服在外屋蹲地上抽旱烟。杨乃良厉声叫张木臼开门,张木臼只好起身拔门栓。杨乃良吩咐会计找人把我和张木臼送大队部去,自己转身走了,不跟我打照面。

后来的情况是,大队书记每日阅读他要我写的一份份检查书,而且就像我给学生批改作文一样,用红笔写评语。假如哪份检查书被书记认可,就不必开大会批斗淫乱行为了。我的检查书自然写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够深入,斗私批修不够彻底,内心深处有资产阶级思想作祟,这才引诱贫下中农犯路线性错误;只翻来覆去写这几句话,看得书记心里直冒火。

犯啥路线性错误?

这犯的是性错误!

这个大队书记是刚上任的,原本是河对岸七队的队长。他吹上工哨子吹得响,河这边都听得见。前任书记给杨乃良成功捉奸捉到公社去,给公社削职为民回六队重新务农去了,这才有新老书记的最新一次更替。因前车之鉴,新书记不敢朝我提性要求。再说我拒绝老书记的事,全大队全公社都知道。不过假如把我拉出去批斗,给我挂牌子戴高帽子游村,好像是便宜了我。这个新书记寝食不安的是,他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始终想不明白。显然张木臼给他的坦白交待,尚未满足他的好奇心。我写了七天检查,书记看了七天检查。我说我只会这样写,书记说我写得太笼统。我知道他想弄清楚我为什么给张木臼睡,不给老书记睡。他说他看不懂,弄不明白,显然张木臼没讲到上海娃周仁溢的事。

直到第八天,新书记才恍然大悟,文化大革命都这么长时间了,谁都知道写检查是要想清楚了才能写,通常是越简洁越好,越笼统越好,你白纸黑字交上去,给塞到你的人事档案里,走到哪带到哪,这谁都怕。你写你引诱贫下中农犯路线性错误,一点细节也没有,待事过境迁,往事被岁月磨灭,谁还记得这件事?

可你究竟想知道啥,究竟要柳若兰给你讲些啥?新书记是琢磨了很久很久,才慢慢想明白的。他现在不用每天早上吹哨子催社员上工,成了大队的脱产干部,她老婆起床前拿屁股蹾一下他的脸,嘴上讲他天天睡懒觉不出工要变修正主义,天天坐大队部四体不勤要变资产阶级,心里却美滋滋的,因为当今全大队就她男人说了算。新书记这时才明白,你是要柳若兰当面给你讲出来,讲得越详细越好。你老婆为啥老是拿屁股蹾你的脸,这只有你自己知道。柳若兰的事情,自然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你的目的是,要把她的事问得一清二楚。可这种事情,人家会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一思一想全写出来么?就是写出来了,看了也没劲。

书记叫文书去七队一趟,叫来两个七队的男人,让他们在大队部吃住,晚上一起审柳若兰,一天记两个工。你可不敢单独审这个女人,假如她叫起来,扯烂自己的衣服赖你扯的,你就说不清楚。三个人一起审,若出了事就有人给你当旁证。又叫文书跟大师傅讲,从今晚起,晚上要做夜宵;做一顿夜宵,记一个工。

文书把各人的工分都记在本子上,到了年底,哪个队的给哪个队结算。当年农民的口粮是拿工分来领的,大队部给某人记的工分,是算在某人所在的生产队里的,大队有权力没有粮食,记几个工是大队书记说了算,生产队只有认账的份儿。大量使用化肥前,本地的传统肥田方法是在河边建一个灰塘,冬天罱了河泥掀到灰塘里去,然后于河泥中加青草、粪便、蚕豆秸等,作为有机肥料施于稻田麦田棉花田中。当年一个强劳力挑一天灰塘,从河边的灰塘里挑到棉花地里,一挑担的重量通常是二百五十斤,一天通常挑一百八十趟,其运输量是四万五千斤,合二十二点五吨,记一个工。顺便讲一下,当年柳若兰所在的五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十年,每个工所折算的现金,始终在五角五分至八角七分间波动。当年一斤猪肉的价格是多少呢?七角三分。大队大师傅给三五个人烧一顿夜宵得一个工,心里自然高兴,对书记感激不尽。

于是书记不再叫我写检查了,叫我白天去厨房跟大师傅一起洗菜择菜,晚上去书记办公室接受审问。我承认给张木臼开了门,承认给张木臼睡过,但不会讲其中的缘由和细节。每天夜里被问到两点半以后,七队陪审的那两个人就打瞌睡了。一连问了七个夜晚,我始终不多说一句。大师傅挺同情我,跟我熟悉了对我讲,这种事情不该大队管,该谁管他没讲。

后来我吃不消了,眼睛产生了幻觉,看书记的脸看不清楚,老以为他的两粒黑眼珠已跳出眼眶,像弹弓子弹一样嗖嗖打过来。这时他对我说:“你晃什么晃?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不要老是晃脑袋。你现在说了,今晚就放你回家,也不批斗你,也不上档案。你怕张木臼老婆找你骂相骂打相打,我会让你去九队给九队的娃娃教书。上面来人调你走,我不会拦你,不会在来人面前说你的坏话,只会拣好听的说。你要想明白了,我们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老实交待你的事,我们就跟你打持久战,看到底是你打得赢还是我们打得赢。我们是善于抓阶级斗争的,但现在还没把你当阶级敌人看待,你犯的事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你存心顽抗到底,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就会转变为敌我矛盾,到时候就会对你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像对你男人一样,把你送监牢叫你蹲号子去,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你说话好不好,你知不知道我是为你好?”

“我不明白你要我怎么说你才满意?”我发觉书记的面孔已经变形,眼眶里没了眼珠子,就像两个黑洞可瘆人。

“问你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

“我是有问必答的。”

“可你讲得太简单,就像没讲一样。你讲潘金莲跟西门庆好上了,就讲这一句话打发听书的,谁还听你说书啊?”

“可我不是说书的。”

“底下还是我问你答好不好?”

“好的。”

“问一句答一句。”

“好的。”

“知道的不能说不知道。”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