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决定结束这个狼狈局面。今晚装的是二百瓦的灯泡，强光全打在我的脸上，不到下半夜就挺不住了；而且又困又饿，熬不下去。假如今晚不满足书记的好奇心，可能明晚会装五百瓦的灯泡来照我。于是我决定如实回答他问的每一个问题，问什么答什么。事实上，这时我已神志恍惚，没了抵抗力量。或许在下意识中，我是愿意把这种事讲出来，愿意讲给每一个想听的男人听，看他们脸上有什么表情。
今晚书记的问话是直来直去，没半点遮掩。你的衣服是谁脱的？是我。是他在你上面还是你在他上面？他在我上面。他的大还是你男人的大？他的大。你亲没亲他的？没亲。他亲没亲你的？亲了。你喜欢不喜欢他亲你？不喜欢。你喜欢他什么？啥都不喜欢。那为啥给他睡？想男人了。那为啥不给朱书记睡？朱书记气味重。除了你男人你给几个男人睡过？三个。哪三个？张木臼。还有呢？赵天宇。赵天宇是谁？我大学同学。还有呢？周仁溢。周仁溢是谁？上海知青……
没想到我会把周仁溢讲出来。我讲我如何指导周仁溢做这件事，如何在短短五天之内，把他从一个懵懂无知的童男子变成一个行家里手，讲得滴水不漏。可能我讲的比我做的还细腻，可能我讲的比书记想听到的要多得多，书记和他的两名陪审员都听得目瞪口呆；既难以置信，又大开眼界。后来是书记自己都问不出问题了，重复过几个问过的问题，就挥了挥手，吩咐他的陪审员──准确讲应是陪听员──送我回家，一定要送到家门口。书记谆谆叮咛道：“你们可不能犯错误，你们今晚上了她的床，以后就上不了你们老婆的床，这要想清楚才行！”
月亮很亮，皎洁美丽。那两个七队的男人我不认识。他们不跟我说话，只是一前一后护送我回家。过东大河的时候他们蛮紧张，那座木桥摇晃得厉害，好像哪根桥桩已经断了，大队部已明令手扶拖拉机不得走那座桥。桥面上铺着长长短短、新新旧旧的槐木桥板，而桥板间的缝隙很大，有几处是保证能够掉下去你的脚或鞋子。更关键的是，那座桥没有栏杆，当年全大队没一座桥有栏杆。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是倒着走的，眼睛死死盯住我的腿和胳膊，不我的眼睛和鼻子。假如此刻我纵身往河里跳，他肯定会一把抱住我。这两个人都是淳朴农民，都是听了我的故事并非兴奋而是迷惘，就像突然看到了一个怪物，是人是鬼辨不分明。可能在他们眼里，那种事情像播种插秧一样简单，哪有这么多道道儿。
我透过桥板缝隙，看到了下面的河水，甚至看到了浮在水面上的三角形菱叶，我知道我不会跳下去，不会给这两个农民兄弟惹麻烦。人家奉命送我回家，让人家顺利完成任务才对。到了我家门口，我请他们进屋喝口茶，他们连连摆手匆忙走了，怕瘟疫一样怕我。在后窗我看到他们站在河对岸朝我这边看，直到我屋里的厨房烟囱冒起袅袅炊烟，这才放心回大队部。
我得烧一锅水擦个澡。我发现被张木臼老婆砸烂的窗玻璃全都换好了。没人问我讨过门钥匙，看来换玻璃的人是在外面换的。这肯定是杨乃良找会计叫人换的，我得给杨乃良付玻璃钱。这棉花秸晒得干，灶膛里烈火熊熊，秸杆劈啪劈啪地爆响，一锅水一会儿就烧开了。我给里屋的窗玻璃糊玻璃纸，然后才端来木盆擦个热水澡。已经有十来天没擦澡了，身上痒得出奇，可能染虱子爬臭虫了。
在柔和的灯光底下，在插满图书的书架旁边，我站在盛了洗澡水的木盆里，仔细擦我的白身子，擦我身上的每一寸皮肤。我看到张木臼坐过的那张骨牌凳还在房间门口，便赤脚走过去拎起它往外屋扔。咔嚓了一下，可能折了一条腿。按理我应该擦了澡躺床上睡觉，睡它个三天三夜，把这些天因夜间受审及频频失眠而少睡的觉补回来，可是我看到这张被张木臼睡过的床就厌恶透顶。于是把脏衣服洗干净，晾到门口的晾衣绳上，每件衣服都夹了木夹子怕风吹掉。然后煎两个鸡蛋，捣两瓣蒜头，煮一碗面条吃早饭。
天还没亮呢，可月亮早就没了，星星也暗淡得很；所谓黎明前的黑暗，就是这个时候。我绕过我的屋子，从梧桐树底下朝屋后的小河浜走去。那儿有一条看鸭人的小船，桨和鸭锹都在船上。虽然河面上黑乎乎的，但我看得到船桩在哪里。石埠旁有一具扳罾，那是周仁溢他们自己做的。他们到公社医院讨来纱布当罾网，就八仙桌大小，中间扔少许馊饭团，引鱼儿游过来。扳到了小鱼就煮给他们的断尾巴猫吃，扳到了大鱼就会给我送过来。他们屋没一点儿动静，怕是都在上海还没回来。
那只断尾巴猫跑了过来，纵身跳入已解了船桩的小船内。我上船把它抱在怀里，一遍遍抚摸它的花身子。它的尾巴究竟是小孩截断的还是天生这样，周仁溢他们也不清楚。他们屋有人的时候它不会来缠我，不然总是跳到我的床上，偎住我的身子打呼噜，打得比吴培芳还响。吴培芳平日不打呼噜，爬山爬累了会打。他只知道干活，不知道巴结领导。你跟领导沟通不够，好事情领导不会想到你，坏事情就落到你的头上。现在吴培芳在号子里天天抄马克思的《资本论》，来信说已经抄完第一卷。本想给他写封信，但想了很久，决定不写。
船儿在水面浮动，船帮离开了石埠头，我忍心把花猫一扔，把它扔到石埠上。因为用力过猛，小船倾斜得厉害，差点翻了船。接着我开始打双浆摇船，这种看鸭船像皮划艇一样细长，只轻轻一摇，船身就像利箭一样往前飞。
从这里到鸭子滩的水路我非常熟悉。出现五六道河汊时，我晓得走哪边不会错。没到芦苇荡天就亮了，有野鸭被我无端惊醒，扑扇着翅膀往西飞。这边小河里几乎浮满了碧绿的菱叶，只给摇船人让出一条狭窄而细长的水面。木桨不时打断菱叶的细茎，将红菱或乌菱从叶子底下翻出来。有一首歌叫《采红菱》我会唱。
我们俩划着船儿，
采红菱呀采红菱。
得呀得郎有情，
得呀得妹有心。
就好像两角菱，
从来不分离呀，
我俩心相印。
划着船儿到湖心，
你看呀么看分明。
得呀得郎有情，
得呀得妹有心。
湖水清呀照双影，
一个你呀一个我，
我俩一条心。
船儿进了芦苇荡时，我突然横过船头往东看。初升的太阳红彤彤的照在我脸上，河水和芦苇全沐浴在朝霞中，乡间的泥土气息清新而浓重。面对这美丽的景色，我感觉自由而快乐。此刻我穿的是我自己做的旗袍，是用我母亲给我的一块红绸缎做的。我小时候就喜欢我姑妈穿旗袍的样子，觉得好看得不得了。我姑妈是人也漂亮，旗袍也漂亮。我是男人的话，也会想她的。
文化大革命不许穿旗袍了，谁穿谁就是小资产阶级。你敢穿到街上去，就有人拿剪刀给你剪成碎布条。我的旗袍是我偷偷做的，合自己的体形，两边的开缝开得很高，胸脯也绷得紧，没一件衣服比这更合身。我高兴的时候，就会关上门，打开灯，从箱底里取出这件旗袍，把身上的衣服脱得只剩下小底裤和小背心，然后穿上它，美一下。
周仁溢躺床上跟我说话时，说他曾经偷看到我穿这件旗袍的漂亮样子。于是我穿了紫色的小底裤，紫色的小背心，从箱底里取出这件旗袍，当面穿给他看。我叫他看我时，他激动得眼睛里流眼泪。我又取出我姑妈穿旗袍的照片给他看，他说你姑妈很漂亮，但不及你十分之一，说得我心花怒放，抱住他亲他，亲了好久好久才放开，亲得他再次硬起来。
这个芦苇荡南舍人把它叫鸭子滩。其实野鸭子成群落脚过夜的这个地方，只是芦苇荡深处的一个浅滩。这里杂草丛生，野鸭蛋白花花一片，几乎遮盖了每一寸泥土或杂草。有的地方都堆起来，像城堡似的好看。别处可能没这种禁忌，有多少野鸭蛋都会一夜间给拾个精光，只有南舍村祖祖辈辈把野鸭当神祇谓之鸭神，非但不敢来鸭子滩拾野鸭蛋，而且遇到了荒时暴月，遇到了小孩受惊，甚至只是眼皮跳得厉害，都要给鸭神烧香祈祷。城里来的红卫兵自然不信这个，非但拿汽枪打野鸭，烤熟了打牙祭吃到肚子胀，而且拿棍子打野鸭蛋，打了三天三夜全打碎，确信没漏掉一个，才红旗飘飘回城里。据说那伙学生娃后来是死了三个得暴病死的，疯了三个全关在疯人院里；南舍村有人认识死掉的学生娃的哪个舅舅，有人认识疯掉的学生娃的哪个姑姑，有鼻子有眼地讲给你听，你信不信啊？据说如今只有日本人还供奉鸭神，他们是不吃鸭子吃鸭蛋，想必对鸭神的态度，不及当年的南舍村人来得严肃而虔诚。
我是在柔和的阳光底下，傍着轻风摇曳的芦苇，将野鸭蛋在水边摆出长长一行字：“奇葩艳卉，惟是深红浅白而已。”把我记得的这句柳永词句，用鸭野蛋一笔一划摆出来，可摆了不少时间。然后，我脱了旗袍，脱了紫背心，脱了紫底裤，小心把它们折叠好，搁在柳永词句底下。
这时候，阳光打在我的身上，照亮我每一寸皮肤，这好不舒服，好不自由。
于是我给自己跳一段《白毛女》，小心不踩着那些野鸭蛋。以前跳《白毛女》的时候，是跳给别人看，是穿着破衣服跳，突出白毛女的贫穷以及她的受迫害；现在是跳给风中的芦苇看，跳给天上的野鸭看，还有白云，还有蓝天，是赤裸着身子跳，突出我的灵魂以及我的受鼓舞。我轻快地跳跃、劈腿、旋转，在想象中模仿邓肯的美妙舞姿。我的书架上有《邓肯自传》，那是我读得最多的一本书。
此刻，惟有此刻，我的身子是自由的，我的灵魂是自由的，我的生命是有力量的……
我有足够的力量，结束我的生命。在轻风里我沐浴着阳光走入水中，越走越深。虽然水对皮肤的压力越来越大，但远比白炽灯照你的时候舒服。水漫到了你的胸脯，漫到了你的喉咙，漫到了你的嘴唇；你抿紧嘴继续往前走。到了后来是，你的眼睛要被淹没，水的波浪已吻到你的下眼皮。这时你转过头，看一眼岸边的红旗袍，然后继续往水的深处走去。走到你的头发全部没入水中，走到你无法屏住这辈子屏得最长的一口气，这才张开嘴巴，让水流涌入你的口腔，涌入你的喉咙，涌入你的肺和胃。你知道你没脸见周仁溢，甚至没脸见张木臼。连张木臼都没把周仁溢扯出来，你却把你和周仁溢的事，竹筒倒豆般全讲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吴培芳抄《资本论》你不会抄。吴培芳给关在号子里想自杀也办不到。吴培芳不会想女人除了你。可你呢？你比吴培芳自由，却比吴培芳更痛苦。你是故意出卖周仁溢，使自己有理由自杀弃世。你知道周仁溢给你的幸福感，以后再也无法得到。因此你心满意足，除了死亡，别无祈求。
你知道你呛了一口水，知道你就要断气了，知道你没给这个世界留下好名声，但你是享受过自由的，得到过快乐的。虽然时间很短，毁灭性很大，但比起众多女人一辈子谨言慎行不越雷池一步活得值。你叫柳若兰，你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而你的大脑皮层的最后一次脑神经活动，却是祈求周仁溢平安无事，好好活下去。
周仁溢是在孙治的房子里，把柳若兰跟他的这桩事情，动情地讲了一遍。周仁溢是有过掐死孙治的念头，但这个念头只一闪而过，并未长久徘徊于他的大脑。你把孙治掐死扔到鸭子滩，即便公安查不到你，良心的不安也会使你一辈子都难受得度日如年。这种恶毒事情，最好是别人做你不做，别人做了给拍成《法治在线》或《今日说法》搁电视里给你看，这比看电视剧有意思得多，别人是杀人、逃亡、被捕、被判刑、被枪毙，像演戏一样精彩纷呈，你是看戏的悠闲自在，这多好。若是你本人上了《法治在线》或《今日说法》给别人看热闹，那就糟得多。所以那天晚上，给柳若兰烧纸的那个夜晚，周仁溢是把孙治带回上海的。搀她上楼时快三点了，她还迷迷糊糊醒不来。第二天，周仁溢就去了广州，又去了深圳，一周后才回来，才有空给孙治讲柳若兰。
张木臼把我堵在柳若兰屋里，我是给吓得魂飞魄散。时间挪到现在的话，我会立马跳过打张木臼一顿，然后朝全村人宣布柳若兰是我的女人，谁动她一根指头，打折谁的腿。我会动员柳若兰跟那个蹲号子的阳萎男人离婚，我会自豪于娶了这个比我大十五岁的丰韵女人跟她一起逛街，我会无视所有像你这样的小女孩对柳若兰忠贞不渝。不过假如是现在的话，张木臼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碰柳若兰一根毫毛，而柳若兰也不会给打入另册给流放到南舍村去，我周仁溢也不会去南舍村当知青，这辈子不会跟柳若兰萍水相逢。
柳若兰答应了张木臼的要求，并当着我的面脱了衣服，我却逃之夭夭一走了之。柳若兰要我听话，要我赶快走，连夜往城里走，赶早班车回上海，结果我听了柳若兰的话，才使我抱愧终身。回家待了很长时间，我父亲托人找关系，费了不少劲，才把我第一个从乡下弄上来。我回南舍村搬东西时，已经知道柳若兰在鸭子滩投水自杀。队长杨乃良给她一块坟地，把她葬在东大河东面的坟堆里。我不是傻子，心里拎得清爽，我发觉村里人谁见了我都是一副尴尬面孔，这说明我和柳若兰的事已家喻户晓。幸好难受及难为情的时间并不长久，只待了半天，我就办好了回城手续，搬好了我的东西，离开了那个小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