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地，谁家给自己仍然抱在怀里的儿子找上了个媳妇，不说是“说了一个”或者“娶了一个”媳妇，而是说“买了一个”媳妇。而娘家在有人问起女孩的状况时，不是回答“已经定婚了”或者“嫁出去了”，而是说他家的女孩“已经卖出去了。”王梅兰刚生下来，父母就把她“嫁”给了外村的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说好的条件是婆家每年给王梅兰二斗麦子、五斗苞谷、十斗高粱或小米，这些粮食大约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合下来将近一天一斤粮食。农户人家，啃干粮的时候大都是蘸着盐粒吃，能有点咸菜疙瘩就算是享福了。没有一点油水荤腥，全靠粮食去填肚子，食量就很大。一个壮劳力在农忙的时候，一天至少吃三斤粮食才觉得好像是吃过饭了，就是在平常，一个男人一天也得吃两斤粮食。可是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合下来，很少有平均一天能吃得上一斤粮食的人家，大都是吃不饱的。所以王梅兰父母要的价，一般人家是“买”不起的。一天将近一斤粮食的收入，就是对于王梅兰家这样比较殷实的人家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王梅兰的父母尽管整天为管束女儿的事提心吊胆，但是他们总是想着法子、编造出种种最合理的借口，迟迟不把王梅兰正式嫁出去，因为把女儿多留在家里一年，他们就可以多赚三百多斤粮食。
女儿虽然是留在自己的家里，但是做父母的必须得把女儿管束好，不能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来。如果女孩出了事，婆家就会退婚，而且还要娘家把多少年来供养女孩的资费退还婆家。多少年的资费加起来一起退还，这可是能把一个小康之家逼得破产的。因此谁家都不会在管束女孩子的问题上掉以轻心。
眼看着王梅兰的心野了，可是把她锁在黑屋子里又不是长久之计，万般无奈之下，父母只好忍疼把她正式嫁过去。忙季过后是好日子，夏收以后，大部分人家灶房里都有了点宽松，正是办喜事的好时间。王梅兰的喜事就定在了农历的六月六日这一天，这是一年里少有的几个最好的黄道吉日之一，六六大顺，有什么比能顺顺当当地过日子更好的呢？王梅兰被扶出闺房的时候，父母哭得很伤心，为了亲生的女儿要离开自己，也为再也赚不到的那些粮食，内心很复杂，但哭得很真切。
王梅兰也在哭，她甚至哭得差点昏死过去。周围看热闹的人都啧着舌头称赞王梅兰对父母的孝顺，但是王梅兰的哭比她的父母更复杂、更真切，因为她的心里多了一件事，为了这件事，她可能就要永远地告别她的亲人了。
这天晚上，就发生了那件在方圆百里内空前绝后的事。
王梅兰嫁到丈夫家，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互拜，送进洞房。一进了洞房，大院里的婚宴就开始了，有肉吃有酒喝，谁还会放得过这个机会？这种机会，一辈子也碰不到几回的。因此所有不傻的人都吃席去了，而且这顿酒席不吃到人们肚子胀得要吐的时候，谁都不会罢休的。主人家不得不忍着比刀割还难受的心疼，眼看着一碗一碗地往外端肉，一坛一坛地上酒。在这种时候，客人们是得罪不起的，因为客人们都有一个杀手锏——说吉利话的权利；如果对客人们招待不周，客人们临走时不说几句诸如“生个当官的孙子”、“人丁兴旺”、“发大财”等等吉利话，或者装醉说些诅咒的话，那么这一家从此以后可能会厄运不断，好端端的家业可能就败在舍不得端上去的那几碗肉上。客人们不走，主人家就只好认真侍候着，这顿酒席往往要吃到半夜三更。全院的人都去吃席了，新房里只剩下了王梅兰一个人。
到了半夜时分，新郎的远近兄弟们把些酒菜端到了新房里，要闹洞房。年轻人们都喝得半醉了，闹洞房就更加放肆。他们说着农民的荤话，吵嚷着要揭开新娘子的红盖头，看看新娘子的长相。他们还要逼着新娘子喝酒，如果能把新娘子灌醉了出了丑，那是他们最高兴的事。这种事当时会令他们兴奋异常，日后又会成为他们糟贱新娘子、新郎乃至这全家人的谈资。
可是，任人们怎样挑逗和逼迫，新娘子硬是端端地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这引得人们都啧啧称赞新娘子是一个端庄、贤慧、守妇道规矩的好女人。闹得时间长了，不出出新娘子的丑，就使大家觉得索然无味。因此大家都把期望的目光集中在一个年轻人身上。那个年轻人因为生性轻浮、常有些不正经的言论行为而被大家背地里骂作“溜溜子”。“溜溜子”这时候却成了大家寄予厚望的人。“溜溜子”受到大家的怂恿就兴奋起来，他又说了一段荤顺口溜，举起筷子挑起了新娘子的盖头。
当大家的目光看清楚了揭去了盖头的地方以后，亢奋立即变成了惊异，人们一个个大张着嘴愣在那里，活像庙里的泥胎。
原来盖头下面盖着的根本不是新娘子害羞的娇脸，而是一个土陶的夜壶。还是那个溜溜子反应灵敏，他移开那只夜壶，推了一把穿着婚裙的新娘子，新娘子一下子直通通地倒了下去，撩开裙子一看，哪有什么新娘子，原来是捆在一起的两个枕头。那是农家大炕上的那种圆柱形的大枕头，麦衣子填的芯，墩墩实实，竖起来足有半人高。
于是乎屋里屋外、院里院外，就像野蜂炸了窝，人们胡喊乱叫着，张皇地乱跑乱找。毫无效率地忙活到天快亮的时候，大家慢慢地聚集到了新房里，青一色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互相看着，无话可说。忽然，只听得靠在后墙上的案桌底下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紧接着盖在案桌上的一块布单抖动起来，从布单底下钻出了一个毛绒绒的脑袋，吓得屋里的人发出了一阵恐怖的嚎叫。那个毛绒绒的脑袋也大叫了一声，缩回桌底下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大家醒过神来，才想起那个毛绒绒的大脑袋原来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一只狗的头。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了案桌上搭着的那块布单上。农民们是没有罩桌布的习惯的，因为都喝了几杯酒，心思又都放在闹洞房上了，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块没有来由的布单。有人撩开了布单，移过豆油灯来一照，才发现案桌下面的墙上被人挖开了一个洞。大家跑到房后，看到洞口外有一床被扯拉开的被子，显然是原先堵在洞口上的，刚才被那只狗拖了出来。洞下的新土被被子拖抹平了，没留下人的脚印。农民的房屋都是用土坯垒成，在土坯墙上掏个洞，对于使惯了铁锨和镢头的农民来说，并不是一个多么费劲的活。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答案也就很清楚了，无非三种可能：贼匪绑了票，人贩子偷了人，或者新娘子跟别人私奔了。议论来议论去，大家公认了前两种可能性。那个溜溜子说了一句：“这哪像是贼匪干的事情，明明是私奔嘛！”就有男性长辈跳了过去，给了溜溜子一耳光，恶狠狠地骂了一句粗话说：“闭上你的乌鸦嘴！”
新娘子跟人私奔了，这种事无论对各方来说，都是一件极为丢脸的事情，因此大家都极力避免往这方面扯。
但是王梅兰确实是跟着刘满仓私奔了。私奔的理由很简单：父母给她说定的这个丈夫是个豁豁嘴，别说不能唱花儿小曲，就是说话嘴里都漏风。在王梅兰似乎懂事又似乎还不懂事的时候，她曾问过她的父母，为什么给她找一个豁豁嘴的丈夫？不料父亲打了她一巴掌说：“丫头子家说这个事也不害臊！”她就躲在里屋炕角上哭。后来她妈过来哄她，妈说：“豁豁嘴也没啥么，只要家里有钱就行了么。除下人家，谁们家能拿得出那么多粮食买你呢？”但是王梅兰的心里埋下了一个念头：我才不嫁给豁豁嘴呢！
非要叫我嫁，到时候我就跑。
刘满仓跟王梅兰一个村。刘家也是马莲墩子村的老户人家了，但因为他家是为数很少的外姓，所以村里人不怎么跟刘家来往。然而孩子们是没有这些偏见的，小时候王梅兰就常跟刘满仓玩。刘满仓大王梅兰两岁，长得清秀，花儿小曲也唱得好，跟王梅兰一对一答，是天生的一对好唱家。那一天，刘满仓在院子外面唱花儿，虽然时隔好几年两人没有在一起唱过花儿小曲了，刘满仓也过了变声期，从小男孩的童音变成一个小伙子的嗓门了，但王梅兰立刻从歌声中听出了是刘满仓。两个人对唱了一下午花儿，两颗年轻的心就像疯长的藤蔓，爬过了高墙，紧紧地缠在了一起。
紧接着，刘满仓被王梅兰的父亲痛打一通赶走了，王梅兰被父母锁进了小黑屋。无论怎么分析，这两个人是被完全隔绝了，没有一点办法再取得任何联系。可是，爱情却能创造人们无法想象的奇迹。这两个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又连上了线，并商量好了一套私奔的周密方案。他们是用什么方法进行联系的，这始终是一个秘密，那个绝妙之法对于不想私奔的人来说，你就是打死他，他也是想不出来的。
从豁豁嘴新郎的洞房里逃出来，两个人就撒开腿往西跑。他们虽然还很年轻，但是已经知道私奔是一件事关性命的事。被官府抓住了，要判死罪，而且要用最残酷、最令人恐怖的处死方式。
官府一般是把百姓来告状打官司看作是敲诈钱财的好机会；但是如果百姓来告的是忤逆不孝、有伤风化、偷情私奔之类的事，衙门里坐着的无论是清官还是贪官、所惊动的上司无论是忠臣还是奸臣，他们都一定会立即免费受理，并且以极大的热情来审理和判决这类案件。而在民间，为了保全似乎比生命还重要的面子，人们抓住了偷情私奔的人，往往不告官，而是不事张扬地用民间的方式把犯事的人弄死。因为这类事而杀了人，人们认为是正当的。万一有个脑子长歪了的人把这事告了官，官府在问明情况后，大都会以“民间私事，可以家规村俗处置”的借口放了杀人者。如果遇上一个好事的官员，非要追究“私行大刑，无视王法”的责任，那么村里的知情人就会纷纷以证人的身份，给告官者制造罪证，把告官者置于死地而把杀人者保护下来。
王梅兰和刘满仓想好了要逃到新疆去。就如山东人喜欢闯关东一样，甘肃人一旦决心离开家乡，首选的方向就是新疆。因此在甘肃，关于新疆的传闻就很多，就是在边边角角的小村落里，也有人知道一些关于新疆的事。他们两人也听说过新疆人受的是另一种教化，奉的是另一种王法；新疆人可以自由恋爱，婚姻也十分重感情；新疆人心地善良，把帮助落难的人看作是应尽的义务；尤其是新疆人少地多，只要人勤快一点，不管种什么样的地都饿不死人，说不准还能发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