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张骞传》载云：“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匈奴是察汉时期活跃于中原北方，并在蒙古高原上建立起强大政权的游牧民族；月氏则起初游牧于敦煌、祁连间，后被匈奴迫逐而西迁至今伊犁河上游一带。两个游牧政权在战争中，一方杀死另一方的首领，本来并不鲜见，但是由此导致的骷髅饮器却引起了后人的无休争论。韦昭注云，此“饮器”即是椑榼；而椑榼乃是盛酒或盛水的器具，呈椭圆形。晋灼则谓“饮器”乃虎子之属；而虎子就是溺器。但是，颜师古又否定这两说。他引《汉书·匈奴传》“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一语为证，认为此饮器即饮酒之器，而既非溺便之亵器（虎子），亦非盛酒之器（椑榼或偏榼）。
那么，孰是孰非？“饮器”是否仅见于古代的匈奴人中？将人头制成“饮器”又有些什么含义？这些都是易于提出而难于解答的问题。
按古史籍，似乎只能将“酒杯说”和“溺器说”两存之。若据上引《汉书·匈奴传》以月氏王头共饮血盟的记载，则“饮器”为酒杯之属是显而易见的。又，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历史》卷4中谈及游牧民族塞西安人的风俗时，清楚地说明了敌人的头骨是作为杯子用的。他说，塞西安人“饮他在战场上杀死的第一个人的血。他把在战争中杀死的所有的人首级带到他的国王那里去，……以上便是他们中间的风俗。至于首级本身，他们并不是完全这样处理，而只是对他们所最痛恨的敌人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把首级眉毛以下的各部锯去并将剩下的部分弄干净。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穷人，那么他只是把外部包上生牛皮来使用；但如果他是个富人，则外面包上牛皮之后，里面还要镀上金再把他当做杯子来使用。”然而，同样有证据支持“溺器说”。《战国策·赵策》、《史记·刺客列传》、《淮南子·道应训》等均谈及，三晋分智氏后，赵襄子最恨智伯，便破其头，以为饮器，而《韩非子·喻老篇》则称赵襄“漆其头为溲器”；《吕氏春秋》称之为“溲杯”。洪亮吉《晓读书斋二录》认为这即是溺器。
《识遗》谓“死骨凶秽，又，恶人头颅岂俎豆所宜乎？溲便说盖似之。”可见他们都持“溺器说”。又，《晋书·徐嵩传》载云，姚方成擒执徐嵩后，因怒其不服，遂“三斩嵩，漆其头为便器。”
《魏书·司马睿传》说，孙恩剖骠骑长史王平之棺，焚其尸，“以其头为秽器。”显然，敌人的骷髅制成的溺器，而不是盛酒之具。
将敌人（乃至亲人）的骷髅制成器物（不管是酒杯还是便壶）的风俗流行于许多民族之中，其方式和用意也各不相同。例如，上文所引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及塞西安人有此风俗；同书还谈到，伊赛多涅斯人也有类似的习俗：“在秃头者以东的地方，则我们确实知道是住着伊赛多涅斯人。……据说伊赛多涅斯人有这样的一种风俗。当一个人的父亲死去的时候，他们所有最近的亲族便把羊带来，他们在杀羊献神并切下它们的肉之后，更把他们主人的死去的父亲的肉也切下来与羊肉混在一起供大家食用。至于死者的头，则他们把它的皮剥光，擦净之后镀上金；他们把它当作圣物来保存，每年都要对之举行盛大的祭典。就和希腊人为死者举行年忌一样，每个儿子对他们的父亲都要这样做。”13世纪的鲁不鲁乞在其《东游记》中谈及，吐蕃人也有类似风俗：“在唐兀人那一边的，是吐蕃人。……然而，他们仍然用他们父母的头盖骨做成漂亮的高脚杯，以便当他们从这些杯子中喝饮料时，可以在欢乐之中回忆起他们的父母。这是一个曾经亲眼看见这种杯子的人告诉我的。”《鄂多立克东游录》所述情况大体相同，但他只说以父亲而非父母的头制成酒杯。敦煌古文献《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还说，奚部落将其祖先的颅骨镶以金银，用作酒器。可见骷髅饮器的对象不仅限于父母，还可以扩展至祖先。
骷髅饮器似乎多见于中亚和北亚的游牧民族中。例如，五六世纪称雄于漠北的柔然（蠕蠕）人中也流行此俗。《魏书·高车传》载云：“肃宗初，弥俄突与蠕蠕主丑奴战败被擒，丑奴系其两脚于驽马之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又，《续通考》谓西夏人中的争斗双方一旦仇恨解除，就用犬血和酒装在骷髅中饮之，发誓不再复仇。这种骷髅饮器可能兼用双方斗死者的头颅制成。
骷髅饮器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或为纪念亲人，或为仇视敌人，或为发誓和解。那么，这些不同功能的背后是否有着一种共同的信仰？这却不甚了了。然而，骷髅饮器的制作和使用者似乎都认为它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增强自己、削弱敌人，等等。一则关于传奇国王凯沙尔的故事即体现了这种信仰：凯沙尔王为了重建业已灭亡的古门汗王国，就设法取得14个宝藏。而位于天上的这14个宝藏则由一个女人守卫着。凯沙尔王酿制了一种特殊的酒，装在由七个铁匠骷髅制成的酒杯中，宝藏看守人饮酒后即沉沉入睡，从而被凯沙尔王盗去了14个宝藏。
在现代民族中，制作和使用骷髅饮器的现象日益消失，所以我们已难以将这一遍布古代世界的风俗的信仰背景一一具体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