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之“化”即数典忘祖
季老说，有些人认为研究国学就是背叛和反抗马克思主义。但他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说国学即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灵魂中的东西，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研究国学的目的绝不是反抗，而是为了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须做出的一种努力。对于那些只讲现代化，却不提传统文化的人，搞的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只是盲目地全盘西化，是数典忘祖的无根之“化”。季老的这篇文章写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的中国沉浸在一种改革开放的无限遐想之中，不仅学术界存在着一种浮躁的情绪，就连普通百姓有些人也对西方世界想入非非，甚至造成了不论好坏一律欣然接受的现实。透过季老这番就事论事的话语，其实不难发现，他呼唤传统文化正是出于对国人道德水平下滑而生的一种深沉的悲哀与忧虑。直至今日，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但很多人仍盲目地迷恋外来事物，而对本国的文化采取一种表面理解，实则不屑一顾的敷衍态度，所以季老所说的无根之“化”，仍有其现实意义。“数典忘祖”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成语，常用来比喻那些忘本的人，它最早出现在左丘明所著的《左传》之中。而“无根之‘化’”是季老本人对数典忘祖的一种新解释。数典忘祖表现在很多方面，且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年轻人多迷恋欧美日韩等国的奢侈品和文化产品，而对于本国文化知之甚少。他们之中的有些人甚至将拥有一件价格不菲的欧美大牌产品视为人生的奋斗目标。诸如此类，是最明显的数典忘祖，这一类的数典忘祖从其生活方式上即可看出。近些年来，“国学热”“中医热”席卷了整个中国，有不少大中学教师走出学校的课堂，进入了媒体的讲堂，立言著书，讲述国学和中医的知识。就这件事本身应该算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不少人通过这样的途径增长了自己的国学和中医知识，但这样的形式本身又有其局限性，由于节目的时间和一本书的篇幅所限，很难做到将国学与中医的精髓融会贯通于全书之中。而很多人抱着以偏概全的实用主义观点，将读国学、学中医看成是一种时髦的行为，常常浅尝辄止、不解其意就以为自己已经算是懂国学、中医的能人了。其实这种“国学热”“中医热”的本身就是国人国学知识匮乏的一种极端体现，其本质与“韩潮”无异。这样的数典忘祖表现在浮躁机械的工具论中，国学与中医都起源于中国的古典哲学之中，最为重视的就是“修身养性”，国学本身就像武侠小说中的内功心法，而其中的只言片语则只能算是外家招式，只有韬光养晦、独善其身，才能真正将这些招式运用自如，起到应有的作用。儒家大哲人孔子曾经师从宫廷乐师师囊子学习音乐。孔子好学，史有所载，这次他拜师学琴，也充分发挥了他认真好学的秉性。一开始，师囊子教授了孔子一支曲子，孔子独自练习了很久。师囊子见状就想再教给孔子一首新的曲子，他对孔子说：“你已经掌握了这首曲子，再练也不会有什么进展，不如再学一首新的吧。”孔子听后，却对师囊子说：“这首曲子，我只是刚刚学会了曲谱，还没有明白演奏它所需的技法，不如您再让我练习一下吧。”师囊子看孔子如此认真，也就不再说什么，只是让他继续练习这首曲子。过了一段时间，孔子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演奏这首曲子了，师囊子就再次找到了孔子，对他说：“你看，这首曲子的技法你也已经掌握了，不如学一首新的吧。”孔子却依旧摇摇头，坚持还要练习这首曲子，师囊子不解其意，就问孔子为什么还要练习。孔子却说：“我还不能领会作曲人作此曲的意图，所以还要再练习一段时间。”师囊子听了孔子的话，对他点点头，就离开了。就这样，孔子又练习了一段时间，等到他已经领悟了作曲人的情感时，他还是没有按照师囊子的意思操练新曲，而是以自己尚无法判断出作曲人的身份为由，向师囊子表示还要再练。师囊子拿他没办法，只好由着他去了。不久后，孔子亲自找到了师囊子，兴奋地对他说：“师父，我知道这首曲子是谁作的了。这首曲子曲风高亢而有威仪，其中充满了感化四方的豪情，它一定是文韬武略、胸怀大志的文王写的。”师囊子听后，赞许地看着孔子，对他说：“你说得很好，正如你所料，这首曲子就是周文王的名曲《文王操》。”孔子学琴并不满足于表面功夫，对于所学曲目，他深究乐理，寻根溯源，丝毫不因表面成绩而数典忘祖。孔子曾经说过，他不是一个聪明的天才，之所以能成为儒家大师全靠自己这份对于事物本源的执著探索。像他这样的人，历史上也有不少，而他们大多成了学识渊博的智者、哲人，如清朝最有个性和影响力的儒学思想家戴震，名震天下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曾国藩。与之相比，现在一些人常流于事物的表面，尤其是在对待各种文化现象时，时常采用囫囵吞枣的方式。思维的惰性和行为的惰性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很多人片面地理解文化，对于任何文化都奉行僵化的“拿来主义”。一些年轻人总是高举西化的大旗，然而对于真正的西方历史文化却缺乏基本的认识；也有一些人紧随“国学热”、“中医热”的大潮，但却从来没有真正独自思索过任何一个国学或中医问题，对待文化总是断章取义，这俨然让他们成了脱离于任何文化之外的边缘人。季老说学术界搞的无根之“化”是危险的，是行不通的。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在如此的社会中生活，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归宿才能得到一份心灵庇佑和安全，数典忘祖、盲目追随各种流行文化的人们，终将迷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安身立命正是君子所求
季老是一个参透了“安身立命”精髓的人。他的一生虽然不能说是十分顺遂的，但也算是在大风大浪中赢得了一份安宁。这与季老在安身立命方面的体悟是分不开的。安身立命这个成语在词典中的解释是：生活有着落，精神有所寄托。通俗地讲，安身就是有稳定的生活，这种稳定的生活最基本的保证就是一份工作、一个和谐的家庭；而立命则比安身有了更高的要求，它特指精神层面的崇高追求。在这两方面，季老都算有所成就。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成就，已经得到了世人的高度认可，而他在个人修养方面达到的高度，从他的诸多作品及其经历中也可窥见。人的一生就是安身立命、在世间寻找归宿的一生。不少历史名人在告诫自己的子孙时，都将安身立命看成是开篇之课。诸葛亮在临终前，曾给自己的儿子诸葛瞻留下了一封家书，这封家书被后人视为讲述君子安身立命的必读之作，这就是名扬四海的《诫子书》。《诫子书》中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用简练而睿智的话语在信中诉说了对儿子诸葛瞻早日安身立命、功成名就的殷切希望。诸葛亮的《诫子书》其实主要是从修身养性的“立命”而说的，这是因为安身相对于立命是容易的。但有时候世人也会发出“天下之大，竟无容身之地”之类的慨叹，这多半是出于躁动浮华之心。人生的不完满早就被季老论述过，在这样的俗世凡间，要想做到安身，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一颗清净无瑕的玲珑心。赵州禅师和弟子文远，很喜欢在夏天的夜晚参禅比试。有一次，他们二人来到一条小河边，赵州禅师听到青蛙呱呱乱叫，别有一番情趣，就对文远说：“听那青蛙的叫声，多像在比赛。不如我们也来比一比吧。”“我们就比谁能将自己说得最低贱，输的人就要跳到河中去和青蛙一起洗澡。”赵州禅师兴致勃勃地说。文远听了师父的话，点头称是。比试先从赵州禅师开始，他说自己是一头驴。文远听后，不假思索地说：“老师若是驴，那我就是驴腚。”赵州禅师也不示弱，直接说自己是驴粪蛋。赵州禅师心中暗想，自己已经成了驴粪，这下子文远该认输了吧。谁曾想，文远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是驴粪中的寄生虫。”赵州禅师听后，无言以对，但又不甘心如此失败，就反问文远：“你说自己是寄生虫，那你为什么不在肠胃中，反而要待在驴粪中呢？”文远嘻嘻一笑，对师父说：“我那是在度假呢。”赵州禅师见自己已然落败，心服口服地跳到河里去了。人们如果能心存洁净，即使生活在那些被别人看来极度污秽的地方，也一样能够得到心灵的平静。反之，如果人们心中羁绊甚多，即使身边就是一片安身的净土，他们也会躁动不安。正如美国著名清教女诗人安娜·布雷兹特里特所说的那样，阳光所照之处，便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地。季老也是这样一个安之若素的人，他不因繁华世间的诱惑而动心，反而为了上苍赐予的各种自然景象而感动。在他笔下，最平常的雨也成了“饮后即能成仙的仙露”，他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来说，庄稼与收成就是最重要的命，所以他“见雨则喜”。也许正是这份最朴素的情怀，让季老避开了世间很多繁杂而丑陋的弊行，做到了真正的安身，成就了自己在学术上的成就。立命更是自古以来君子们的毕生追求。立命本身有多层含义，第一它有超越窠臼，突破所谓的命运的含义，其意在鼓励那些出身卑微的人们愤发向上；其二它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修行。很多古代的仁人志士们，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教育，从而使他们在一生当中都谨遵修身立命的良训。唐朝有一个御史大夫名叫李景让，他自幼丧父，是年轻的母亲不畏辛劳、省吃俭用才将他培养成才的。他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后来也相继入仕为官，人们都称赞说，是他们家恭谨朴实、高风亮节的家风让他们赢得了“一门三进士”的荣耀。有一次，李家突逢暴雨，家中的一间小房倒塌，在抢修小房的时候，他们发现地里埋了一个大木箱，箱中都是金银财宝。当时的李家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贫寒的，但李母并没有将这些钱财收归己用，而是原封不动地埋了起来。之后，她对3个孩子说：“先贤教诲我们，不义之财不可得，对于这种来路不明的钱财，我们如果拿了，就是违背良心和道义。我宁愿省吃俭用抚养你们，也不希望因为受了不良的教育，害了你们的终身。”后来，李景让一直不忘母亲的教诲，为官正直、不畏权贵、不谋私情，得到了唐宣宗的重用。修身立命是君子的处世方式，它不仅承载着个人功成名就的希望，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寄托。安身立命看似只是个人的私事，其实它也是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希望所在。季老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自己朴素高洁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使他不仅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颗耀眼明星，也让他成了中国人眼中的当代君子的典范。
人生需要的就是精华
季老说：“一般人认为精华与糟粕是固定了的，精华永远是精华，糟粕永远是糟粕。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两者的标准并不固定，有时候甚至互相转换。这完全取决于时代的需要。需要就是精华，不需要就是糟粕。时代不停地变化，标准也不能一成不变。”其实，不仅时代不停向前，精华与糟粕的标准需要转变，人的一生也是矢量的，也需要随时针对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转变想法和做法。季老所说的，是精华还是糟粕要由时代来决定，并不是说片面地鼓励人们创新，而是要人们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人生无法回头，是永远向前的一条矢量线。很多时候，人们无法预料未来的发展变化，但又不能停留在任何一个点上，止步不前，故而认清今天的形势，适当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就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人，叫做冯道。他之所以如此被后人唾骂，是因为他违背了中国传统文人最重视的“气节”二字，欧阳修就曾将此人骂得狗血淋头，说他是中国文人中的最大败类，是天下间最无耻的人。这个冯道，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但对他如此评价其实也是有欠公允的。冯道出身的时代决定了他一生的境遇。从唐朝灭亡到宋朝建立，中国经历了一段最动荡不安的历史，自朱温灭唐到北宋建立的五十多年中，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相继出现了五个朝代，十个割据政权。冯道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不仅没有殒命，而且还先后辅佐了五个朝代的十一位君主，做过六任宰相，最终还封王晋爵。如此经历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所以有人在他的气节方面大加挞伐。然而这样的人是真正懂得人生的人，每个人的人生都似一叶扁舟，在海中航行，随时有可能因风向转变而遭遇凶险，如果以卵击石、逆风而行，那么多半会船毁人亡，纵使再有雄心大志恐怕也再难有实现之日。冯道分析世事，找准方向，抛弃了传统的“气节”之说，及时调整了自己的人生航向，所以他最终能够开创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典的先河，为国家、为民族保护了诸多文化典籍，储蓄了迎接新的盛世的力量。可以说，他在乱世中的选择，不仅为自己保全了性命，成了真正的“长乐老”，也为后人的成长做出了不凡的贡献。南怀瑾曾经说过，他一生只为3个历史人物翻过案，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关公，另外一个就是冯道。冯道这样的人在有些人眼中也许是无耻小人，但在真正的智者面前无疑是一位世间难求的“时势英雄”。如果人生遭遇变故，需要人们做出改变，那么当断不断就会反受其乱，落得个一败涂地的下场。南北朝时期，南梁的梁武帝萧衍是一个很有修养的皇帝，但他晚年时因为盲目信佛，变得极为优柔寡断，并最终因此丧命。梁武帝有一个弟弟叫做萧宏。萧宏为人下作，生活奢侈，为患天下。有一次，梁武帝对萧宏委以重任，让他统率千军攻打魏国。但萧宏只是一个纨袴子弟，不仅完全不懂兵法，还胆小怕事，刚刚遭遇魏军他就下令撤退，结果导致南梁铩羽而归。可梁武帝不仅没有依照军法惩治萧宏还亲自安慰他，给他加官晋爵。梁武帝优柔寡断的纵容并没有得到萧宏的感激，反而助长了他的野心。他甚至想趁着梁武帝出外礼佛之时，派人刺杀梁武帝，结果事情走漏了风声，传到了武帝耳中。可执迷不悟的梁武帝依旧没有太多责怪萧宏。如此这样多次，萧宏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他在家中囤积了大量钱财，准备谋反。有人将此事偷偷告诉了梁武帝，梁武帝将信将疑，就趁着一次家宴，到萧宏家拜访。酒过三巡，梁武帝说想看看萧宏的财产就自己走到萧宏家的银库，库门打开之后，里面的钱财数量之巨，让梁武帝大吃一惊。萧宏以为自己谋反一事已经暴露，非常不安，没想到梁武帝却像没事人一样，只对萧宏说了一句：“六弟，你实在是个会理财的人，财产都要超过哥哥我了。”就又和他回到酒桌之上。事后，梁武帝也没有追究此事，萧宏依旧是梁武帝最亲信的人。梁武帝对萧宏的放纵，为自己埋下了祸根，所有人都知道梁武帝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皇帝，纷纷想办法想将他“拉下马”。先是萧宏和永兴公主谋划刺杀梁武帝，事情败露之后，萧宏的儿子萧正德又与东魏叛将侯景勾结谋反，梁武帝被侯景抓获后活活饿死在了台城。中国封建王朝多次更迭，虽说每个皇帝都有着不同的境遇，但被饿死的皇帝也实属罕见。梁武帝年轻时本来是一位胸有大志、颇具才德的明君，在南北朝时期，他的德行在皇帝中可谓一二。但他在晚年时却放松了警惕，没能及时辨明人生正确的方向，一步步错过了自救的时机，最终命丧台城，成了一个千古笑柄。有人说过，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如果人生真的是一场戏，也要有起承转合的不同时机，在戏起之时也许单纯幼稚是一种天真的美好，但到了戏中依旧如此，就会遭受挫折。在人生适当的时间段中，转变自己的形象和心态是必要的人生态度，也是人生蕴藏着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