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的签署给了这些地下组织以转机。众多英国“留学生”以“学术探讨”的名义进入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为了体现对“人权以及文化交流的尊重”，这些人所带的行李甚至没有经过任何安检，大量的宣传品被带入，而返回时他们又带回许多重要情报，这其中包括一些反苏人士的手稿，而涉及政治、军事的情报则直接被交予北约司令部。曾任英国保守党学生联合会主席的彼得·杨回忆说：“我被派去同一个名叫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的作家接头，他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我设法将他最新手稿的缩微胶卷带出，在西方出版。”“那天深夜，我偷偷溜出莫斯科的旅馆，前往郊区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的公寓。拿到缩微胶卷后，我把它绑在肚子上。就这样我一直提心吊胆地继续我的旅行，直到把它安全带出。”这种技术含量并不怎么高的间谍手段显然无法逃过克格勃的眼睛，很快众多“留学生”就被克格勃所抓获，但是碍于当时的环境，最终也只能将他们驱逐出境了事。而这一举动反倒被NTS组织进一步利用，他们在西方媒体上抨击苏联违背《赫尔辛基协定》，并借此展开了又一轮“人权”攻势宣传，借此又在苏联获得了不少支持者。
1986年，国际和平年世界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苏联原本寄希望于通过此次会议能够减轻西方的舆论压力，在此之前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并一度获得了一些西方媒体的支持。然而在会议第一天，3名NTS成员举着巨大的横幅来到讲台上，上面写着“这是克格勃的‘和平会议’”。第二天，现场的照片便刊登在了丹麦的各家媒体上。到会议最后一天，世界和平会议完全成了一场闹剧，会议的主题成了谴责苏联占领阿富汗。
1991年底，随着苏联的消亡，NTS随之解散，当时的负责人米勒随即赴莫斯科，成了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的高级顾问。而随着俄罗斯在休克疗法下一蹶不振，米勒也随之“功成身退”，成为了西方公司的高级顾问。
“8·19事件”
到了1991年，苏联已经基本完成西化改革，从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到总统制。而此时的苏联也早已危机四伏。苏联的核心所在，由叶利钦所掌握的俄罗斯共和国在此时已经不再向苏联中央政府缴纳税收，这使得苏联中央财政几乎完全陷于瘫痪。而与此同时，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呼声日趋高涨，为了尽快瓦解苏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叶利钦甚至向车臣分裂势力头目杜达耶夫提供了支持。而在民间，同样有很多民众认为“苏联不是俄罗斯人的苏联，而是压迫俄罗斯人的苏联”。
而在此时，苏共党内还存在如雷日科夫、亚纳耶夫等较为理智的力量，他们主张要维系联盟的存在，并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机会。
作为挽救联盟的最后努力，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最终选择发动了政变。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自即日起由他本人代行总统职务。同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行使国家全部权力，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八人组成。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委员会连续发布两道命令，要求各级政权和管理机关无条件地实施紧急状态，并暂时只允许《真理报》等九家报纸发行。然而这一行动并未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响应，几年以来的意识形态混乱使得后者选择了冷眼旁观。而与此同时，面对西方所谓的舆论压力时，亚纳耶夫等人又表现得迟疑不决，使得叶利钦等人得以在已经宣布戒严的莫斯科组织起五万人规模的游行集会，而早已和联盟离心离德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地方政府，很多都选择站到了叶利钦一边。而苏军部分部队则选择了不作为乃至倒戈，如作为苏军快速反应部队的空降兵在其司令格拉乔夫的策动下选择站在了叶利钦一边——作为回报，格拉乔夫后来被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首任国防部长，而后来俄军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铩羽而归，很大程度上也拜这位精于权谋却疏于军阵的国防部长所赐。甚至于连隶属克格勃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也选择了抗命。现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也正是在“8·19事件”后的第二天，选择辞去了在克格勃的职务。
这里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紧急状态委员会在控制电视台、电台、报纸等媒体机构的同时，却独独遗漏了一个通信途径——那就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互联网，叶利钦正是通过互联网将《告苏联人民书》提前散发给外界，而在整个政变过程中，叶利钦等人也正是通过互联网与国外始终保持着联系，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8·19事件”以流产告终。而这也是互联网首次成为影响一国政局的工具。
言归正题，在“8·19事件”爆发三天之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状态，大量的指令发出后却鲜有人响应——众多地方政府拒不执行委员会的命令，相反出现了大量的游行和罢工，曾任苏共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顾问雅科夫列夫在《消息报》上公开宣布退党，并声称“苏共领导正准备进行一场政变”。最终戈尔巴乔夫被释放，苏共最后的努力至此宣告失败了。戈尔巴乔夫在重新执掌权力之后，旋即开始忙于清洗党内的反对者，除普戈自杀外，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悉数被捕。而很快戈尔巴乔夫就发现，他不过是只“螳螂”而已，叶利钦才是他背后那只巨大的“黄雀”。“8·19事变”的流产使得叶利钦在俄罗斯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状态，而随着苏共遭受重创，戈尔巴乔夫也早已成为一只没有壳的螃蟹。8月23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俄联邦议员时被叶利钦当众指责，叶利钦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宣布暂停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活动。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也通过决议，终止苏共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随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被终止、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共产党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的地区共产党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克鲁齐纳跳楼自杀，曾任苏军总参谋长和戈尔巴乔夫军事顾问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办公室上吊自杀。苏共领导人有的被逮捕，有的自杀，大批苏共党员干部加入失业大军。短短几天，具有93年历史、执政70多年、尚有15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在没有做什么反抗的情况下彻底死亡。
同样是在8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宣布独立[3]，苏联解体至此已进入不可逆状态。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当天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第二天，苏联最高政权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不再存在……
颜色革命
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现了十五位总统——同时也是这里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们都是苏共的高级干部，正是通过肢解联盟，原本属于全体苏联人民的国有资产被这些人划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这样一个根源也就决定了由苏联解体而诞生的这些新的政权执政基础从一开始就是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难以获得民心的——简单说就是在已经腐化的苏共基础上进一步变本加厉。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些政权同样是无法令人放心的，他们的利益依旧是基于他们的国家来实现的，与西方世界并没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还会存在冲突——这一点可以参见现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如果苏联解体仅仅限于这一步，那对西方而言需要解决的就只是一个地缘安全问题，前苏联地区的资源依旧没有完全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来，那些地缘上的战略要冲也没有完全被西方国家所掌握，因此资本扩张从中所能获得的好处还是有限的。
鸡蛋原本就有缝，而外面还有一大群虎视眈眈的苍蝇，于是，颜色革命也就开始了。从格鲁吉亚开始，之后是乌克兰，然后是吉尔吉斯斯坦。与此同时，俄罗斯针对普京的游戏也开始了。与脱胎于苏共官僚的旧领导层不同，这些靠颜色革命上台的新贵最初都是党外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异见人士”，他们手中的政治资源原本要少于前者，于是也就更加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支持。在苏联解体之前，他们和叶利钦们曾可以说是同盟关系，而变质后的苏共对这些人也一直采取绥靖政策——苏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选择向这些所谓“精英阶层”寻求支持。如今苏联灭亡了，由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执掌权力，显然比那些苏共官僚要更合适。
在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之后，笔者在一部纪录片里清楚地记着这样一个镜头：在一个公开场合，萨卡什维利在对记者进行了一番讲话之后，立即回头去问了他的顾问——美国退役军官布鲁斯·杰克逊这样一句：“我说错什么了吗？”这其实就是这些“民主派”人士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最真实的写照。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当天，格鲁吉亚突然兵进南奥塞梯，由此俄格战争的序幕拉开了，之后在不长的时间内，俄罗斯毫无悬念地赢得了战争。在此之前，其实两国已经就南奥塞梯问题达成了协议，原本通过军演进行示威的俄58集团军也已结束演习准备撤回。从实力来说，格鲁吉亚举国的武装力量就数量而言，仅相当于俄58集团军加配属航空兵及海军数量的五分之一，人员及战术水平、装备水平同样远低于俄军。在争议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得以解决，而实力又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却主动挑起战争，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但萨卡什维利偏偏就这么做了，这是由于领导人的头脑一时发热吗？恐怕并非如此，相反萨卡什维利当时可能还非常清醒。
俄格战争有这样一个背景：2008年时金融风暴正处于高潮阶段，当时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和俄罗斯便再次有了联合起来“抢班夺权”的想法，要“一起抛售美国国债”，准备直接结束美元的性命。在这种时候，俄格战争无异于在俄欧关系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双方决策者对此心知肚明，但迫于国内舆论压力，短期内也无法和对方继续保持合作。也就是说，萨卡什维利这个看似毫无道理的举动，在一个关键时间点上大大地减轻了美元的压力。美国人才是整个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则是格鲁吉亚的普通百姓和在战火中送命的士兵。此番种种，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释得通的。
死亡进行时
1988年6月，与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相呼应，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从根本上进行经济改革的任务，戈尔巴乔夫尝试着为私有化打开大门。戈尔巴乔夫根据亚夫林斯基、叶利钦等人提出的方案修改、补充成“500天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至1992年3月14日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称之为“休克疗法”，而其结果则是灾难性的。西方先前承诺给俄罗斯的援助几乎无一兑现，俄罗斯从西方国家手里得到的援助物资远不及波兰和乌克兰，相对于俄罗斯的人口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93年冬季，俄罗斯因为粮食危机已经面临要饿死人的威胁，而在这个时候，副总统鲁茨科伊竟还在盘算着如何利用即将到来的危机向叶利钦逼宫夺权。所幸的是，当时中国政府承诺在两年内以不高于加拿大离岸价格，每年向俄罗斯提供500万吨共计价值4亿美元的玉米，这满足了俄罗斯生产“人造肉”罐头和饲料原料的需求，危机方才得以缓解。与苏联时期比较，现在俄罗斯人的人均寿命减少了十年以上，出生率从苏联时期的14%~17%锐减至8.3%，死亡率由苏联时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时达15.7%，俄罗斯平均每年减少人口达100万。与此同时，包括俄罗斯在内大量东欧妇女迫于生计而沦为娼妓。在当时，西欧各国的色情业的平均价格因为东欧妓女的大量涌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于本土妓女上街抗议“她们的东欧同行”搞“倾销”——对前苏联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来说，这绝不是一个让人听后乐得起来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