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而言都算不上是一段好日子，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经济滞涨等等都绝不是美好的回忆。而这些都并非偶然……
美国制造业的软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无疑是这个星球上的NO.1：军事上，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军——超过后面十几个国家的总和；世界第一的空军——不过和苏联没有完全拉开差距；世界第二的陆军——这个是保守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它的经济，从钢铁、造船、汽车、化工、家电到金融，哪一个产业拿出来都是世界第一。然而事实上1945年以来，美国工业产业的历史既可以说是一段不断升级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段不断萎缩的历史。
一项新技术从出现到形成产业，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在实验室或者是在某个年轻人的车库里，新技术被搞出来；第二步，在证明这项技术确实有价值之后，由企业把这种试验品最终变成商品；第三步，大批厂商开始跟进，或“山寨”，或在原基础上进行精细化改进，这种新产品于是由“高档货”变成泛滥成灾的“大路货”。美国在工业产业上的优势主要集中于前两步，即创新和把新技术产业化。
这两个优势说白了其实就是资本优势，也就是钱多的优势，这个优势是靠之前百余年美国人搞资本主义奋斗或者说是掠夺来的。所谓创新，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成功只是这其中的偶发性事件。而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产品的复杂程度使得只凭几个人在自己车库或后院搞创新基本成了不可能的事情，搞新技术的产生完全是靠往实验室里砸钱砸出来的。拿美国的航空工业来说，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它都是绝对的龙头老大，战后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由它发起的，经典机型搞出来一堆，比如波音-747、F-15、F-16、F-22等等。但是在这背后，光“X”系列的技术验证飞机，美国在战后就搞了五十多种机型，比不少国家同一时期研制的全部机型都多。在此之外中途下马的、搞出来后发现不成功用几年就报废的机型更多，其实这就是“广种薄收”。如此庞大的“试错”工程，只能是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所谓科研体制的好坏，所决定的不过是砸钱的效率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而已，可没钱砸一切都不过是虚妄。
对比其他国家美国在研发阶段的投入占据了绝对优势，所以即便在这种漫不经心的状态下它的“收成”肯定还是最好的。把新技术商品化同样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所以同样是这个道理。
而新技术在成熟后进入大规模推广阶段则是美国的软肋。到了这一步，“高新技术”已经变成了“成熟技术”，胜败不再取决于资本优势，而取决于成本优势。而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如诉讼、金融之类的第三产业在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从给实体经济做系统维护的角色慢慢蜕变成了推高生活成本的主要推手之一。拿美国的医疗来说，六成以上的钱是花在医疗诉讼以及为了避免打官司而派生出的各种保险以及不必要的检查上，真正用来看病吃药的钱反倒只占一小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奥巴马首次竞选时会拿医疗改革做卖点的缘故——你能想象如果一款“系统维护”软件占用你电脑一多半的内存会是什么样吗？可美国经济这套“系统”目前恰恰就是这样运行的，一直以来它的制造业头上压着不是一座而是三座“大山”——金融中介费用、医疗费用、法律诉讼费用。生活成本降不下来，人力成本自然不能降，否则社会稳定就要出乱子。2003年一个美国模具制造商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他制造的一个模具最低标价必须是2万美元，不能再低了，再低就赔了。而同一年中国内地生产的一模一样的质量相当的模具，只标价3千美元。
所以，美国占优势的产业必然是它所垄断的行业，一旦垄断被打破，那它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中很快就会由优势转为劣势——面对这个问题美国企业通常都不会选择降低利润率来压低售价竞争，因为一旦利润被摊薄，那么用于研发的投入势必就会减少，而这会威胁到美国的领先地位，两害相权之下，她往往会选择宁可放弃某个领域[1]。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如果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理解，这应该是件天大的好事。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意味着美国人民已经实现“四化”了，要是搁在童话里，这就该到结尾的时候了——“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然而放到资本主义体系里来说，这其实是件天大的“坏事”。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的实体经济在创新上开始逐步趋于停滞，原因很简单，没得可创新了——在一个时间段内，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认知终归是有极限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之后，英国皇家科学院就曾宣布过人类该发明出来的东西已经都被发明出来了，因为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只能到那个程度了。
而与此同时，日本和西欧的工业则迅速地在恢复——当初炸掉的只是部分厂房和设备，人大部分还在，社会组织体系也还在，所以只要有资金和设备，恢复起来并非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而美国为了资本扩张以及和苏联争霸，恰恰给日本和西欧提供了这两样东西。由于在成本上西欧和日本占有优势，所以美国手上的产业开始由低到高一块一块地被这两家“吃掉”。而此时又没有更高端的产业让美国制造业保持优势，由此就形成了“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窘境。从60年代开始，从钢铁到民用家电，再到汽车、造船，只要是美国面对低成本的竞争对手，那么“丢城失地”就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制造业的不景气，客观上也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虚拟经济急速膨胀的外因。
古巴导弹危机
对美国人而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不能算作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国际政治方面，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全部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2个师和本土的6个师——这还是在苏联没出兵的情况下，极大地动摇了西欧国家依靠美军保护自身安全的信心。当然，即便没有这个因素，随着自身工业体系的逐步重建，作为国际格局曾经的主导者，西欧国家也肯定不会安于做美国的跟班。法国、西德、意大利等六国在1957年签订了欧洲共同体的基础条约，即《罗马条约》，这其实就是西欧国家将美国人排除出去，自己另搞了一套“班子”。美国的盟国由此开始出现了离心现象，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法国退出了北约中的军事条约，转而在东西方之间，搞起左右逢源来。1964年戴高乐突破了美国的阻挠，在西方阵营中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是法国大战略中的重要一步。
朝鲜战争的结果同样刺激了苏联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政府对美国已经不再一味地采取守势战略，而是从西方到东方不断对美国的势力范围进行挤压。在中东，苏联一改斯大林战后对美国的“忍让”政策，加大了对“反美反以”力量的支持。由于苏联的插手，1958年7月美军入侵黎巴嫩遭受惨败最终不得不撤军；在远东，苏联开始放手和印支地区的共产党合作，使东南亚的民族独立和反美斗争风起云涌。
而这段时期美苏斗争的最高潮则是发生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关于这段历史，现在很多文章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苏联人色厉内荏，在美国海军的拦截下不得不灰溜溜地撤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美国在这场事件中获得了全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事件的缘起需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1959年美国针对苏联在土耳其和意大利分别部署了15枚和30枚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苏联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几乎全部处于这些导弹的射程之内，而苏联当时能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数量还非常有限，显然是无法抵消美国的这一优势的。“假如剑不够长，那么就向前一步”——最现实的应对就是在靠近美国的地方部署射程较短但数量更多的中、短程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