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正在厉兵秣马准备解放台湾地区的中国政府，因美军于1950年6月27日进入中国台湾海峡，不得不将目光转投到朝鲜半岛。中国政府的底线是：美军不能越过三八线。此前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时曾直言不讳地提出，“战事若继续恶化，朝鲜同志不妨将武器、物资等有组织、有计划地撤到东北，以便于重新进入朝鲜。最糟糕不过，金日成同志可到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这等于把他之前的算计明明白白说了出来。果真如此的话，则之前中国辛苦谈判取得的成果将要毁于一旦，在外蒙问题上的让步变得毫无意义，东北主权则得而复失。
最终，在苏联未派遣空军提供掩护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仍旧在10月19日入朝参战——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首先是保卫东北主权之战。
再来看看同时期的美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美国的第一反应不是向朝鲜宣战（6月30日），而是由杜鲁门抛出“台湾地位未定”的宣言；同时美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6月27日），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地区。
美国政府同样有着自己的盘算，参与朝鲜战争首先自然是为了保证日本这个远东棋子的安全，其次则可以重创中共的新生政权，以恢复自己在华利益。朝鲜半岛的任何事情最终都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的稳定，这是先天的地缘环境决定的，而从历史上看，一旦东北地区出了问题，北京则将面临无险可守的危局——所谓“势”并不一定需要动起来才有效果，一支枪杵在脑门前面，对方不扣扳机不等于说你就是安全的。当初中共刚刚建国，这也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在台湾得知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后会异常兴奋的原因。而美国人最终没让国民党军参与朝鲜战争[6]，则是为了避免战争节奏不在美国人的控制之内——蒋的目的就是在于借助朝鲜战争让整个远东局势趋于混乱，从而反攻大陆，而美国人从来都只会叫别人给自己买单，何时会替他人做嫁衣？因此杜鲁门自然是不会放心让蒋军参与进来。
半岛与台海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的第一反应不是让驻日美军驰援南朝鲜，而是让美第七舰队迅速地开进了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正是这个让人看不明白的举动造成了如今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中国因朝鲜战争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之后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布局说起。除去中国大陆（具体说是青岛）之外，美国当时在东亚地区的驻军主要集中于日本和南朝鲜。日本由于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成为了战后美国在远东地区最稳固的前进基地，无论是发动战争还是经济渗透，日本都足以支撑。而南朝鲜当时在美国的布局中主要是作为日本的“前哨”——防御时是肉盾，进攻时是跳板。
清楚了这一层，美国的反应也就好理解了。假如当时解放军解放了台湾，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台湾就很有可能为苏联所用。一旦如此，冲绳（琉球）将不稳，而一旦日本出了问题，被丢掉了，那么在朝鲜半岛的一切作为都将失去意义。
一旦上述情况出现，美国在第一岛链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他的防线就只能向东撤到关岛。
简单地说，中国大陆解放之后，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日、韩（南朝鲜）和台湾地区便成了互为掎角之势的关系，日本是大本营，韩、台是前哨。三个点彼此相连，一点动则其余两点都要受波及。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是说，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以及《美日安保条约》，这三个问题始终都必须通盘考虑，最终也只能通盘解决。而对当时的美国人而言，朝鲜战争爆发后让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就相当于发现着火后先把屋子里的煤气罐搬出去——先保证不会把半个楼炸飞了，然后再去灭火。让第七舰队封锁住台湾海峡，就是先把最坏的可能性排除掉。只有台湾地区安全，日本才安全；只有日本安全，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投入才有意义。
也可以说，从解放战争胜利的那一刻开始，包括无法解放台湾地区在内的后面一系列连锁反应就已经不是中国自身可以控制的了。
非不为实不能——为何战争终于三八线
从前面关于地缘布局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假如美军被赶出朝鲜半岛，导致日本局势不稳的话，那么最终的东亚格局其实会更有利于中国，起码说中国在海上的活动空间不会像现实中那样被第一岛链压缩的仅剩近海的狭小空间。而至于朝鲜本身，只要将它与其他大国隔离开来，那么无论朝鲜未来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发展，那终归都是一个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后来的越南战争便是如此，中国最大的成果是让美国人撤离了中南半岛，保障了西南腹地的安全。至于后来中越反目，与这个大战略相比其实并不是一个大问题，至少说无法左右国运。
然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朝鲜战争爆发时西藏尚未解放，南部很多地区的战事尚未结束，很多地方还有占山为王的土匪和残存的国民党特务组织。
从经济上看，1950年中国全国钢产量61万吨，同年美国是8785万吨，中国尚不及人家一个零头；1950年中国工农业社会生产总值只有683亿(人民币新币)，到1953年是1241亿，而抗美援朝使得当时中国的国防开支一度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三。
这还只是账面上的问题。在战场上，由于志愿军空军的力量非常有限，所以无法完全保障地面部队后勤补给线的安全。在半岛北部，尚可借助多山地形来最大限度地抵消美军的空中优势。但在南部，在一马平川的地形下，如果缺少空中掩护，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可以说，“三八线”其实也是志愿军后勤补给线能够延伸到的极限。在这种极有限的条件之下，中国在朝鲜半岛取得了最大限度的胜利。
资本意志
美国政治决策中的一条基本原则是：“赢者通吃，在野者亦有利可图。”这条原则再进一步，就是国家要做一件事情，各个集团必须都有利可图，底线是不能有谁利益受损。在国家意志与资本意志之间，亦是如此。如果从几个方面判断，一件事情都有利可图，上下一心，这件事就可以推行下去；反之，则很难——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能以国家意志压制资本意志来调整经济模式是一个几乎不可重复的特例。
前面说到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动机，都是从地缘政治或者说是国家意志角度来分析，这里不妨再从资本意志角度来看一下。美国经济在战后一度出现了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的问题。杜鲁门政府从1947年到1951年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国家“复兴”，在控制受援国经济的同时，也为美国过剩的产能和产品提供了消费市场，受援国获得的美元贷款大部分都用来购买美国生产的食物和工业品，从而使美国的经济窘境得以暂时缓解。但这还不足以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膨胀起来的工业产能和产品全部消化掉。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曾警告说：“1949年，世界有重新退回到30年代大萧条的可能。”1948年11月至1949年10月，美国出现了历时十一个月的经济衰退，失业率高峰时曾达到7.9%，GDP下降0.5%。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美国决策层内部爆发了一场“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争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诺斯认为“大炮”和“黄油”不可兼得，而委员会委员凯瑟林却主张：通过扩军来为工业体系制造需求，只要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庞大的军费并不会影响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其实就是纳粹德国式的“凯恩斯主义”的翻版。在国务卿艾奇逊和总统顾问克利福德的支持下，凯瑟林占了上风。最后诺斯选择了辞职，凯瑟林接任了主席一职。其观点很快得到了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认同——这使大家都有利可图。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美国决策层来说，可以说是正中下怀。
1950年4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两个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了第68号文件，号召在和平时期实行全面动员。正是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措施，后来创造出了美国庞大的军工利益集团，使它在美国的工业体系中占据了大到不正常的比例。这将对后世美国的经济以及政治生态乃至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争对经济的短期拉动效果是明显的。到了1952年，按杜鲁门的话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增加了一百万以上的武装力量。现在有6100万人就业。工资、农田收入和商业利润处于高水平。我国货物和服务的总产出比去年增长了8%，是正常增长率的两倍。”
同样的道路，德国和美国却走出了不同的结果，这其实是因为“度”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打的都是“可控”的局部战争，没有一场是赌国运的全面战争，它的地缘环境和国力决定了它有条件这么干。
除了为自己的工业体系创造出了需求，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还通过大量印制美钞，向欧洲和日本定购军品装备，事实上就是借助战后取得的货币霸权来向别国进行战争融资，让别国为美国人的战争买单。可以说，朝鲜战争第一次让美国的政客们如此直接地以印钞票的手段实现了对国际框架的影响。
但是，这次“体验”所留下的回忆却异常的糟糕，原因是那一次它的对手叫“中共”——在苏联没有大规模直接出兵的情况下（苏联空军曾秘密参战）。在动用了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并纠集十六个仆从国的情况下；在平均每月消耗北约一年半物资的情况下，最终十八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仍然被志愿军钉死在了“三八线”上，克拉克成了“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全世界因此都明白了后面的历史将是不会只由美国一家来书写的。
各方损益
对中国而言，入朝作战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保家卫国”。朝鲜战争始于鸭绿江终于三八线，军事上完全可以说是胜利了。东北的主权就此有了根本性的保障——按照毛主席的话说，朝鲜战争是“打跑了一个，请走了一个”，即将美国打回了三八线，同时断了苏联继续留在东北的念想。而东北地区从地缘战略上说中国北方政局安定的根本保障——历史上满清入关、日军侵华都是以东北为根据地。此外这里还集中了当时中国工业基础的百分之七十五，是中国未来工业化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