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农业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非常简单，农耕或者是放牧。当时也存在商业和跨国贸易，但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里所占的比例终归是有限的，那个时候生产技术水平有限，不可能让多数人脱离土地去搞别的东西。谁要是想成为一个地区的霸主，就必须占领尽可能多的土地，有了土地才能获得当时最基本的财富——粮食。那个时代的国家，通过步兵和骑兵来占领并保卫土地，水（海）军的使用也是围绕着争夺陆地进行的，与现在所说的制海权没什么关系；驰道、驿道是那时国家的神经和血脉，中央权力能够影响的区域大小，取决于人、马的行动速度。距离太远的话，中央和地方之间信息交换的反馈时间就会过长，粮食从地方往国都运，没到地方可能就被运粮的人自己吃光了，这样的控制基本就是无效的，最多只能是名义上存在臣属关系。蒙古人曾征服过大半个欧亚大陆，但超越了当时控制手段所能达到的极限，所以最终也没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蒙古帝国”。当时经典的帝国，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都只是控制亚洲的一部分，周围的小国和中土之间除了称臣纳贡以外，经济上没有太多的联系，也就谈不上利益分配的问题。同时期的欧洲在政治生态上更像是中国的春秋时期——其实现在也差不多，那里的霸主在性质上和“春秋五霸”比较接近，和大一统后的中国没什么可比性。
公元1500年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的工商业开始兴起，由此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最后又衍生出了帝国主义这个超级大怪物。当时欧洲的经济模式就是殖民地经济，受技术限制，虽然产业上分工细了点，但产业链还是比较短。所谓国际分工，就两个层级——宗主国和殖民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一直到英国，它们成为霸主的标准是看手里是否掌握了最多的殖民地。那时争霸的关键，一是控制殖民地，二是控制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物流通道，具体说就是要掌握制海权。相对于同样人数的陆军，海军的价格要高得多，但它依托于海洋这种质地均匀的介质，可以得到更快的反应速度，即使是在风帆时代，到达另一个大洲也不过数月的时间，到了蒸汽机时代，则是用周来计算时间。一支舰队的控制范围可以覆盖全球，殖民地平时就不用部署太多兵力，因而这种帝国的运行成本要比过去的陆上帝国低得多。世界范围内的霸主也就是在这个时代产生的。
到了今天，由于技术的大跃进，产业链条大幅度延长了，能涵盖进来的人口也就多了，分工开始细化。现代经济体系从低到高大致可以划分成四个层级：原材料供应、低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金融。
人类的经济活动简单来说，就是去生产某种产品，然后消费掉它们，或是投入到更精密的下一级生产中去，而在生产→消费→再生产这个过程中，把各个环节连接起来的那个“→”，就是金融。对现代金融体系这里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就好比血液，各级金融机构则构成了循环系统，货币流通保证了商品的流通顺畅，就像血液循环系统保证了人体内部的物质输送一样。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货币这种“血液”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既有的，而是“无中生有”，是被创造出来的。现在经济体系的产业分工里，最高端的产业是负责“生产”货币。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都由实体经济主导转变成了“虚拟经济”主导。谁在国际分工里垄断了货币的“生产”，谁就是这个时代的霸主。现在所说的“霸权”，实质是“货币霸权”。
回顾——货币视角下的20年代
让我们来换一个视角，重新梳理一下20世纪初的历史。
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最早在荷兰和英国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货币金融体系，时间大致在19世纪。1816年，英国率先制定了《金本位制度法案》，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而不是伸手可触的实物之上。与农耕时代不同的是，现代人可以在信贷体系下从银行贷款创业及维持运营，并且现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规则，所需自有资金并不用太多就可以滚动起来做出很大的生意。而古人要做这样的事就太不容易了，没有发达的信用体系，要做大生意就先得设法积累很大的本钱才可以推得动，有了商品，买的人同样需要先攒一笔钱。打个比方，这个时候，经济的发展就像是在地上推一只箱子，而金融的价值，就在于给这只箱子装上了轮子。
金融体系更为重要的一个进步在于后来由央行发行纸币，以国家政权而非贵金属作为信用保障，从根本上解决了货币的载体问题。相对金银，纸币的印制几乎是无成本的，理论上说，经济发展不再会因货币量不足而存在上限。央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统计以及通过数学建模进行预期，这些也都因纸币的发行而具备了可操作性或是过程被大大简化。当然，在最初，这一转变未必是建立在人们的主观意愿之上的。
传统上的金本位制是金铸币本位制，即以黄金规定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每一枚金币都有法定的含金量，不同国家的货币以含金量决定比价；金币可以自由铸造，任何人都可以把手头的金子交给国家货币铸造厂按法定含金量铸成金币；金币具有无限制的支付权利，在国际贸易中可以自由流通。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期，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陆续都实行了金币本位制。当时的经济规模对货币的需求量还没有超出贵金属货币的供给量，而由于金币可以随意铸造和熔解，使得货币的供应量可以自发地满足流通的需求，而自由兑换和自由流通则保证了币制稳定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统一性。金币本位制货币体制所带来的稳定，在当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
只是在1924年至1928年之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地透支了国力，欧洲国家手里所剩的黄金已无力再维持之前的金币本位制度。为防止黄金继续流失到美国，黄金在贸易中的流通被禁止了。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转而实行金块本位制度，即以黄金储备为信用保障，在流通中以纸币取代金币；而在战后经济实力更为贫弱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三十多个国家则开始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国内流通中同样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为依附对象，将本国货币与该国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以此作为信用保障，并在该国金融中心储备黄金及外汇，作为外汇基金用于国际支付。换句话说，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国际信用体系的掌控能力下降了，美欧之间在金融力量上出现了第一轮此消彼长。
无论是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在当时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货币制度：黄金退出流通领域，使得它无法再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此市场在那时很难适应。而这两种货币制度都限定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数额，或是需要先兑换外币方可间接兑换黄金，这进一步削弱了货币的稳定性，而金汇兑制国家将本国货币依附于美元、英镑或是法郎之上，就使得发生在几个金本位制国家的任何一点危机都会迅速扩散开来。
正是由于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在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方国家的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1931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1931年7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相继放弃金汇兑本位制，1933年3月，受伦敦影响美国再次出现货币信用危机，黄金大量外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未受波及的美国此时也不得不放弃金币本位制改以美元纸币进行流通……截至1936年，资本主义国家全部放弃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国家货币体系就此完全崩溃。而这，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和理由。
苏联——“第三种选择”下的新型大国
此处我们需要先把时间略微拨回去一些……
1917年，阿芙乐尔巡洋舰上一声炮响，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这场革命并非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此前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20世纪初叶，以规模而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绝对是一场空前（但不绝后）的浩劫——战争涉及亚、欧、非三大洲，波及15亿人。不过就对历史影响而言，它只能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历史的改变不是在这四年里完成的，而是在这之前“积蓄、发酵”了好几十年。而这也正是十月革命的大背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战争其实就从来没有断过，而且密度越来越大。其根本原因还是前一章说到的问题：商品总供给=利润+社会购买力+其他成本。
供大于需在一个封闭体系内是必然存在的，如果不加以控制，再放大到一定程度以后经济循环便搞不下去了，这就意味着经济危机来了。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解决问题只有两种方法：要么对内搞“大鱼吃小鱼”，譬如通胀；要么对外去抢别人，通过战争获得廉价资源和海外市场，通过压低原材料成本以及给过剩商品找到购买对象来平抑前面那个矛盾。
在20世纪初期前后这段时间里，人类先后搞了两次工业革命，生产效率大大地提高了，而与此同时各国搞得都是无节制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在当时，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远高于社会购买力提高的速度，需求和供给之间缺口拉大的速度随之成几何数量级增加。于是便呈现了这样一幅景象，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越来越高，经济总量迅速膨胀，而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经济危机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而战争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一战在这其中，则是一个最终的超级产物。
在当时，沙皇俄国面临的是两种方法都走不通的困局：去抢外人，却打不过人家——先是日俄战争战败，接着在一战战场上和德国打成了胶着状态；战场上空耗财力却没有些许入账，而对内又无法抑制贵族和资本家的贪欲，最终压力只能全部压在穷人身上，而当时老百姓的承压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社会压力就只能如同堰塞湖里的积水一样越积越高，整个系统最终走向崩溃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而1917年的一场饥荒最终恰恰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崩涌而下的“洪水”在顷刻间便吞没了沙俄的贵族和资本家。十月革命的具体过程我们这里不加赘述，只是来看看最终的结果。
在革命胜利之后，迎接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考试才刚刚开始。刚刚经历了大规模灾荒的俄国此时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GDP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德国的八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三万辆拖拉机，百分九十九的耕种要靠人畜完成，全国百分之五十的人口是文盲。
而就在苏联正式建国不到十年之后。1933年1月，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全国已经建成1500多个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大型工业企业，苏联已经具备工业化基础，国民收入也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八。改变并不仅限于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苏联几乎消灭了卖淫、赌博现象，犯罪率由1919年的十万分之三百七十五，下降为十万分之三十九；全国普及七年义务教育，识字人口达到百分之九十；苏联人的社会保障也走在世界前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普通家庭也拥有了单门独院的房子（house）以及小汽车，苏联社会甚至没有“失业”这个词。
需要注意的是就经济运行模式而言，苏联经济运行中工人所得同样是小于所劳的，按照教科书式的说法就是苏联经济也是存在剩余价值的。但这个剩余价值并非是作为利润，而是由苏维埃政权来统一调配的，通过行政指令的形式，这些剩余价值被用于公共事务或是投入到扩大生产中去，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最终以国有资产的形式被固化了下来。正是这一特质解决了此前沙俄时代国民经济所面临的死结。而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中，苏联并没有由于制度不同而与欧美国家之间产生什么障碍。而在日后西方国家与苏联自身的背叛者不遗余力地推动联盟解体，他们所觊觎的也正是七十多年来积淀下的苏联人民所创造的价值。
与美国不同，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而言既是国运的转折点，也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卫国战争中苏联共损失人口2700万（1990年公布数据）——苏联战后人口总数不过1.67亿，此外无数的工厂、城市都在战争中化为瓦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