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实践证明，市场远比政府的指令更能保证微观经济的良好运行。然而，想让政府管好自己的手却不容易，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习惯于大政府的国家里。打着宏观调控的幌子把手伸到微观经济领域，这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谁都不怀疑中国不会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但政府这只手越伸越长，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效率。李克强总理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背后的危险性，强调把政府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没有市场这只手，就没有现代社会
普通人看到“市场的手”这个词会觉得莫名其妙：市场还有手？这是指通过市场解决资源配置问题。
从人类在自然界出现那一天开始，人类就面临着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是多去打猎呢，还是多去摘野果？吃的东西是多给首领一点呢，还是多给老弱病残一点？到了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是多生产一点粮食以防止饥荒呢，还是多生产点武器以备外患？如果生产粮食的话，是多生产一点小麦呢，还是多生产一点水稻？如果生产武器的话，是多生产一点大炮呢，还是多生产一点步枪？
如何配置资源这个问题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自史前至今天。市场就是配置资源的机制之一。由市场决定资源如何配置的方式被称为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独立地做出使其消费满足程度最大化的决策，每个企业独立地做出使其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这些分散化的决策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协调。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尽可能降低成本，按消费者的需要向市场提供产品，个人或居民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向企业提供劳动力。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来决定生产什么，按照出价最高原则来决定分配给谁，按照成本最低原则决定如何生产。由于市场机制是自然演化出来的，不是人们自觉设计的，所有又被称为“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
每个人都力图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既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能增进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一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一个目标，尽管该目标并不是他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更好。
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提出市场经济的学者，他的理论在他的祖国——英国获得了巨大的反响，英国也是第一个践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英国政府鼓励任何阶层的人发财致富，只要不违法，英国人可以做一切事情，政府都不会干涉。英国的工商业因此变得极为发达。近代的主要科学发现和科技发明都打上了英国的烙印，瓦特的蒸汽机，法拉第的电磁感应，达尔文的进化论，这其中都是以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的。国力也昭示着军事力量，滑铁卢战役中法国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因为法军穿的军装都来自于他们的敌人——英国。英国后来建立起了广大的殖民地，形成了幅员达3000万平方千米、统治时间达200年的庞大帝国。为什么英国可以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统治肤色、文化、语言以及宗教各不相同的民族呢？为什么日本就无法建立稳固的殖民体系？答案就是市场经济。和日本的巧取豪夺不同，英国夺取一块殖民地以后，大多是和当地进行贸易，鼓励当地生产具有优势的产品，把殖民地纳入到英国的经济体系中。在这一体系中，英国固然得到好处，但殖民地的居民也因为生产和贸易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水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世界上90%以上的国家都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没有市场这只手，就没有现代社会。市场化思维和市场经济对于中国尤其关键，它是传统国家治理理念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变的助推器，将重塑国家体系，重建中国社会。
两只手都重要，缺一只手就孤掌难鸣
与市场的手相对应的是政府的手，就是由政府决定经济如何运行。世界上大概只存在比较好的东西和更好的东西，不存在最好的东西。市场经济就是个例子，这种机制刺激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质量，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但是也存在自己的缺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有很多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问题都会演化成整个经济的灾难，而每一个经济主体又是独立决策的，偶尔的错误怎么可能避免呢？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在政府如何干预经济上，人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国家只负责宏观调控，另一种则是国家掌管整个经济。
宏观调控是国家运用计划、法规、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宏观调控起源于1929年经济大萧条。20世纪20年代，欧美国家自由经济发展到顶峰，经济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快速发展，西方的政治家宣布“经济危机已经远离这个时代了”。1929年10月29日，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抛售股票的漩涡之中。股指从之前的363最高点骤然下跌了平均40个百分点，此后，美国和全球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这场大萧条宣布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末路。大萧条之后，人们检讨萧条的原因，发现危机的根源在于不受任何约束的市场，于是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开始干预经济。美国成为第一个践行宏观调控理论的国家，罗斯福的“新政”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美国走出了大萧条的泥淖。
后来，其他国家也纷纷进行宏观调控，事实上也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记得某个哲人说过，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这句话放在国家干预上非常合适。宏观调控理论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有边界的，是间接的，国家不能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比如，不能要求企业必须生产什么，不能要求企业必须如何生产，不能要求消费者必须购买什么，不能要求银行必须向谁贷款。当国家突破这些边界向微观经济领域蔓延，国家干预的另一种形式——计划经济就产生了。如果说宏观调控是一场可大可小的喜剧，那么计划经济就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悲剧了。《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一书中讲道：
居民消费支出主要用于吃穿，这方面的支出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例如，苏联职工家庭消费支出结构中用于食品的费用约占30%—35%，而发达国家一般只占10%—20%。苏联住宅建设和小汽车生产虽有一定发展，但是人均住宅面积和小汽车拥有量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1985年苏联全国人均住房面积为15平方米，而发达国家达到20—30平方米；苏联每百户家庭只有14辆小汽车，而发达国家为60—80辆。1990年苏联小汽车的产量为126万辆，而美国为605万辆，日本为995万辆；苏联工业产值为美国的60%，而小汽车产量只为美国的20%。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信息产品生产和服务方面苏联远远被抛在后面，个人电脑、远距离通讯等极其落后。与信息化相关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如彩电、音响、录像机、摄像机等等，苏联也极其落后，除彩电外其他几种几乎都不能生产。随着关系解冻，经济开放，苏联与西方的巨大反差一下子暴露无遗。
世界上最大的计划经济体就是苏联。在苏联，一切都是有计划的，从小麦种植到坦克生产，全都是政府决定的。苏联主管计划经济事务的机关是计划经济委员会，给大家说一个关于这个部门的笑话：
在苏联阅兵式上，步兵、炮兵、装甲兵、战略导弹部队、核武器部队依次出场，但在游行最后却走出几个西装革履的人，一个在旁边观看的人问：“这几个人是谁，能比核武器的威力还要大？”另一个人回答：“计划经济委员会的，除了他们还有谁有这么大的威力把苏联经济弄得一团糟！”
闲不住和乱干预
虽然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的手在配置资源方面远远好于政府的手，但是政府的手总是忍不住要干预微观经济。最近几年，我国这样的情况尤为严重，政府的手直接开始干预产品的价格、企业的竞争和消费者的选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的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就包括“政府干预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