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村里“老人”跟里长、粮长还不大一样。里长和粮长都是一种役，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当差，是由政府佥派的。“老人”不是差，是由地方乡里民众推举出来，再由上级官府认可的管理员，是一个有点儿荣誉感的岗位。而且如果你这个“老人”干得不好，或者以权谋私，下一次人们就不再愿意推举你了，你这个“老人”也就当不成了。所以明朝的村里“老人”以权谋私、干不法之事的相对比较少，“老人”比里长、粮长的名声要好得多。
不过有时候太过于重视“老人”了，也有些麻烦。朱元璋不是觉得这些“老人”在乡里管事他比较放心吗，于是他下了一道圣旨，让天下五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来京师，他都接见，发现有才能的，就提拔使用，没有能力不通治道的，也没关系，招待完毕再送回去。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呀！要是运气好，被皇帝看中了，一下子就能当官；就算没被皇上看中，没有当上官，也可以公费到京城玩一趟，还有皇上亲自接见招待，吃饱喝足再回家去。有这样的好事，谁不想来呀？结果人越来越多，朱元璋一看受不了了，到了洪武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赶紧让官吏们传达下去，这件事停止不再搞了。
看来什么事都不能太过，朱元璋重视乡里“老人”没错，可是太过了，就惹出麻烦了。不过在朱元璋的时代，绝对是乡里“老人”们最受重用的时代。
我们不妨想想当时农村的景象：农忙的时候，“老人”出来擂鼓催大家下地干活，他们平日里手拿木铎，走村串户，协调乡里，帮助地方官处理民间之事，宣讲朝廷的指示、官府的告示；平时谁家户口变动，添丁生子，有里长跑来登记入册；到了税收季节，有粮长忙着张罗收税的事情。
这些里长、粮长和村里“老人”是地方无事不管的角色，是朱元璋一手抓农村经济建设，一手抓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
三、乡饮酒礼
农村的事情都有人抓有人管了，可是朱元璋重视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又该怎么抓呢？
洪武五年，也就是公元1372年，朱元璋让中书省下了一个命令：从今以后，每年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一这两天，地方上都要举行一种岁时燕会的活动，在活动中习礼读律，申明朝廷之法。这种活动就叫作“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分为官办和民办两种，官办就是由官府出资组织的活动，民办就是由老百姓自己出资组织的活动。
县级以上的乡饮酒礼活动都属于官办，地点就在学校里面。因为吃饭的酒菜由官府出钱，花钱属于正当财政支出，条件好些的地方，宴会还挺丰盛的，席间还有一些外来的果品。
就拿一个大一些的县做例子吧，乡饮酒礼活动要摆多少桌呢？
上席六桌，上中席五桌，中席二十六桌，下席八桌，一般食桌四十五桌，加起来一共有九十桌。上席一桌用银子二两，上中席每桌一两三钱，中席每桌六钱三分，下席每桌三钱三，食桌每桌四钱。菜品除了猪、牛、羊肉之外，还有鸡、鹅，有糖果、干果，有时候还有荔枝之类不易得到的水果。这样一来，乡饮酒礼活动就成了地方上的一件大事。
这是府、州、县举办的乡饮酒礼，很是排场。除了这些各级官府举办的乡饮酒礼活动之外，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乡村里面也要举行乡饮酒礼的活动。乡里举行的乡饮酒礼活动，就没有官府财政支持了，因此也就不能像官办的活动那样大吃大喝。按照规定，活动以一百家为一个单位，所用的酒肴，也由这一百家共同承办。
朱元璋安排这种礼仪活动的目的是要正风气，移风化俗，宣谕朝廷的精神，比如在活动中宣讲《大诰》。所以这种活动，既是一次乡民的会餐，也是一次集体政治学习。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在这种乡饮酒礼活动上费了不少心思。除去要规定什么人有资格主持活动之外，更重要的是规定活动中吃饭要分桌分席，按照规定入座，这就有点导向性的意思了。
在这个活动中要分上、中、下席，什么人坐上席，什么人坐中席，什么人坐下席，都有规定：
“百家内，除乞丐外，其余但系年老者，虽至贫，亦须上坐，少者虽至富，必序齿下坐。不许搀越，违者以违制论。其有过犯之人，虽年长财富，须坐于众宾席末，听讲律，受戒谕。”
（《大明会典》卷七十九）
这个规定的意思很清楚，首先是“序齿”，就是按年龄排队，年长的坐上座，年轻的坐下座，不管有钱没钱。
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一般来说，地方上，谁有钱，谁就有势力，有了势力，就有威信，在地方上说话就管用，到了这类活动的时候，就要出头露面，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可是朱元璋这个规定，就把有没有钱跟你在地方上的地位区分开了。地方上有地位的人，都是些善良老人。怎么才叫善良老人呢？那就还得有其他条件，不能光是年岁长，同时还要看遵纪守法的情况：
“凡良民中，年高有德无公私过犯者，自为一席，坐于上等。有因户役差税迟误，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为一席，序坐中门之外。其曾犯奸盗诈伪，说事过钱，起灭词讼，蠹政害民，排陷官长，及一应私杖徒流重罪者，又为一席，序坐于东门之内。执壶供事，各用本等之家子弟，务要分别。三等坐次，善恶不许混淆。”
（同上）
把人分为三等，目的是要扬善惩恶。德高望重又没犯过任何错误的才能坐上席。犯过一些小错，比如逃税漏税，被官府抓起来过，但事情不大，坐中席。干过坏事，被判过刑，流放过的，只能坐下席。这些人家的子弟，也要跟着家人坐在同一等级的席位。这样一来，这些后生子弟就受刺激了。平时一起玩的朋友，人家怎么跟家里人坐上席，自己却跟家里人坐下席？这当然是因为自家人不争气，有不光彩的事情。回去以后，家里就有矛盾了。这些人家的子弟就想着要改变家庭在乡里的尴尬地位。怎么改变呢？那只有一个办法，遵纪守法，别干违法的事。
乡饮酒礼，本以序长幼、别贤否，乃厚风俗之良法。已令民间遵行。今在申明，务要依颁降法式行之。长幼序坐，贤否异席。如此日久，岂不皆向善避恶，风俗淳厚，各为太平之良民。
（《皇明制书·教民榜文》）
朱元璋是要通过这种乡里的活动，改变民风，打造良民。在乡里举行乡饮酒礼活动，形式上是大家一起吃顿饭，实质上是一种礼仪。礼这个东西很重要，它不仅是法律的另一种形式补充，而且是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要求。
中国历史上的礼教，除去专门对妇女的什么“三从四德”要求之外，对于一般人，都是提倡忠孝仁义。可是大家发现没有，这回朱元璋规定的这种乡饮酒礼活动中，突出的却不是忠孝仁义了，而是遵纪守法。朱元璋明白，宣传遵纪守法，比宣传忠孝仁义更接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管好老百姓和地方事务更有实效。
因此这种乡饮酒礼活动中有一个必要的程序，就是由专人讲读朱元璋的《大诰》。《大诰》里面都是朱元璋写的一些教育官员和老百姓的案例，他让全国官民都读《大诰》，就是要全国官民都知道应该遵纪守法。
但是遵纪守法的思想基础还是忠孝仁义，所以朱元璋在他亲自写成的另一个教民的格言——《圣谕六言》中就把忠孝仁义和守法都写了进去：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为非。”
（《皇明制书·教民榜文》）
这第一条就是要孝，孝顺父母。“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论语》）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就是讲的孝悌不犯上，这是中国传统体制下做人的基本要求。在这个基础之上安分守己做事，不要惹是生非。一个个的家庭如果都能做到这样，这个国家就安稳平定了。
朱元璋的这个《圣谕六言》，集中体现了他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思想。平日里，乡里“老人”们，就要拿着木铎，每天不断向人们宣讲这《圣谕六言》，而且要求人们都背诵下来。地方政府也出面撰写宣讲《圣谕六言》的宣传文稿，派专人到处宣讲，形成一个人人讲孝悌、家家讲和谐的局面。而像乡饮酒礼之类的活动，也是围绕配合这六句话的核心精神的一个具体实施。
要我说，朱元璋这个人实在了不起，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可是你看他管起国家来，事无巨细，没有他不管的，没有他想不到的，上自满朝文武、国家政策、典章制度，下至民间细事，一直管到最基层。而且他还是真的去管，每年接见地方官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他还要接见粮长、村里“老人”，这些只能算是一般老百姓的角色居然也成了皇帝接见的对象，这恐怕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事情。
在中国传统的帝制时代，皇帝把天下都当成是自己的东西，国家也就是他自己的家，所谓“家国天下”，所以开国皇帝就是在置家业，因此就特别用心。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因为起家于社会最底层，得天下最不容易，所以他格外在意国家的大大小小事情，唯恐哪件事没有做好，影响了他的天下的安危。
他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家，所以也特别强调治家。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研究朱元璋的学者认为：“朱元璋很重视这样的一个观点，即国和家在并行的等级原则上是类似的结构。”
（美国学者范德）
朱元璋在他的语录集《明太祖宝训》中就专门立了一章——《正家道》。朱元璋说：
“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
（朱元璋《明太祖宝训》卷二《正家道》）
这和我们平日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叫“修齐治平”，是一致的，只不过朱元璋特别强调了“正家”。这就是他普及推广这种思想的最佳切入点。因为你要求老百姓修身，恐怕有点不大现实，再进而要求他们治国平天下，那就更距离一般老百姓远了点儿。只有齐家这一条，朱元璋把它称为“正家”，最贴近老百姓。朱元璋希望老百姓管好家人，让家人守孝悌之道，遵守国家法纪，不犯上作乱。家庭和睦，乡里和睦，社会也就和睦了。你看，朱元璋做事特别现实有效。
朱元璋在这里说了这样一句：“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就是说，一个家庭要好，夫妇的关系很重要，这甚至可以说是家庭有道的根本。这可是朱元璋的切身体会，他的成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他的家庭夫妇之道。
在他的身上最能体现那句老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朱元璋的背后就有一位了不起的女性——马皇后。
这位马皇后究竟怎么了不起，他们又是怎么谨夫妇之道的呢？我们下一讲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