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让各个村子都置一面大鼓。干什么用呢？这面鼓的作用可大了，就好比当年我们改革开放前农村生产队催人下地干活敲的钟。只要这个鼓一敲响，村子里的农民就都得下地干活去，谁要是不去，村长就要管一管了。
上一讲我们说到朱元璋建国之初开始实行全国大规模人口普查，编制户籍制度，并且规定，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通过这样的办法，完善了国家管理，全国每家每户的人数、年龄，所有的土地，都清清楚楚，国家征收赋税、佥派徭役也都有了可靠的依据。所以洪武朝时期，虽然开国未久，还处于经济恢复发展时期，但是国家的人口、开垦的土地和税收，都是明朝的高峰。这说明朱元璋的治国之策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可是朱元璋并不因此满足，这些工作对他来说，只是治国的初级阶段，是基础。老百姓有田耕，有饭吃，国家有税收，下一步他就要抓农村建设的深层管理了。
什么是农村建设的深层管理呢？深层管理，朱元璋也明白，就是对于农村工作要两手抓：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
一、教民榜文
我们经常说，历史上的中国是农业大国，只要给农民土地，他们就能把地种好，农村经济就能够发展。这在道理上讲是对的，所以朱元璋建国以后要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给农民土地，让他们去耕种。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朱元璋太熟悉农村了，他深知给农民土地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要让农民在土地上耕种收获，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好的政策，减免农业税收，休养生息，是让农村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办法。
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召见全国府、州、县三级干部的时候说：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朱元璋《明太祖宝训·任官》）
当然，要想让老百姓得到这些惠民政策的好处，就必须有执行这些政策的干部，所以朱元璋要亲自接见这些干部，并且一再教育他们，多为老百姓着想。可是在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下，能够真正理解中央政策，为老百姓做事的官吏实在太少了。
朱元璋接见了地方三级干部以后没多久，有一天，到南京的三山门去，偶然向城下一看，只见有些农夫，光着身子，在河水里面，好像在摸什么东西。那时候正是十二月，天气很冷，这些农夫光着身子在水里，如此辛苦做什么呢？朱元璋觉得不对劲，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就让人去问。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农夫们是在河水里找锄头呢。锄头是他们的干活工具呀，怎么会扔到河里面去了？原来他们的锄头是被督工的官吏扔到河里面去的。
朱元璋得知后，能不生气吗？我让你们爱惜百姓，你们不关心爱惜也就罢了，还变着法儿祸害老百姓，你没事儿把他的农具扔到河里干什么呢！于是他让人给农民们另外取来一些锄头，并把督工的官吏抓来，狠狠暴打一顿，治了罪。
这个小故事反映的是朱元璋约束官吏、保护农民的大政策。不过看起来，朱元璋让官吏督促农民，不是好办法。这些官员不好好督促农民干活，反而总是欺压百姓。中央的大政策是要农民安心生产，可是真是要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不能靠官吏去管，还是得有一套农村管理办法。
我们前面一再说，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他很懂农民，所以他把官吏管好了，下一步就要管农民了。
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是最散漫的生产者。勤奋的农民，起早贪黑，辛勤劳动，再加上政府的好政策，慢慢就丰衣足食了。可是农村里也有懒人，不肯好好干活，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督促，得管理。
大家听到这里一定有点儿奇怪，朱元璋时代，除去有组织的屯田之外，大多数的农村又没有集体生产的组织，朱元璋怎么能够一抓到底，把农业生产抓起来呢？这就看出来朱元璋从小生活在农村的好处了，他又把小时候了解的农村管理模式搬了出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就形成了一套农村管理办法。
朱元璋让各个村子都置一面大鼓。干什么用呢？这面鼓的作用可大了，就好比当年我们改革开放前农村生产队催人下地干活敲的钟。只要这个鼓一敲响，村子里的农民就都得下地干活去，谁要是不去，村长就要管一管了。另外，朱元璋又让人写了一个《教民榜文》，刻印好，下发给河南、山东各地，每个村子都要有一份，贴在布告栏里，让人人都能看得见。榜文有几十条，内容都是督促农耕的：
河南、山东农民中，有等懒惰不肯勤务农业，以致衣食不给。朝廷已尝差人督并耕种。今出号令，此后止是各该里分老人，劝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该管老人点闸。若有懒惰不下田者，许老人责决。务要严切督并，见丁著业，毋容惰夫游食。若是老人不肯勤督，农民穷窘为非，犯法到官，本乡老人有罪。
如今天下太平，百姓除本分纳粮当差外，别无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每户务要照依号令，如法栽种桑株、枣柿、绵（棉）花。每岁养蚕所得丝绵（棉），可供衣服，枣柿丰年可以卖钞使用，遇俭年可当粮食。此事有益尔民，里甲老人，如常提督点视，敢有违者，家迁化外。
……
（《皇明制书》卷九《教民榜文》）
这个《教民榜文》印制好发下去，就让各村张贴出去。
为了宣谕朝廷的策略，朱元璋还下令，让各地农村在村前都要修建一座“申明亭”。所谓申明亭，其实就是一个布告亭，除去这些《教民榜文》之类东西外，平时官府判决的公告，上级的通知，也都要张贴在申明亭里面。
朱元璋为什么要专门给河南、山东农村下达这个《教民榜文》呢？大家知道，河南、山东当时是很多移民的目的地，属于战乱之后地多人少的去处。这些移民来到新的地方，国家给了一些优免政策，有些人就不想靠劳动致富，一心想“等、靠、要”，所以朱元璋专门针对这些地区派发官吏去督民耕作，而且还专门给这些地方下达了一份《教民榜文》，对地方上的里中老人下达了监督的命令，让他们去督促农民下地干活，并且督促农民种经济作物。
这篇《教民榜文》里提到了一个“该里分老人”，朱元璋要求他们负责任劝督农民下地种田。关于这些“老人”，朱元璋曾经在一道圣旨中说得很清楚：
“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
（《明会要·民政二》）
二、村里“老人”
原来这些村里“老人”就是当时村子里最基层的行政管理者，跟我们说的年长的人意思不完全一样。这些村里“老人”也都确实是一些年纪较长的人，在村子里面有一定威信，他们需要经过村的选举，推举出来，再到官府备案认可。被推举出来的村里“老人”就成为村子里管事的人。
其老人须令本里众人推举平日公直、人所敬服者，或三名、五名、十名，报名在官，令其剖决。
（《皇明制书·教民榜文》）
当时的“老人”，就是用这样民推官定的形式产生出来的，“老人”就是这些人的专称，就好比我们称村长一样。这些村里“老人”一般年龄要在五十岁以上，今天五十岁不算什么，明朝的时候，五十岁可就算得上是真正的老人了。这些村里“老人”还有一个称呼，叫“木铎老人”。明朝人记述说：
“木铎老人，国初专理本里事，权侔县令。县令不法，老人能持之。”
（谈迁《枣林杂俎》智集《木铎老人》）
为什么叫“木铎老人”呢？“木铎”就是用木头做成舌心的大铃。这一下大家就都明白了，“木铎老人”就是拿着的一个木头芯大铃铛的农村基层管理人员。
平时只要遇到有事要通知村里百姓的时候，“木铎老人”就拿着这个铃铛，一边走，一边摇。这个大铃铛因为是木头芯，跟别的铃铛声音不一样，独具特色，老百姓一听，就知道是村领导有事情要通知了，或者要召集大家开会了。
按照明朝人的说法，这些村里的“木铎老人”权力可不小，虽然只是专理本里事，可是“权侔县令”——他在村里的权力，可以跟县令不相上下。如果县令有不法之事，这些村里的“木铎老人”也可以把县令处置了。一个民间的管理人员，居然可以跟朝廷命官相抗衡，而且有时候还能处置犯事的县官，这听上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大家别忘了，朱元璋每年要亲自接见这些村里“老人”，而且是跟接见县官们的活动安排在一起的。
这当然又是朱元璋有意的安排，他要让地方基层干部跟县级干部互相牵制，以防止官吏们贪赃不法。
既然是国家承认的基层干部，这些“老人”就能从政府那儿领到一点儿国家津贴。津贴虽然不多，可是毕竟有点儿公职身份的意思了。朱元璋那会儿给多少津贴，没有记载，明朝中叶以后村里“老人”的津贴一般一年不过四五两银子。
可是你还别不把他当干部，“老人”的职责还是非常重要的。几乎当时农村里面最重要的事务都由“老人”们来管理。比如农村水利有“水利老人”管理，农村防灾仓储预备仓有“看仓老人”管理，农村集市有“集市老人”管理，管理生产的还是“木铎老人”。总而言之，农村的这些机要部门，都由“老人”们掌管，显然朱元璋对这些“老人”最信任。
朱元璋认为，从古至今，地方公事的处理，必定要有耆宿参与，因此要找一些“德行超群，市村称善”的正派老人协助地方官处理地方事务，才能保证地方安定有序，防止“无藉小人”干扰。这也就是朱元璋在地方设置“老人”的初衷。
虽然中国历史上向来是治不下县，官员的设置，到了县一级就是到了最底层了，县下面就不再设官署。可是朱元璋凭着他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在县的下面，先后设置了里长、粮长和“老人”，里长管理户口，粮长管理税收，“老人”管理地方杂务，督促农民耕作。这样一来，就把全国老百姓都实实在在地管理起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了。
朱元璋曾经说，我小的时候生活在农村里面，有些读书人出身的官员，净是些书呆子，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于农村的事情一无所知，用他们去管理地方，很难管好；还有一些吏员出身的官员，层次低，心术不正，一心想损公肥私，祸害百姓，所以这种人就更不能用。
所以说，朱元璋在县下面设立这些有威信的里长、粮长和“老人”，就是要解决基层社会的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