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著名的还是江西人前往湖广，所以江西跟湖南、湖北的人家，如果追溯一下，多少都会有点亲戚关系，大多数都是姑表亲，因此大家都管江西人叫江西老表。“老表，老表”这个称呼，据说就是这么来的。
上一讲我们说到，一些史书记载，明朝建国以后，因为朱元璋怨恨苏、松地区的富人士绅当年帮助张士诚对抗他，所以把苏、松赋税定得极重。这种说法虽然流传甚广，但其实是不完全符合史实的。朱元璋对苏、松人当初帮助张士诚拒守心怀怨恨固然是事实，但作为开国皇帝，也不至于心胸狭小到这样的地步。苏、松赋税定额过重的主要原因还是出于当时国家财政之需。当时正值长期战乱之后的经济恢复时期，作为经济基础最好的苏、松地区，必然会承担更多的财政负担，在当地实行重赋，比起向那些相对贫困且因战争破坏得更为严重的北方地区征派，要有效得多，所以明初江南重赋，应该是朱元璋建国之初的权宜之计，是无奈之举。
而且当时定下的赋税制度，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的，并不是江南所有的地方赋税都重。总体来看，江南的苏、松地区赋税最重，其次是江西、浙西，而同处长江流域、洞庭湖南北的湖广，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两省，却赋税最轻。
所以上次讲到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赋税不均，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
一、行走江湖
其实很简单，老百姓既没权也没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脚流徙选择。哪儿赋税重，老百姓就待不下去，哪儿不收税，大家儿就往哪儿去，结果全国人口都往赋税低的地方移动过去了。
明朝初年，战乱刚刚过去，荒芜田地很多，国家就鼓励老百姓去开荒种田，于是人们就从地狭人多的地方往地多人少的地方搬家，到那儿去开荒种地。既然湖广税收最轻，于是人们就从江南、江西地少人多的地方，向湖广移民，到那儿去谋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江西填湖广”的明初江南大移民。
这场江南地区的大移民，可不是什么传说，是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真实事件。《明实录》里面就记述说，正在朱元璋琢磨着怎么解决国家经济恢复问题的时候，湖广常德府武陵县的老百姓们联合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人民来信”，信上说：
“武陵等十县，自丙申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邻近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迁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〇）
朱元璋收到这封来信，“悦其言”。龙颜大喜的朱元璋立即就派了户部官员去江西专门办理分户迁民的事情。有国家支持、过问，这事情影响就更大了，可以说，从一般老百姓到地方官员，都对朝廷的政策有了了解，于是也都有了到湖广安家的心思。
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有四个在湖广，就是今天的湖南和湖北任职的官员，碰巧都姓李。一个任职于安陆，一个任职于武昌，一个任职于黄州，一个任职于长沙。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来自江西，一个来自山西。四人既同姓，又都任职他乡，平时关系就比较好，经常往来。有一天，大家凑在一起喝小酒。聊着聊着，就说到湖广地广人稀的情况，其中一位官员就说：“我跟你们几位兄弟，在战乱之余，能在这里相聚，也实在是缘分呀。三楚之地（当时人们把湖广之地叫作“三楚之地”），沃野千里，如今朝廷又号召开垦，我想以后就留在这里，不回老家去了。不知你们怎么想？”另外三位官员一听，立即鼓掌大笑，说：“英雄所见略同。我们四人情同手足，在这里择地而居，一定要在一起。”于是洪武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387年，四人把家属带上，就在沔南的茅草镇比屋而居，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李家村。
（《李氏宗谱》）
我们中国历来讲籍贯，籍贯跟出生地不一样，在古代尤其被重视。你祖籍是什么地方，一般情况下不能改变，你的户籍，以至入学、参加考试，都只能在原籍所在地，除非你入籍到一个新地方，籍贯改了，才可以在新的地方参加这些活动。我们上面说的这几位李姓的官员，就属于入籍到湖广的例子，后世再记载他们的事情，就说：“原籍江西某县，入籍湖广沔阳。”
这虽然是外地移民入籍到湖广的一个例子，但还不是移民的主体。移民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这些官员，而是大量没有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知道了湖广有这么多田地没人耕种，朝廷又号召开垦种地，而且湖广的税收又最低，于是就纷纷来到湖广开荒种田。后来人们又看到四川也有不少荒地没有人去耕种，于是又来到四川。他们从此就入籍到了湖广、四川的属县。据今天的学者们研究，所谓“湖广填四川”，也不都是从湖广再移民到四川去，当时有大量农民从江西直接就到四川去开荒种地，从此生活在那里。
不过最著名的还是江西人前往湖广，所以江西跟湖南、湖北的人家，如果追溯一下，多少都会有点亲戚关系，大多数都是姑表亲，因此大家都管江西人叫江西老表。“老表，老表”这个称呼，据说就是这么来的。
既然是亲戚，就要有些走动。唐朝以前，人们就已经把在民间奔波叫浪迹江湖了，用“江湖”代表民间社会。可是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今天常说的那句“行走江湖”，是当时人们从江西到湖广移民以后才进一步流传开来的。这个江湖，不是泛指的江河湖泊，而是专门指江西、湖广这两个地方，一江一湖。
历史上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是国家经济的主体，是民生所在。农业社会的特点，是农民要在一个地方稳定生活居住，这样才能从事农业生产。这种情况只有到了战乱的时候，才有可能被打破。等到战乱过后，社会稳定下来了，最重要的事情，一定是农民还乡复业。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就是让农民跟土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从事生产，才有可能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几乎都成为一次土地再分配的机会。要知道，土地可是农业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想，那元朝末年，北方的战乱更厉害呀，战乱以后土地荒芜更多呀，那是不是北方移民规模应该更大呢？
没错，明朝初年，北方的移民规模更大。甚至可以说，这时候中国北方来了一次人口与土地的重组，人们的籍贯全面改写。
二、洪洞古槐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北方人见面，要是聊起自己老家是什么地方的，一般都能说出来我是某省某县某某村镇哪哪地方的人。可要是再问，你是不是那里土生土长的人？你的祖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一般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
“要问祖上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往往都说自己祖上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徙到什么地方的。
我小的时候就听家里老人讲，我们家就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这山西大槐树出来的人，还都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小脚趾趾甲盖是两半的，另一个是走路的时候都爱背着手。据说这就是因为当年迁民的时候，都被背着手绑着的，结果形成了这样走路的习惯。
后来听同学们说起来，原来他们家里老人也都说是从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出来的。这些传说出处都差不多，都是说当初政府号令老百姓从人口密集的地方，向人少的地方迁徙，到新的地方开荒种地，落户在新的地方。
这些要迁徙的人家，都聚集到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在那个地方再分头往各地去。因此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那里，就是当年北方移民的一个集散地。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我曾经去过那里，可惜的是大槐树不见了，只有一棵小槐树，据说就是在那棵大槐树的旧址上长出来的，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其实说自己家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来的，并不一定真的是从那里来的。一般情况下，除非能够清楚先辈家世，明确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此外凡是不清楚从哪里来的，就统统归到一个地方：山西洪洞大槐树。今天我们把这种现象叫“传说史”。传说史有一个突出特点，它是在传说过程中不断被人为添枝加叶编造出来的。所以传说史越传越生动，可是一旦你要去追踪它的源头，就会发现历史记述反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山西大槐树移民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传说史。虽然是个传说，但是这个传说却有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那就是明朝初年北方的迁民。
那时候山西人多地少，今天山东、河南、河北这些地方，因为元末战乱，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所以朱元璋下令把山西的人迁到山东、河南、河北一带。这场大迁徙，一直延续到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夺位当皇帝以后，前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些迁徙的民户跟那些被朱元璋下令充实南京和凤阳的富户不同，都是些丁口多田地少或者根本没有田地的贫民，所以朱元璋对这些迁徙的老百姓的政策也不同。
洪武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89年，在朱元璋迁民的动员号召下，有个名叫张从整的山西农民，带了一百多户人家，要求迁徙到北平、山东、河南去。朱元璋一看自己的号召有人响应，当然高兴，于是赏赐张从整这些人宝钞，让官府给他分了土地，而且派他带上一些人，再去山西动员其他人响应迁徙。
同一年的《明实录》中记述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壬申，“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记得多清楚，有整有零，这显然就是当时的实际记录。光是山西贫民迁徙到今天河北、山东的移民，就拨给了二万多顷土地，如果平均一户给上二十亩地，也够十来万户人家分种的了。如果十来万户，那就是几十万人呀。
大家想想当时的情景，这些数以十万计的移民，临走前，都先后来到洪洞县大槐树下，在那里跟故土做最后的告别，然后出发前往他乡。这绝对算得上是一幅波澜壮阔而且感人至深的历史场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