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讲洪武年间的这次大迁徙呢？因为历史上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我们讲过了，农民历来都有安土重迁的思想，重乡情恋故土，都有极浓的恋乡情结，所以人们常说“故土难离”。可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迁徙也不少。中原地区强大了，会向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一方面会有民族融合，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人口迁徙。相反，少数民族强大了，就会向中原地区发展，就会挤压北方人口向南方迁徙。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迁、宋朝的南迁，都是人口大迁徙的重要时期。
但是，明朝初年的这些迁徙跟魏、晋、南宋都不一样，这一次不是因为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挤压北方人口南迁，而是由国家政府组织的一次对全国土地的重新分配，是一次迁民和开垦相结合的恢复经济的大生产运动。
朱元璋为什么能够想出这样的办法，来恢复被元末战乱破坏的国家经济？一般来说，这是因为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经验积累，统治者有了更多的治国经验。当然这么说也不错，可是我总觉得，不是什么人都能总结出这样的经验的，要想总结出这样的经验来，这位统治者必须至少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他真的想努力实现国家经济的恢复发展，二是他必须熟悉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而朱元璋正是最具备这两个条件的皇帝。
明初这场由国家组织进行的移民运动，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到明成祖朱棣夺位以后，还在移民宽乡。直到朱棣的儿子、孙子继承皇位以后，这种移民宽乡的做法才慢慢停止。
三、三年免征
移民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不是说一句话同意狭乡的农民迁移到宽乡就行了，必须有许多相应的保证措施才行。
把老百姓从狭乡移民到宽乡，让他们有土地耕种，对于少地或者无地的老百姓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是这种迁移，必须要有国家支持认可，由国家承认他新占的土地，不然的话，这些移民就成为非法流民了。除了国家认可之外，还必须有移民到新地区以后的生活保障，不然这些新移居的民户，很可能再次成为流民。
怎样才能让老百姓愿意移居到土地多的宽乡，而且移民到新的地方以后，还能够稳定下来呢？这就必须有一个到位给力的相关政策。
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是朱元璋建立大明朝的第一年，这一年的旧历八月，朱元璋按照历朝历代的规矩，新皇帝登极，发布了一个《大赦天下诏》。这份诏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
朱元璋的这份诏令，是针对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下发的。元朝末年战乱，有些人为求活命，逃离了家乡，自己的田地，也都被弃置成了荒地。等到战乱结束，回到家中，发现自家原来的田地，已经被别人占据，种上庄稼了。占种别人田地的就是朱元璋说的那种“有力之家”。有力之家，不是有势力的人家，是有劳动力的人家。
你虽然是有力之家，可是你种的是我的土地呀。明明是自己家的土地，如今落到别人手里，这些失去土地的人家当然不干，于是就会发生土地争端。
这种事情在当时太普遍了，如果把这些事情一件一件都经过审理，再把原来是谁的土地还给谁，那过程可就复杂了，而且还不仅仅是麻烦，还会产生新的不合理。为什么会有新的不合理呢？大家想想，人家虽然是占了你的土地，可是这几年人家已经把你抛荒的田地开垦种植成为良田了，有了收成，这个时候你回来了，说这是你的地，拿出一份地契，就把地收走了。这样的做法对已经在这片地上辛辛苦苦多年的人是不是就不公平不合理了？真要这样做，那种庄稼的人也不干呐。
这时候朱元璋就出来说公道话了：凡是遇到这种情况，土地主人和现在种地的人都别“打架”，不是你家的土地被别人占了吗？如果还没有开垦成熟田的，还给你；如果已经开垦成了熟田，你就别再要回去了，就按照你原有田地的数量、条件，由官府再给你分些荒地去种。除了这些地之外，凡是没有人种的荒地，谁有本事谁去开垦，谁开了归谁，而且这些新开垦的田地，三年之内不征税，不派徭役。这政策够宽松的吧。
可是，中国历来就是个官僚体制的国家，上面再好的政策，也要靠下面各级官吏执行。可是往往到了下面，政策就变了味儿了。
本来说好了的三年免征，可是下面的官吏等不及三年，一看你把田地开垦出来了，种上庄稼有了收成，他就开征了。这其实也不能全怪地方官吏，因为朝廷对地方上的要求，就是考核地方的税收，他要是税收不足，也没办法向朝廷交代。
地方官员这样提前征税，老百姓就说了，朝廷说话不算数呀，当时就叫“诏旨不信”，皇上说的话没有信誉；“吏征率不俟期”，这些官员都不按照约定的期限征税。
可是农民们没权没势，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走路，于是他们又弃田流亡，结果，“田复荒”——原来开垦好的田地，又重新荒芜了。好政策没得到贯彻，朱元璋恢复生产的计划也就落空了。
当然，也有守信用的官吏。我们以前说过一位山东济宁府的知府方克勤，他的办法就是跟老百姓重新约定，严格执行三年免征。结果“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明史·循吏·方克勤传》）。不仅人口翻倍增加，而且一个府的官民都富足了。像方克勤这样的官吏，后来就被载入正史，他的传记收入《明史》的《循吏传》，算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坚决执行中央政策的官员。朱元璋时期，对于官员的一项工作考核，就是要看能不能安抚流民复业。
朱元璋把这些刚刚复业的农民，比喻为“初飞之鸟，初植之木”——刚刚能飞起来的小鸟和刚刚种植下的树木，是禁不起折腾的，要让农民复业，就得从政策上给予保护。
中国的这种小农经济，经历了上千年，到了明朝，已经相当成熟了。我记得直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北方农村还流传这样一句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就是中国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理想生活的典型写照。
农民只要有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就别提有多高了。小农经济的弱点是分散，没有抗灾荒的能力，一旦遇灾害，农民很容易就会破产流离失所。可是小农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命力极强。你只要把土地给他，再给点宽松的政策，他自己就会去想办法发展生产了。只要没有天灾人祸，用不了几年时间，他就能恢复正常生产。等到生产恢复了，家里有了余粮，那时候再去征税，他就能够拿得出来，而且他拿出税粮以后，也不至于破产流亡，农村经济生活就走上正轨了。
朱元璋他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对这些事情再熟悉不过了，所以他想出来的这套办法，应该说是给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恢复农业生产开出的一服灵丹妙药。
有了这灵丹妙药，再加上有些地方土地多人口少，以及政府的好政策，谁愿意到这些地方开荒种田，开垦好的土地就归谁，而且开垦以后种上庄稼，三年都不征税，也不派徭役，这样一来即使原来不愿意背井离乡的老百姓，也会心动了：与其在家乡没有土地可种，无计生存，还不如到土地多的地方去开荒种地，成家立业。这时候要是有人带个头，大伙儿很容易就会跟着移民他乡。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说的那种大规模的移民，什么“山西洪洞大槐树”，什么“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就都出现了。
这场移民开荒、恢复生产的大运动中，谁最高兴呢？当然是朱元璋了。《明太祖实录》里面记述这种情况时，用了这么两句话：
“ 田野辟，户口增。”
（《明太祖实录》三十七）
说“田野辟”，那时候全国一共有多少耕地呢？据官方统计，洪武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全国耕地面积为八百五十七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说户口增，那时候全国一共有多少人户呢？据官方统计，还是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共有六千零五十四万人，一千零六十五万户。
这个数字，太了不起了，这个数字多到了后来很多学者都不敢相信。因为到了朱元璋的孙子明仁宗朱高炽的时代，全国统计出来就只有耕地四百多万顷，人口五千多万，不到一千万户了。土地比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少了一半，人口少了一千万。从这时候起，明朝的历代皇帝统治时期，不管怎么努力，再也达不到明太祖朱元璋那个时代的辉煌程度了。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事情。朱元璋时代的那些开垦好的土地难道都重新荒芜了吗？即使土地荒芜，那人口怎么也会减少了呢？其实土地和人口可能并没有减少，而是转移到了那些权贵地主手中，土地成了他们隐匿不报的私田，人口也成为他们名下的佃户。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朱元璋时代，可说是一场了不起的移民运动的时代。朱元璋和每一个农民一起开启了一场为了生活而努力拼争的运动。他们打破了多少年来人们不愿意背井离乡的传统，用辛勤劳动开辟出一个新朝的盛世。
可是对于朱元璋的政策，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能理解并且执行的。洪武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91年，山西繁县官员向朱元璋上奏疏说，本县有三百多户农民，流亡在外不回来，请求派军队追捕。
朱元璋看到这份奏疏，觉得这些官员实在奇怪，就说：“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则逃。”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八）
当时的山西就属于那种地狭人稠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你还去追捕，这叫什么办法？追捕回来你怎么安排？“即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
（同上）
他到了什么地方，你还不如就让他在那儿生活，告诉当地官府好好安抚这些农民，才是正事儿。这就是朱元璋对待流亡农民的态度：“哪里能够让他们安居复业，就让他们入籍到哪里。”
也就是在这一年，从山西泽州建兴乡大阳都走出来这么一批农民，看上去有好几百人，大家扶老携幼，车载人挑，艰难地行进在从山西往北平、山东的路上。不用说，这是一批移民。这必定是一批被他们的后代认定是从大槐树下面走出来的先人。可是跟一般移民不同的是，别看他们扶老携幼，行进艰难，一看就是有组织的行动，不是那种老乡和老乡之间或者一些相互认识的人家凑到一起结伴而行的无组织的移民群。
在明初中国北方大地上，这样一支步履蹒跚的队伍，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又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下一讲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