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明太祖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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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科场内外(2)

荐举上来的人,按照年龄,在四十以上六十以下的,安排在中央六部和地方布政司、按察司任职;年龄在六十以上七十以下的,安排以翰林院备顾问;还有几位号称年龄九十以上的,就安排到文华殿当大学士。其实这几位没那么老,有的八十多岁,有的七十多岁而已。

大家注意没有,举荐上来的没有什么年轻人。看起来朱元璋是不是有些矫枉过正了?其实也不是没有年轻人,举荐的聪明正直、孝悌力田、秀才这几种人当中,就还是年轻人多一些。

一年举荐几千人,可谓人才济济了。可是根据学者研究的结果发现,这些人大多数在史书中没有留下传记,事迹不详。一般来说,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可以留传史册。当然也还是有少数一些成为一代名臣。

比如洪武中著名的吏部尚书詹同的儿子詹徽,就是通过举荐授官的,他被举荐的名目是秀才。詹徽为人阴险刻薄,后来在审讯蓝玉的时候,被蓝玉咬为同党,跟蓝玉一起被杀掉了。跟他一起以秀才名目被荐为官的凌汉,曾经被他迫害,不敢回乡,后来则以廉直见知于朱元璋,官至右佥都御史。

还有一位蒙古人,名叫答禄与权,洪武六年被举荐到秦王府当官,后来又改任御史。这位蒙古族御史,既有水平,又敢于直言。有一次盱眙县向朱元璋进献瑞麦,说这是皇上大德而致。答禄与权劝朱元璋把瑞麦进献给太庙。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说,以瑞麦为朕德所致,不敢当,还是归之祖宗好。历代帝王庙也是由他建议修建的。

洪武间的李原名,是以通经儒士举荐为御史的,后来当上礼部尚书,但凡外交事务,朱元璋都要向他咨询。明朝初年的养老政策,还有府、州、县岁贡监生的数额,以及官民服饰,都是他主持制定的。

桂彦良是一名老儒,洪武六年选入朝中,与宋濂一起教授年轻官员。有一次,翰林院官员在撰写祭天文章的时候,用了“予”和“我”字,朱元璋认为不敬。那时候朱元璋正搞“文字狱”呢,于是让御史给他们定罪。桂彦良得知后,对朱元璋说:当年商汤帝曾说“予小子履”,周武王祭祀文王的时候,说“我将我享”,都用过“予”和“我”。朱元璋听了,这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了。这位桂老先生为此救下的官员有数十人。

这些举荐的官员中,不光有懂得礼数的,还有一些有行政能力的官员。一个名叫徐宗实的官员,被举荐做官,曾任苏州府官,苏州灾荒之年,发粟二十万石,救活大量饥民。

不过按照史书中的记述,这些举荐的人才,也不一定都十分理想。当时有官员就上疏说:“曩者以‘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诸科所取士列置郡县,多不举职,宜核其去留。”

(《明史·开济传》)

于是改为六科:经明行修、工习文词、通晓书义、人品俊秀、练达治理、言有条理。六科皆备者为上,三科以上为中,不及三科为下。这样一来,选择的人才就有点儿综合能力了。

在当时荐举授官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任昂的官员,可算得上是位真正的人才。他从被荐为襄垣训导,升为御史,又升任礼部尚书。明朝的许多制度都出自他手。比如国子监的学规,官员妻妾封赠条例,就是给官员妻妾封夫人、孺人、安人的那些名目,更定冕服制度,朝参的座次,民间的礼仪活动,地方官吏的考核办法,等等,都是他主持制定的。

洪武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任昂奏定了由翰林院对天下举贡士子的考试制度,又“条上科场成式,视前加详,取士制始定”(《明史·任昂传》)。虽然是科举与荐举并行,但是停罢了十年的科举取士毕竟又重新恢复了。

三、春夏二榜

停了十年考试,在年轻人当中聚集了一大批人才。等到科举考试一恢复,这些人都走进考场,盛况空前,一个人才辈出的局面也就出现了。

洪武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385年,是干支纪年的乙丑年,正是大比之年。这一年会试共取录了黄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经过殿试,选中了一甲三人,丁显为状元,练子宁为榜眼,花纶为探花。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本来这一科的状元是花纶,可是殿试的前一天夜里,朱元璋做了一个梦,梦见皇宫大殿的大柱子上有一个巨大的钉子,钉着的几条白色丝带飘落而下,醒来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第二天正好是殿试的日子,朱元璋打开考生试卷一看,第一名就叫花纶,正好跟梦里的白丝带一样。朱元璋心里觉得好奇怪,梦里面那个大柱子上的白丝带不是飘落下来了吗?再看下一个考生的卷子,名字居然就叫丁显,朱元璋心想,这才是那个钉在柱子上的大钉子呀。朱元璋觉得正好应了他梦中的事情,于是把丁显选为头名状元,把花纶选为第三名探花郎。这段故事记录在明朝人的笔记中,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明朝人还记下了另一个传说,据说这一次科举考试前一年,民间小孩子们唱的一首童谣中有这样一句:“黄练花,花练黄。”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这一科发榜以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黄”就是黄子澄,“练”就是练子宁,“花”就是花纶。童谣中说的就是这次科场考试的名次变来变去的事。

黄子澄这个名字大家不算陌生,他就是后来帮助建文帝削藩、朱棣夺位后被杀的那个黄太卿。练子宁也忠于建文帝,成为建文遗臣中著名的代表人物。这一科三甲中还有一个名叫蹇瑢的新科进士,朱元璋特地给他改了名字叫蹇义,后来到永乐朝当了吏部尚书,跟另一位名臣、户部尚书夏原吉被人合称为“蹇夏”,成为明朝前期大臣中的佼佼者。

我们过去说到朱元璋时代的科举兴废,觉得读书人十年寒窗苦,就皇帝一句话,说考试就考试,说不考试就不考试,多耽误人呀!可是我们从洪武朝科举和荐举的情况看,朱元璋这样做还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建国之初,还有许多人才不肯出山,你光用考试的办法就得不到他们,得用荐举的办法;可是不考试,又积压下一大批读书人才,十年后前朝人才发掘得差不多了,再用科举的办法,一考试,新的人才都出来了。从国初用人角度来看,基本上什么都没耽误。

不过总的来看,考试制度还是比举荐要好些,为什么呢?因为它相对公平。古代科举考试是很严格的,从考生资格,到考生进入考场,到考卷的封卷、誊录、判卷都有一套严格制度,走后门作弊是很难的。

关于科举考试,过去还有一个明太祖和刘基定以八股文取士的说法。主要依据是《明史》里面的一段话: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选举志二》)

这段话其实是两部分内容,前一段是说明朝科举考试办法是明太祖和刘基所定,后一段话是说明朝的八股文是什么。其实明朝的八股文始于成化以后,距朱元璋时代已经过了百年之久了。而且八股文取士的办法也不能完全否定,这其实是一种规范考试试卷的办法,因为中国历代科举考试,没有数理化,考的都是作文。如果有人写这种文体,有人写那种文体,判卷的老师就不好把握,把文体规范统一,就好把握了,写的文体都一样,谁好谁差,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也是中国考试制度成熟的标志。

而且虽然是写文章,朱元璋还是要求考生们写出实用的东西。比如考试的第三场,就要写经史时务策一千字以上,殿试时不仅要写时务策,还要由皇帝亲自策问殿试,就是要考核考生的能力。

明朝不仅采用八股文体规范化考试,而且实行分省分卷考试的办法,把南、北不同的省分为不同卷,后来又分为南、北、中三种试卷,尽量保持考生的平衡。不过朱元璋时代还没有用八股文,也没有分卷,结果就引出事来了。

洪武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397年,是丁丑年,也是大比之年。这一年二月的会试,考中了进士五十二人,经过殿试,选定了状元陈,榜眼尹昌隆,探花刘谔,还有二甲十三人,三甲三十五人。录取的人本来就不多,但这些新科进士当中竟然没有一个北方人!于是落榜的考生们闹起事来,他们上疏说考官刘三吾等人是南方人,照顾同乡,所以不录取北方人。

朱元璋见到奏疏,心里当然生气,他让考官们从落选的卷子中再选些比较好的北方考生考卷,补录一批。皇上既然下令了,于是考官们又找出一百多份试卷,每人十份,看了一遍,结果仍然没有一个北方考生被录取。

这时候有人对朱元璋说,这些考官挑的都是差卷子,不找好的看。这可把朱元璋惹火了。他自己亲自阅卷,取录了六十一人,都是山东、山西、北平、陕西、河南、四川的考生,江南的一个不要。六月初一殿试,定状元韩克忠,榜眼王恕,探花焦胜。

这下负责考试工作的考官们可就倒霉了。考官白信蹈、张信等被凌迟处死,刘三吾因为年老,只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录取的考生状元陈和探花刘谔也都发配戍边,考官里面只赦免了一个戴彝,前三名考生中只赦免了一个尹昌隆。

这件事因为原来那次考试在二月,是春榜,朱元璋亲自主考的这次在六月,是夏榜,两榜一共录取了一百二十三人,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春夏榜”;又因为第一榜录取的都是南方人,第二榜录取的都是北方人,所以也叫“南北榜”。这个事件也成为明朝开国科场第一大案。

其实那时候,北方经历战乱之后,经济文化都远不及南方,北方考生水平很难赶上南方考生,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考官只是凭文章好坏录取,并没什么错,况且即使考官录取时有不公之处,又没有作弊,应该也不至于被凌迟处死吧。而且考生有什么错?也受株连,后来虽然召回,可还是被杀掉了。

后人很不理解朱元璋的所为,纷纷找寻这次科场案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考官出题有讥讽朝廷和凶恶的文字,引得朱元璋发怒;也有人说考官第二次阅卷时所上的试卷中有影射之词。可是我们找到一些相关文章摘录,也没见有什么讥讽朝廷或者凶恶的字眼。倒是有这么一种说法:考官张信,曾经是元朝状元,他在朱元璋儿子韩王府里当官时,曾经教韩王写杜甫诗讥讽政治,还随意删改朱元璋的御制文,这次新旧账一起算,才被凌迟处死的。这也许才是真正的原因。以后的事实证明,还是春榜录取的考生中有像黄淮那样的名臣,夏榜考生一个像样的都没有。

其实朱元璋也知道当时经济文化的南北差异,也知道在文化考试上,北方的士子们考不过南方的士子,可是既然明白考官们并没有作弊,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