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试的第二年，在京城举行了会试，这就叫“开国第一科”。这一年会试一共取中了一百二十名，经过皇帝亲自殿试，排出一、二、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这三名被皇帝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这一百二十人就是人们常说的明朝第一科的新科进士。
上一讲我们说到了朱元璋建国之初办学校培养人才的情况，从乡里的社学，到府、州、县的儒学，再到京师的国子监，三级学校成为明朝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学校虽然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朱元璋也确实从国子监的监生中选了一些人出任各级官员，但是明朝大部分官员却不是从学校直接选用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式，那就是科举考试制度。
一、开科取士
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了一道诏书，开科取士。他在诏书中说：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洪武三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取怀材抱德之士，务在经明修行，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材学出众者，待以显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科试考》）
其实早在朱元璋建国的前一年，他就下令开文武二科，但那还算不上是科举取士。到了洪武三年，这回才算是真正宣布举行科举考试，用这种方法取士任官。
其实开科取士大家都不陌生，从隋朝就开始了，到唐朝以后就成为读书人当官的必经之路。年轻人读书就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考举人，考进士，然后去当官。我们大家知道的那些有名的官员，基本上都是经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这套办法还得用。首先要选定考试的年份，过去就叫“大比”之年。
明朝科举制规定，凡是子、午、卯、酉的年份，就举行乡试，这四年的第二年，也就是丑、未、辰、戌的年份，就举行会试。也就是说每四年举行一次乡试、一次会试。乡试在八月份举行，考中的叫举人；会试在第二年二月份举行，考中的叫进士。考试时间都是当月初九开始，三天一场，一共考三场。
大家听了这段解释，说不对呀，洪武三年，是庚戌年，应该是举行会试的年份，怎么才开科举行乡试，第二年是辛亥年，不是大比之年，怎么也举行了会试呢？
这是因为，朱元璋时代，刚刚开始举行科举考试，制度还不完备。虽然制度不算完备，但是已经有了乡会试文字程式，对考试内容、形式，考中者的安排，以及乡试会试时间、参考人条件等都作了相关规定。除了没有按照规定年份举行，基本制度已经形成了。
这算是明朝建国以后第一次全国性的考试，虽然当时还有些读书人不愿意入朝为官，但是也有不少人跃跃欲试，参加了这次考试。宋濂是这次考试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记述当时京城乡试的情况时说：“兵后废学，不敢求备于人，其来试者一百三十有三，在选者过半焉。”
（《宋文宪公集》卷一）
因为是建国之初，经历了多年战乱，学校也废坏多年了，所以不能要求过高，当年录取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比例也算够高的了。
乡试的第二年，在京城举行了会试，这就叫“开国第一科”。这一年会试一共取中了一百二十名，经过皇帝亲自殿试，排出一、二、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这三名被皇帝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这一百二十人就是人们常说的明朝第一科的新科进士。当时，江南士子们的文化水平高，尤其是浙江。这次录取的新科进士中，浙江籍的有三十一名，占了三分之一还多一点儿。
这一科的状元名叫吴伯宗，当时就被授官为礼部员外郎。一个新科状元，立刻就授官为部郎，就相当于今天大学刚毕业就当上了副司长，这也算得上是超擢了。这大概是明朝开国时候选用人才的一个特例，以后慢慢正规了，也就不会再有这样高铁速度超擢的干部了。
这个吴伯宗不仅是明朝开科第一位状元，而且他当官以后，也还算有点政绩。史书中说他为官刚正不阿，因为不肯依附丞相胡惟庸，被谪贬到凤阳。后来他上书弹劾胡惟庸，胡惟庸被杀后，他又被召入朝中，先后在国子监、翰林院任职，还当过殿阁大学士中的武英殿大学士，后来因举荐人才不实，被贬官为翰林院检讨，死在了翰林院的任上。
除去吴伯宗外，这开国第一科进士中有点影响的还有叶砥，号坦翁，他历官洪武、建文、永乐三朝，担任史官多年。永乐初年曾经因为直书“靖难”史事，就是明成祖朱棣夺位的事情，被抓起来过，后来放出来仍然修史，主持过《永乐大典》编修工作，当过副总裁。
还有一位聂鈘，在诗文方面有名气，官做得不大，只当过一些国子监助教之类的小官，退休后给了一个教谕的待遇。不过他跟当时当过国子监助教的另外两位文化人张美和、贝琼被人称为“成均三助”，是三位很有名气的老师。
这一科其他的进士们就都不大有名气了，一百二十人，在史册中留下传记的也只有十来个人。
有意思的是，这一科参加考试的还有三位外国人，都是朝鲜人。其中一位名叫金涛的朝鲜青年，得中了三甲第五名，授官为东昌府安丘县丞，就是副县长。另外两个，一个名叫朴实，一个名叫柳伯儒，都没有考中。这三个人虽然能读汉文书，写汉文文章，但是用汉语说话交流有困难，所以最后还是请求回国去了。
从洪武三年开始，只有洪武四年举行了一次会试，可是一连三年，年年都有乡试，一直考到洪武五年。大家想想，一连三年考试，录取的士子都授予大小官职，对于读书的年轻人来说，那可是个让人兴奋的年代。昨天还是个读书的小青年呢，转眼之间，就官袍在身，赴任为官了！
正当这些读书青年考中乡、会试，弹冠相庆的时候，洪武六年，也就是公元1373年到了。这一年的农历干支是癸丑年，按照当初规定的考试年份，丑、未、辰、戌这四年是会试，就是全国性考试的年份。而且前一年又举行了乡试，就是省一级的考试，已经考出来一批有资格参加会试的举人。可是突然之间，明太祖朱元璋却下令停止举行会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朱元璋在给中书省的一份文件中说得十分清楚：
“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科试考》）
原来自从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年轻士子们为求功名，纷纷努力读书学习，这样一来，他们的书确实是念得不少，可是学的净是些没用的东西，学来学去，只会纸上谈兵，文章写得漂亮，而所学的书本知识不能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当然跟朱元璋的期望相距甚远。
当时文坛宗师宋濂说起这些考生，评价就更糟糕了：
“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瞠然视，舌本强不能对。”
（宋濂《宋学士全集·中顺大夫礼部侍郎曾公神道碑》）
说的是当时的考生，大多成了考试机器，只知道钻研经学，知识只限于考试的内容，多一点都不看，结果只能是高分低能，与之交谈，瞠目结舌。
朱元璋刚刚建立起大明朝，要的是实干的人才，他求贤心切，既然科举取士办法不好用，他老人家干脆就把科举考试给停了。他这一停不要紧，问题可就出来了。从隋、唐那时候开始，士子们读书，就是为了通过科举得到一官半职的，你这一停，读书人的读书劲头就差多了，读书没用了嘛。可是如果年轻人都不读书，又怎么能够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呢？这样一来，朱元璋想找为国家所用的人才不是就更难了吗？但朱元璋自有他的办法。
二、举贤荐能
朱元璋的办法就是令有司察举贤才。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得选拔人才，为国家服务。可是人才选拔的办法一直在不断变化。国家选用人才主要办法不外三种：世袭制、举荐制、科试制。
世袭制不用去说了，举荐制也是从有等级的举荐开始的。从东汉时代起就有了等级与选荐结合的人才选用办法，在历史上就叫九品中正制。当时按家世和德才，把士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一共三等九品，朝廷按等选取人才任官。隋朝以后，实行科举制，所有人都要凭本事，通过考试选用，跟家世没有关系。这应该是个进步。
从唐、宋两朝开始，科举选士就成为主要任官手段。元朝虽然是少数民族统治，也仍然实行科举取士的办法，只是考试录取的时候，把考生按民族分开，你是蒙古色目进士，他是汉人进士，区别对待。所以朱元璋建立明朝，立即开始了开科取士，这也是继承了前朝的选取人才手段。只是在选取过程中发现，这些考中的新科进士文章虽好，却缺少工作能力，不实用，所以才停了科考，开始采用举荐的办法来选取人才，弥补不足。
朱元璋对荐举人才并不陌生，他打天下的时候得到的那些文人士大夫，就都是通过手下的人举荐的。
自从明朝停止了科举，所有空缺的官员位置，都要由官府推荐人才来填补。这种情况整整维持了十年。这十年间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我觉得朱元璋这样的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明朝建国之初，情况有些特殊。我们以前说过，因为朱元璋是农民起家又参加义军，夺取了政权后当上皇帝的。元朝的那些读书人大多数没有跟着朱元璋打天下，到了新朝成立后，他们大都躲在家中，有些根本就不肯跟新朝合作，不愿意当官。也有些读书人，虽然不跟朱元璋作对，可是也在民间观望，不会主动参加科举考试。这些人文化素养好，又有政治阅历，正是朝廷需要的人才。可是要通过科举考试得到他们是不可能的，朱元璋于是就想通过举荐，让他们出山为新朝服务。
洪武六年二月，朱元璋宣布废止科举。两个月后，朱元璋下命令，让吏部访求天下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选用的人才分这样八种：一、聪明正直，二、贤良方正，三、孝悌力田，四、儒士，五、孝廉，六、秀才，七、人才，八、耆民。“皆礼送京师，不次擢用。”
（《明史·选举志》）
史书中记述当时的情况说：
“时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
（《明史·选举志》）
从最低下的位置，到最尊贵的位置，都通过举荐人才出任，刚刚热闹了三年的科举，改成了热闹非常的荐举。说“不可胜数”是有点夸张了。不过从史书记述来看，被举荐任官的，也确实不少，“多至三千七百余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余人”（《明史·选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