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的府、州、县儒学校，其实就好比我们今天的市立中学、州立中学、县立中学，不过每个府、州、县都只有一所，学校等级是一样的，只是教官级别有所不同。府一级的学校教官叫“教授”，州一级叫“学正”，县一级叫“教谕”，他们的下面还有一些教员，叫“训导”。
上一讲我们说到，历史上把朱元璋说成是明代实行特务政治的代表，好像朱元璋时代就是特务横行的时代，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朱元璋虽然建立过类似宪兵队和秘密警察式的锦衣卫和锦衣卫的监狱——诏狱，可是他晚年还是把这些监狱和狱中的刑具都废掉了。至于人们一讲到特务政治就必须谈及而且最让人侧目的特务机构东厂，根本就不是朱元璋建立的。
朱元璋不仅没有建立东厂，他还提出要限制宦官干政，甚至想出不让宦官识字的笨办法，以保证宦官们不能干政。所以后来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统舆论，其实有那么一点儿把他妖魔化了。
朱元璋虽然自己没有正式读过什么书，也不让宦官读书，可是他却鼓励天下百姓子弟读书。
一、天下学校
洪武八年，也就是公元1375年，朱元璋下发了一份谕旨，谕旨中说：
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
（《大明会典·社学》）
朱元璋让地方官府帮助民间办学校，这种学校叫社学。还要请老师来教学。这些老师还必须经过政治审查，没有被判过刑处分过才有资格。这种社学虽然要由地方政府出面操办，可是“有司不得干预”，给学校充分的办校自主权。
这种学校既不是官办的正式学校，也不是民办的私塾，办这种学校，就是要尽可能普及民间教育。
你看，朱元璋不仅不限制老百姓念书识字，而且鼓励各地开办学校，让老百姓家的孩子能多一点儿读书机会。
那时候老百姓家的孩子读书，一般都是从小在私塾里面读书认字，学到一定程度了，就可以去考官办学校。明朝的官办学校有两种：一种是地方上府、州、县的儒学；另一种是京城里的太学，正式的名称叫国子监。除了这两种学校之外，还有一种民办官助的学校，这就是朱元璋诏书中要求地方上建立的社学。
《明史》中说：
社学，自洪武八年，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
（《选举志一》）
既然皇上下了谕旨，让地方建社学，地方上当然不敢怠慢，一时间各地纷纷建校。当时全国建立了多少社学，现在已经很难统计出来了。一些地方志上记述了明初社学的盛况，一个比较大的府，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多的可以建有四百多处社学，平均每个县就有几十处。
社，就是乡社的意思，明朝的社也叫里社，社学指的就是乡里村社的基层行政区的小学校。社学的校址一般都建在废旧寺院、祠堂之类的地方。由地方政府拨出一些田地，或者由当地富户大族赠出一些田地，供给办学之用。
中国传统学校教育，是相对单一的读书识字，并且要求结合时政学习文史知识。当时教育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所以学生们学的都是儒家经典。因为将来他们要走上仕途，就必须去参加科举考试，所学的内容也就必须是为今后考试服务的。所以我们说，中国有应试教育的传统，要想打破这种千年形成的传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开办社学以后大约五年时间，到了洪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朱元璋又下令停办社学。用朱元璋的话说，就叫作“好事难成”，为什么呢？朱元璋说：
且如社学之设，本以导民为善，乐天之乐。奈何府、州、县官不才，酷吏害民无厌，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
（朱元璋《御制大诰·社学第四十四》）
这真的是好事难成。本想让民间百姓的孩子读点儿书，结果官员们把办学当成了他们营私舞弊的手段。朱元璋发现了这些问题，决定停办社学。
这肯定是停办社学原因之一，但还很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便是因为当初朱元璋一声令下，全国各地纷纷上马开办，有点教育“大跃进”的势头。凡是大跃进式的发展，大多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朱元璋发现问题而下令停办，这应该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是在办社学过程中的一个整顿期。
三年以后，到了洪武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383年，朱元璋又下令让各地“复设社学”。这次复设，地方上办学就不再像上一次那么火热了。从此社学因地方官重视程度不同，历经几盛几衰，但终明之世，始终与私塾、义学相辅，成为乡间教育的一部分。
大家知道，一般乡间大多是一个教书先生开办一个私塾，乡里的一些孩子来跟着老师读书；或者家境好些的人家，为自己的孩子专门请了老师，其他人家的孩子也来跟着一起读。这种私塾老师，没有俸禄工资，生活来源，全靠学生的学费，过去就叫束脩。
可是社学不一样，社学虽然不比正式官办的府、州、县学校，但它毕竟是半官办的，不仅规模大，一般是“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2），而且有学校校产田地供养，因此就能够请到当地最好的老师，教学质量也比一般私塾要高一些。这些社学的学生叫“乡里学舍生员”，老师，一般也叫“社师”。
别看这些社师只是一些地方上没有官职的老儒，可是在当时当地还是有影响力的。明朝初年，地方上有不少很有修养的老儒，这些人当初不肯在元朝当官，元末明初又避战乱，不肯出仕为官，仅在乡间教书为生。比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位不肯当朱元璋的官的夏伯启，就是一位在地方上有名望的教师，要不然朱元璋也不会请他当官了。可是因为他不给朱元璋面子，结果被朱元璋杀掉了。
明朝初年还有一位有名的地方老儒，名叫李希颜。因为在地方上教书名气太大，朱元璋就把他请到宫里去教自己儿子，就是那些小王爷读书。据说这位乡间老师好用体罚，哪个学生不听教诲，就要打板子。到了宫里面，他也改不了这种教学方式，有的小王爷淘气，就要挨他的板子。小王爷被打得挺重，朱元璋知道了，心里不痛快，想要发作，马皇后却说：“这是先生代圣人教我们孩子，这可怪不得先生。”后来朱元璋的这些儿子都先后长大成人，到自己的封国去了，李希颜才回到家乡。不过他这时候身份不同了，不用再教书了，乡间有个什么聚会，他就穿上一身红袍去赴会，别人问他，他就说：“这是皇帝赐给我穿的。”牛呀！
如果社学里能够请到这样的老师，学生也就受益了。明朝人记述说：
社学之设，所以教乡之子弟，古人家塾党庠之意也。除已出给条教外，合仰晓谕，凡子弟八岁以上者，悉令送入社学教之，诵读诗书，俾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每季询社师进益如何，果有成效者，开注前件，以凭转送儒学肄业。
（《嘉靖休宁县志》卷七）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乡里的小孩子，年龄到了八岁以上，就一定要送来社学读书了，读得好的，可以保送府、州、县正式官办学校，成为有身份的秀才。
不过我们在史书中看到一个记述当时的小学生读朱元璋《大诰》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六岁的小学生，因为能背诵《大诰》，得到朱元璋接见，还给了奖励。
六岁小孩子能够把朱元璋的语录《大诰》全部背诵下来，确实是件新鲜事儿，不管他背的是朱元璋语录还是唐诗，都应该算得上是一位小神童了。因为他是响应朱元璋的号召，背的是朱元璋的语录《大诰》，所以朱元璋格外高兴，给他一些奖励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不过六岁的孩子，按照年龄规定，还不能上社学，他就只能在私塾里接受识字教育，到八岁以后才能进社学，在社学里面学得好，才能进入官办的儒学继续读书。没有进入官办儒学的读书人，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年龄大的人，都叫“童生”。意思就是念书的孩子。
二、官学秀才
这些少年童生，一旦进入官办的儒学，不管是府学，还是州、县学，就都成了儒学生员，就开始有了不同于一般人的身份了。他们就是我们常说的秀才。
朱元璋说过，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农桑，二是办学。抓农桑是为了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办学是为了解决国家人才问题，这两件事当然最重要。
我们前面说过了，朱元璋这个人，小时候家里穷，没有读书的机会，只读过几天私塾，后来打天下要用文化的时候，就感到没读书很吃亏，深知穷家孩子不能读书的苦处，所以他当了皇帝以后，就格外重视教育。可是比一般教育还要重要的是通过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而这些人才，还必须是根据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的政治需要培养出来的。因此，朱元璋在全国建立正式官办学校，比提倡民办学校还要早好几年。
洪武二年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
（《明史·职官志四》）
同时，朱元璋对中书省的官员们说：“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
（《明史·选举志一》）
干戈，指代战争。俎豆是祭祀、宴客用的器具。俎是祭祀时摆放牛羊等祭品的礼器；豆是上古盛食物的器皿。古人常用“俎豆”代指礼仪。朱元璋这段话是说元朝对教育重视不够，加上元末战乱，人们都不关心礼数教化了。所以他建学校的目的有两个，首先就是教化民风，改变元末的风气，其次当然就是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人才。
这事情说说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你朱元璋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建的学校，选的老师，未必都能领会你的精神，都能照你的意图培养学生。
这一年，朱元璋特地让各地儒学老师公费到京师来，并接见他们。这不是表示对教育的重视吗，可是等到朱元璋见到这些老师的时候，就高兴不起来了。原来这些老师中的许多人，只是书呆子。朱元璋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他们回答说：“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
（《明史·门克新传》）
皇上问他们民间疾苦，他们回答说：我们的职责是教育学生，与民事无关。这还不是找挨骂吗！朱元璋听了很不高兴，说道：“宋朝的胡瑗为苏州、湖州儒学教授，他教学生们要兼通，用学到的经义做实事。汉朝的贾谊、董仲舒虽起自田间，都能谈时务。唐朝的马周即使不能亲自见到太宗，也要教武臣们代其言事。如今我把你们请了来，亲自接见你们，问询民间之事，你们居然无言以对，难道你们学的圣贤之道就是这样的吗？”
他一怒之下，把这些教师都赶到边远地区去了，而且还为此专门下了一道榜谕给全国的学校，使为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