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的高僧都很有文化修养，诗文俱佳。当时地方上给皇帝进献翡翠羽衣，于是一初写了一首《题翡翠》：
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
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
那位止庵也有一首《夏日西园》：
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
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
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
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
这两个人的诗都写得不错，可是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心想着有个清静地方，过清静生活。本来嘛，作为高僧，已经是世外高人了，对于官场生活自然会感到厌倦，所以诗文中流露出这种情绪也十分正常。可这是什么时候呀？正是朱元璋整治那些不肯为君所用的人，也正是那些人议论皇朝法网太密、当官不易的时候。朱元璋看到这两首诗，就火大了。
他对一初说：“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
又对止庵说：“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小而不能兴礼乐耶？‘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却不肯为善耶？”
（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四《二僧诗累》）
要说这两位高僧有厌官弃世之意，应该没错，他们肯定不想给朱元璋当官。但是后面说的那些什么影射、诽谤，就是朱元璋附会的了。这两位高僧百口莫辩，最终被朱元璋治了罪。这是因为诗文致祸的案例。
还有一位高僧，法名来复。他给朱元璋写的谢恩诗，其中有这么两句，一句是“金盘苏合来殊域”，另一句是“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说：你用“殊”字，是说我“歹朱”。“殊”字拆开不是一个“歹”字，一个“朱”字吗？你还说“无德颂陶唐”，是说我无德呀，你想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这不是硬找碴儿吗？有这么拆字的吗？可是朱元璋就这么把高僧来复杀掉了。
事实上这个来复之所以被朱元璋杀掉，是因为他被牵连进了胡惟庸案里面。如果真的有他因诗致祸的事情，那也只是从诗里面找借口，为了给他增加一点罪名而已。
这些虽然都是朱元璋时代“文字狱”的极端事例，但是我们也并不认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都是无事生非。事实上当时也确实有人写诗加以影射。
有一天，朱元璋外出，看到一座寺庙，便进去一游。皇上进了寺庙，随行的护卫十分小心，有的护卫跟着进到庙里面，有的则留在外面戒备。
朱元璋进去了才发现，这是一座废弃的寺庙，里面空无一人。可是当他来到寺庙墙壁前的时候，不由吃了一惊，那墙壁上面画着一个和尚，身背布袋，旁边题写了一首诗：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
诗和画都是有人刚刚作好的，墨迹犹新，好像就是冲着朱元璋而来。朱元璋急忙命令卫士四下寻找写诗的人，可是哪里还有一点踪影？
（邓士龙《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
明朝有人记述这件事时说，太祖“因尽诛寺僧”——朱元璋恼怒之下把这座庙里面的和尚全都杀掉了。这恐怕又是无稽之谈。既然是空无一人的废寺，又何来寺僧？既无寺僧，又何能尽诛？好像明朝人不把朱元璋说成暴君死不罢休。况且此故事中无名氏之诗画，明显有影射太祖政治过严之意。由此可见，朱元璋因诗文而兴狱，亦非毫无原由之举。
明初的文人，对于朱元璋布衣得天下，难免会有所非议，寓意于诗文之中，并不奇怪。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因诗获罪，即一典型事例。
高启是苏州人，博学工诗。张士诚占据苏州的时候，他正好住在那里，虽然没有入张士诚幕下为官，却与其幕下的文人们往来颇多，洪武初被荐授翰林院编修。后来朱元璋想提拔他为户部右侍郎，他以年少不胜重任推辞，朱元璋对他有所赏赐，放他回家去了。但是史书中说到此事时提到了另一件事情：“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
（《明史·高启传》）
原来高启曾经写过讽刺朱元璋的诗，朱元璋虽然对他有所嫉恨，却隐忍在心，没有发作。
高启写了一首什么讽刺诗，让朱元璋怀恨在心呢？我们在高启的文集《高青丘集》中看到了这样一首诗：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
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卷十七《宫女图》）
这首诗写了一个宫女，因为陪皇上喝酒喝醉了，被女奴扶着回自己的宫中住所。路上听到小狗在汪汪叫，这么晚了，还有谁会到后宫禁地来呢？
表面上看，这首诗写的只是后宫妃嫔们的生活。令人回味之处在后两句，一看就知道是在讽刺朱元璋时代后宫不严，有丑闻。宫阃的丑闻当然是皇帝最忌讳的事情，可是高启却偏偏要把它说出来，而且还写成诗，宣之于众。那么这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高启的无稽之谈呢？
其实明朝人起初也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但是后来有人考证说：“《吴中野史》载季迪因此诗得祸，余初以为无稽。及观《国初诏示》诸录所载李韩公子侄诸小侯爰书，及高帝手诏豫章侯罪状，初无隐避之词，则知季迪此诗盖有为而作。”
（钱谦益《列朝诗集注》甲集四）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高启的诗确有所指，指的便是韩国公李善长和豫章侯胡美等人乱宫的事件。
清初修《明史》，关于这个事件修史人是怎么写的呢？有人说，当初朱元璋破陈友谅，把陈友谅的姬妾抓来，放到宫中，李善长子侄有去偷看的。如果真的如此，也只是偷看女俘，算不得乱宫。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朱元璋将陈友谅姬妾收入宫中，做自己的妃嫔，以对陈友谅报复。李善长的子侄这时候再去偷看，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而胡美被杀，史书中明确说与其乱宫有关：“胡美……十七年坐法死。二十三年，李善长败，帝手诏条列奸党，言美因长女为贵妃，偕其子婿入乱宫禁，事觉，子婿刑死，美赐自尽云。”
（《明史·胡美传》）
事情虽然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才由朱元璋自己说出来，但宫禁不严，由来已久。高启以才子卖弄，写成讽刺诗，朱元璋虽隐忍不发，却记恨在心。
高启回家以后，教书为生，倒也自在。这一天，苏州知府魏观将府衙重新修建，到了上房梁的时候，按照习俗，要请位名人写上梁文，魏观跟高启是好友，就想到请高启来写。高启挥笔而就，写成了一篇《上梁文》，谁想因此就招来了杀身之祸。史书中说：
（魏）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高）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
（《明史·高启传》）
为什么魏观重修府衙就招来大祸呢？因为他这个府衙修在了张士诚的皇宫旧址上面了。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就禀告了朱元璋，说魏观这是心存异谋。朱元璋就派了一名御史去调查。这个御史到了苏州，扮成民工，到府衙工地上干活。等到上梁那天，他就把高启写的《上梁文》偷偷抄了一份，回去交给朱元璋。在这篇《上梁文》中，出现了“虎踞龙盘”之句。这就意味着高启想到了这里曾是张士诚旧宫，因此才会用这样的词汇，而这在当时当然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当时及以后，人们都为高启感到可惜，对朱元璋批评有加。可是我觉得，高启之死固然冤枉，但却是朱元璋兴“文字狱”中理由最为充分的杀人之举。因为高启确实讽刺了朱元璋后宫，也确实把张士诚旧宫说成虎踞龙盘。
跟高启相比，那些野史笔记中记述的被杀的教官、高僧，冤枉多了。
三、孟子节文
我个人觉得，尽管关于朱元璋实行“文字狱”的那些野史不足为信，但是朱元璋在位期间，确实是实行了文化专制的。
有一天，朱元璋闲来无事，找了一本《孟子》来读。读到《离娄下》这一篇的时候，看到这样一句话：“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朱元璋一看，这还了得！这不是在说我处理臣下吗？我处理他们严了些，过火了些，把他们视为草芥，他们就要视我为敌人！这些言论明显是要挑动臣下反对君主呀！
怎么办呢？看到这儿，朱元璋真想下令把这部书禁毁了。可是大家别忘了，孔孟之道可是历朝历代遵循的经典，要是把这部书禁毁掉，那影响可就大了。既然不能全部禁毁，那就不能让人们读到这些轻君的内容！于是朱元璋想了个“聪明”的办法，他下令把孟子从孔庙里面搬出去，并且对《孟子》这部书进行删节。
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五《辨钱尚书争孟子事》）
朱元璋怪孟子对国君无礼，所以发了脾气，说这个老家伙要是生活在现如今，他不被我治罪才怪呢！毫无疑问，孟子要真生在明初，一定是被朱元璋杀头的。
杀不了孟子，就杀《孟子》。朱元璋下令对《孟子》进行删节，他这一下令不要紧，《孟子》里面这类言论还不止一句，总共二百多条，被认为是说君主坏话的就有八十五条，于是这八十五条全部被删掉。
主持这项工作的官员名叫刘三吾，他在《孟子节文》题辞中说：“《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经部》）
朱元璋让刘三吾删掉了些什么内容呢？
比如，“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意思是说你们君主不仁不义，下面才会不仁不义。
再如，“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意思是说国君不能做不义的事，不能杀无辜的人，不能用这种方式去得天下。
还有，“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人心换人心，你对臣下不好，臣下也可以对你不好。
还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好家伙，民成了最贵的了，君成了最没分量的了，这还了得！
这些话统统删去，于是《孟子》也就不成其为《孟子》了。
这大概算得上是朱元璋干的最失策的一件事，也成为后人的笑柄。他当时下令谁也不许为这件事进言，不然的话以大不敬论处。可是一位名叫钱唐的刑部尚书还是立即写了奏疏进见朱元璋，而且扬言：“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
（《明史·钱唐传》）
钱唐这么一干，朱元璋还真的不好处理——人家为孟老夫子牺牲，还感到无比光荣呢。
结果朱元璋没有以大不敬的罪名处理钱唐，而且宣布从此恢复了孟子在孔庙中配享的地位。在中国历朝历代以孔孟为圣人的时代，朱元璋的举动可真的是胆大妄为了。因此删节《孟子》的做法实行不了多久，到了永乐朝，明成祖朱棣就重新恢复了《孟子》全文，于是《孟子》又以全文流行，所以我们现在想找一本《孟子节文》已经不是件容易事了。
朱元璋删节《孟子》，这也许跟他在明初君臣关系问题上过于敏感有一定关系，他唯恐臣下们在书中找到对他那些做法不利的依据。我想这也是朱元璋太过理想主义又极端专制的表现，他总希望臣下都打心眼儿里绝对顺从他的旨意，所以碰到不合他意的地方，就往往采取极端手段。
朱元璋究竟还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极端手段呢？我们下一讲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