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朱元璋想了个“聪明”的办法，他下令把孟子从孔庙里面搬出去，并且对《孟子》这部书进行删节。
上一讲我们说到朱元璋恩威并施，强化了吏治，严厉打击了贪官，却也伤害了一些好官，结果人人自危，大家都不敢做官了。可是你不想做官，也不行，皇上说你不为君用，也要掉脑袋。所以明朝初年士大夫们的仕途是荆棘密布啊。
我们知道，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历朝历代官员贪腐祸民，以及高高在上、不作为等问题。但是官员们认为他恩威难测，说如今官不好当。有人就干脆不肯出来当官。朱元璋又对这些人严加惩办，人们就说了，你看，果然是酷政吧。
我们前面讲了，朱元璋信奉“乱世之后用重典”，有些事情按照法律条文去办，没有震慑力，他就自己编出一些法外之法。这样一来，官员们是畏惧了，但他也因此给人家留下了话柄，被说成是一个暴君。
可是朱元璋这个人，他的天性往好了说是不服输，说得不好就是刚愎自用——你越说我，我就越对着干——这一来事情就有点麻烦了，君臣对立起来了。于是后来就有人说，朱元璋对于文人士大夫过于严厉，鸡蛋里找骨头，给文化人罗织罪名，搞了一个“文化大狱”。什么叫“文化大狱”呢？意思是说这个大狱跟胡蓝之狱，以及空印案、郭桓案那些有根据有原因的经济政治案件都不一样，其实它不是一个案件，而是一个贯穿洪武朝始终的文化政策，后来人们就把这一系列的事件称为“文字之祸”。
一、贺表获罪
什么叫“文字之祸”呢？说白了就是写文章惹出了祸事。
朱元璋打下天下以后，随着国家治理慢慢有序化，那些舞刀弄枪的武臣渐渐就没什么用处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治国主要还得靠文官。朱元璋于是开始依靠文臣治国了。可是这样一来，勋旧武臣们不高兴了——这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皇上却把它交给一群书生去管理。得想个办法让皇上不信任那些书生。怎么才能让皇上不信任那些书生呢？办法自然有。后来有人在史书中记述下来这么一段故事：
初，洪武甲子开科取士向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诸勋进曰：“是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
说的是洪武甲子，洪武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384年，这一年朱元璋恢复了科举考试，从此科举考试就正规化了。这不明摆着要重文轻武了吗？
于是不高兴不甘心的勋臣们就在朱元璋身边使坏，他们对朱元璋说了：“皇上您要对文人们好，可要小心呀！当年那个张士诚厚待文人，可是等到他让文人给他起个大名，文人给他起的名字是士诚。”朱元璋听了以后，说：“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呀。”这时武臣们就说了：“不是那么回事，士诚这个名字听着挺好听，其实后面暗藏玄机，没看过《孟子》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吗？‘士诚小人也。’您看这些文人有多坏，表面上给张士诚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其实暗藏着坏心，骂张士诚是小人呢。”朱元璋一听，心里可就嘀咕上了，看来对这些文人还真的要小心点儿。从此他对文人起了疑心，再看那些文人写的东西，就有意识地在里面找有没有骂自己的地方。
这当然是后人记述的一个传说故事，不过朱元璋的时代，的确有不少文人因为诗文致祸，所以不管有没有武臣从中挑拨搬弄，朱元璋在文化专制方面的做法真的相当严酷，因此才给后人留下这么多真真假假的传言。
诗文这类东西，本来就很容易附会，朱元璋是疑心生暗鬼，越看越疑心，越看越像是在骂自己，于是把写这些东西的文人统统都给治了罪。后人把这些事情都集中到一起，于是就形成了明朝历史上被称为“贺表案”的文化专制事件。
上贺表是明朝的一个制度，凡是逢年过节，或者皇帝生日——叫天寿圣节，或者皇家其他的庆典，或者官员向皇帝谢恩的时候，都要写一篇贺表，就是一篇短文，里面要颂扬皇帝，表示谢恩。这种贺表起初没有固定格式要求，只是不许写成四六旧体骈文，言词典雅就可以了。里面不要出现应该回避的文字，比如皇帝的名讳，以及什么凶恶之词即可。而且一个字不用避讳，双字里如出现了“朱”字，或者“元”字，或者“璋”字，也没关系，但是不能两个字相连出现，比如“元璋”，就不行了。过去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避不开，写文章的人就把该写的字减一笔，少个横，少个点，但这时候也不可以了，干脆就不许写。
如果只是这么一些规定，也没什么事，可是在规定之外再生枝节，就出事了。
那时候地方上的一些官员遇到写这类贺表的事，都找当地老师写，因为老师有文化，平时文章写得好。这些老师也觉得是分内之事，又不难，还能有个舞文弄墨的机会，表现一下自己的文才，所以很愿意代笔。
比如有一次，朝廷给浙江海门卫的军官们加了薪水，按照规定，海门卫就要给皇上写一篇《谢增俸表》，就是感谢皇上给他们加薪水的奏表。这些军人文字功夫不行，写不好这样的感谢信，就请了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代笔。贺表写出来，一念，大家都说好。派人送上去了。可是朱元璋读到这篇贺表，读着读着就觉得有点不那么对劲了。这里面有一句说“作则垂宪”，意思是说皇上制定了准则为后来准备了法律依据。这不是挺好的话吗？可是朱元璋不这么想。不是说文人好利用文字搞名堂吗？你看，说我“作则垂宪”，那不就是说我当年参加义军是“做贼”吗？这还了得！他一怒之下，就把这位林教授杀了。
这可要了命了，文人写东西，说皇帝一切以身作则，是太常用的恭维话呀，找来这些贺表一看，果然还真不少。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武臣们写了给朱元璋祝寿的贺表《万寿表》，里面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朱元璋觉得又是骂自己“做贼”，杀了！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司、按察司写《正旦贺表》，就是给皇上的拜年信，里面有“建中作则”，也给杀了！
澧州学正孟清，给本府写《贺冬表》，有“圣德作则”一句，杀了！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帮按察司写《贺冬表》，有“仪则天下”，虽然“仪则”不是“作则”，可是也有“则”字，也杀了！
有人的贺表里面写了“天下有道”，也不行。因为“道”和“盗”谐音，盗和贼不是一回事吗？
还有一位杭州府教授名叫徐一夔，他写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说：“生者，僧也；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
将这位教授也杀了！
看来不只是一个“则”字，“生”也不行，“光”也不行。可是这些字难免会有呀。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写的《正旦贺表》就有“睿性生知”，“生者，僧也”，杀了！
写的文字音近“僧”字不行，有“光”字也不行，甚至有“发”字也要小心。一个贺表写了“取法象魏”，“取法”不就是“去发”吗？去发就是剃成秃子，当然更不行了。有的贺表里面写了一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法坤”就是“发髡”，还是剃秃子，“藻饰太平”就是“早失太平”，这还了得！
这些士人有时候喜欢卖弄文墨，写在地方上仰望朝廷吧，他要写一句“遥瞻帝扉”，就是好像从千里之外就看到了皇上书房窗前的灯光，这么讨好皇上，结果也被杀了——因为这里面有“帝扉”一词，就是说“帝非”，说皇上的不是。
皇太子赐宴，官员们当然也要写感谢信了。信里面想说太子是学着父皇的样子赏赐官员，可是一写出来，变成了“式君父以班爵禄”，“式君父”不就成“弑君父”了吗？
甚至有时候，谁都说不清文字错在什么地方，就得罪了皇上。陈州州学训导周冕也因为写贺表被杀，大伙儿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他贺表里面有什么则呀、道呀、生呀、光呀，后来就有人猜，那是一篇《万寿表》，可是里面有一句“寿域千秋”，是不是对皇帝说千秋没说万岁，皇帝不高兴了，因此才出的事？
当时有一位翰林院官员，因为直言被贬到山西蒲州管理学校，他到地方上写的贺表里面也有“天下有道”，还有“万寿无疆”。朱元璋让人把他抓来，说：直到现在你这老家伙还敢诽谤我！你说“万寿无疆”是不是用那个“彊”字？疆彊（强）有时候通用；你还说“天下有道（盗）”，这不是说我是强盗吗？这一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个官员回答：“我想说一句话，说完您再杀我。陛下您不是说凡写表文，不许杜撰，务必出自经典吗？我这两句就是从经典里面来的——‘天下有道’是先圣孔老夫子说的，‘万寿无疆’是《诗经》里面臣子祝贺国君时说的。您如今说我诽谤，我不过就是说了这些而已。”朱元璋听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说：“这老东西还敢嘴硬！”然后就把这名官员放了，没有治罪。左右人看了都很吃惊，说：“数年已来，才见容此一人而已。”
（李贤《古穰杂录摘抄》）
这说的是故事了，而且是笑话。因为太有趣了，大家喜欢传。于是这些故事流传甚广，你传我也传，还被写到了明朝人的著作里面。那么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这还真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要说真的有这些事吧，不大能让人相信，总觉得这里面编造的成分不少。
首先说武臣们要陷害文臣，才向朱元璋进谗言。可是那些编派文人的话，没多少文化的武臣们是说不出来的，什么“士诚小人也”，也是文人嘴里才能说出来的。把这些坏事放到武臣头上，一定是后世文人干的。再说这里面记的故事，有的明显就是假的。那个说“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的徐一夔，就没有被朱元璋杀掉。根据学者考证，这位徐先生直到建文朝还在写文章呢。
可是你要说没有这回事吧，也不是。《大明会典》里面就记述说：
（洪武）二十九年，以天下诸司所进表笺，多务奇巧，词体骈丽。令翰林院撰庆贺谢恩表笺成式，颁于天下诸司，令如式录进。
（卷七十五《表笺仪式》）
没事儿你定表笺仪式干吗呀？可见也可能还真有事。再说了，这又不是考试卷子，需要规范一点非要？从此以后所有表笺都跟一个人写的差不多，还有什么意思？我想，朱元璋其实只须知道是哪里和是谁写了贺表，也不必再去读它们了。
二、诗文致祸
文人们写贺表，喜欢卖弄文字，一不小心，就惹来了杀身之祸，在朱元璋时代是否果真有过其事，学者各有看法。但是明朝人却把这些真真假假的事情演绎得活灵活现，让人无法分辨了。
元朝末年有两位高僧，一个法名一初，另一个法名止庵。这两位高僧在元朝末年不肯为官，退隐逃禅。明初，朱元璋请他们做官，他们依旧不肯。后来说是做僧官，就是和尚身份不变，只是到僧录司管理佛教事务，就好比做个佛教界的领导。这两位高僧不好推辞，于是应征来到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