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明太祖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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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文字之祸(1)

于是朱元璋想了个“聪明”的办法,他下令把孟子从孔庙里面搬出去,并且对《孟子》这部书进行删节。

上一讲我们说到朱元璋恩威并施,强化了吏治,严厉打击了贪官,却也伤害了一些好官,结果人人自危,大家都不敢做官了。可是你不想做官,也不行,皇上说你不为君用,也要掉脑袋。所以明朝初年士大夫们的仕途是荆棘密布啊。

我们知道,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历朝历代官员贪腐祸民,以及高高在上、不作为等问题。但是官员们认为他恩威难测,说如今官不好当。有人就干脆不肯出来当官。朱元璋又对这些人严加惩办,人们就说了,你看,果然是酷政吧。

我们前面讲了,朱元璋信奉“乱世之后用重典”,有些事情按照法律条文去办,没有震慑力,他就自己编出一些法外之法。这样一来,官员们是畏惧了,但他也因此给人家留下了话柄,被说成是一个暴君。

可是朱元璋这个人,他的天性往好了说是不服输,说得不好就是刚愎自用——你越说我,我就越对着干——这一来事情就有点麻烦了,君臣对立起来了。于是后来就有人说,朱元璋对于文人士大夫过于严厉,鸡蛋里找骨头,给文化人罗织罪名,搞了一个“文化大狱”。什么叫“文化大狱”呢?意思是说这个大狱跟胡蓝之狱,以及空印案、郭桓案那些有根据有原因的经济政治案件都不一样,其实它不是一个案件,而是一个贯穿洪武朝始终的文化政策,后来人们就把这一系列的事件称为“文字之祸”。

一、贺表获罪

什么叫“文字之祸”呢?说白了就是写文章惹出了祸事。

朱元璋打下天下以后,随着国家治理慢慢有序化,那些舞刀弄枪的武臣渐渐就没什么用处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治国主要还得靠文官。朱元璋于是开始依靠文臣治国了。可是这样一来,勋旧武臣们不高兴了——这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皇上却把它交给一群书生去管理。得想个办法让皇上不信任那些书生。怎么才能让皇上不信任那些书生呢?办法自然有。后来有人在史书中记述下来这么一段故事:

初,洪武甲子开科取士向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诸勋进曰:“是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

说的是洪武甲子,洪武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384年,这一年朱元璋恢复了科举考试,从此科举考试就正规化了。这不明摆着要重文轻武了吗?

于是不高兴不甘心的勋臣们就在朱元璋身边使坏,他们对朱元璋说了:“皇上您要对文人们好,可要小心呀!当年那个张士诚厚待文人,可是等到他让文人给他起个大名,文人给他起的名字是士诚。”朱元璋听了以后,说:“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呀。”这时武臣们就说了:“不是那么回事,士诚这个名字听着挺好听,其实后面暗藏玄机,没看过《孟子》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吗?‘士诚小人也。’您看这些文人有多坏,表面上给张士诚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其实暗藏着坏心,骂张士诚是小人呢。”朱元璋一听,心里可就嘀咕上了,看来对这些文人还真的要小心点儿。从此他对文人起了疑心,再看那些文人写的东西,就有意识地在里面找有没有骂自己的地方。

这当然是后人记述的一个传说故事,不过朱元璋的时代,的确有不少文人因为诗文致祸,所以不管有没有武臣从中挑拨搬弄,朱元璋在文化专制方面的做法真的相当严酷,因此才给后人留下这么多真真假假的传言。

诗文这类东西,本来就很容易附会,朱元璋是疑心生暗鬼,越看越疑心,越看越像是在骂自己,于是把写这些东西的文人统统都给治了罪。后人把这些事情都集中到一起,于是就形成了明朝历史上被称为“贺表案”的文化专制事件。

上贺表是明朝的一个制度,凡是逢年过节,或者皇帝生日——叫天寿圣节,或者皇家其他的庆典,或者官员向皇帝谢恩的时候,都要写一篇贺表,就是一篇短文,里面要颂扬皇帝,表示谢恩。这种贺表起初没有固定格式要求,只是不许写成四六旧体骈文,言词典雅就可以了。里面不要出现应该回避的文字,比如皇帝的名讳,以及什么凶恶之词即可。而且一个字不用避讳,双字里如出现了“朱”字,或者“元”字,或者“璋”字,也没关系,但是不能两个字相连出现,比如“元璋”,就不行了。过去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避不开,写文章的人就把该写的字减一笔,少个横,少个点,但这时候也不可以了,干脆就不许写。

如果只是这么一些规定,也没什么事,可是在规定之外再生枝节,就出事了。

那时候地方上的一些官员遇到写这类贺表的事,都找当地老师写,因为老师有文化,平时文章写得好。这些老师也觉得是分内之事,又不难,还能有个舞文弄墨的机会,表现一下自己的文才,所以很愿意代笔。

比如有一次,朝廷给浙江海门卫的军官们加了薪水,按照规定,海门卫就要给皇上写一篇《谢增俸表》,就是感谢皇上给他们加薪水的奏表。这些军人文字功夫不行,写不好这样的感谢信,就请了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代笔。贺表写出来,一念,大家都说好。派人送上去了。可是朱元璋读到这篇贺表,读着读着就觉得有点不那么对劲了。这里面有一句说“作则垂宪”,意思是说皇上制定了准则为后来准备了法律依据。这不是挺好的话吗?可是朱元璋不这么想。不是说文人好利用文字搞名堂吗?你看,说我“作则垂宪”,那不就是说我当年参加义军是“做贼”吗?这还了得!他一怒之下,就把这位林教授杀了。

这可要了命了,文人写东西,说皇帝一切以身作则,是太常用的恭维话呀,找来这些贺表一看,果然还真不少。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武臣们写了给朱元璋祝寿的贺表《万寿表》,里面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朱元璋觉得又是骂自己“做贼”,杀了!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司、按察司写《正旦贺表》,就是给皇上的拜年信,里面有“建中作则”,也给杀了!

澧州学正孟清,给本府写《贺冬表》,有“圣德作则”一句,杀了!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帮按察司写《贺冬表》,有“仪则天下”,虽然“仪则”不是“作则”,可是也有“则”字,也杀了!

有人的贺表里面写了“天下有道”,也不行。因为“道”和“盗”谐音,盗和贼不是一回事吗?

还有一位杭州府教授名叫徐一夔,他写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说:“生者,僧也;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

将这位教授也杀了!

看来不只是一个“则”字,“生”也不行,“光”也不行。可是这些字难免会有呀。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写的《正旦贺表》就有“睿性生知”,“生者,僧也”,杀了!

写的文字音近“僧”字不行,有“光”字也不行,甚至有“发”字也要小心。一个贺表写了“取法象魏”,“取法”不就是“去发”吗?去发就是剃成秃子,当然更不行了。有的贺表里面写了一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法坤”就是“发髡”,还是剃秃子,“藻饰太平”就是“早失太平”,这还了得!

这些士人有时候喜欢卖弄文墨,写在地方上仰望朝廷吧,他要写一句“遥瞻帝扉”,就是好像从千里之外就看到了皇上书房窗前的灯光,这么讨好皇上,结果也被杀了——因为这里面有“帝扉”一词,就是说“帝非”,说皇上的不是。

皇太子赐宴,官员们当然也要写感谢信了。信里面想说太子是学着父皇的样子赏赐官员,可是一写出来,变成了“式君父以班爵禄”,“式君父”不就成“弑君父”了吗?

甚至有时候,谁都说不清文字错在什么地方,就得罪了皇上。陈州州学训导周冕也因为写贺表被杀,大伙儿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他贺表里面有什么则呀、道呀、生呀、光呀,后来就有人猜,那是一篇《万寿表》,可是里面有一句“寿域千秋”,是不是对皇帝说千秋没说万岁,皇帝不高兴了,因此才出的事?

当时有一位翰林院官员,因为直言被贬到山西蒲州管理学校,他到地方上写的贺表里面也有“天下有道”,还有“万寿无疆”。朱元璋让人把他抓来,说:直到现在你这老家伙还敢诽谤我!你说“万寿无疆”是不是用那个“彊”字?疆彊(强)有时候通用;你还说“天下有道(盗)”,这不是说我是强盗吗?这一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个官员回答:“我想说一句话,说完您再杀我。陛下您不是说凡写表文,不许杜撰,务必出自经典吗?我这两句就是从经典里面来的——‘天下有道’是先圣孔老夫子说的,‘万寿无疆’是《诗经》里面臣子祝贺国君时说的。您如今说我诽谤,我不过就是说了这些而已。”朱元璋听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说:“这老东西还敢嘴硬!”然后就把这名官员放了,没有治罪。左右人看了都很吃惊,说:“数年已来,才见容此一人而已。”

(李贤《古穰杂录摘抄》)

这说的是故事了,而且是笑话。因为太有趣了,大家喜欢传。于是这些故事流传甚广,你传我也传,还被写到了明朝人的著作里面。那么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这还真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要说真的有这些事吧,不大能让人相信,总觉得这里面编造的成分不少。

首先说武臣们要陷害文臣,才向朱元璋进谗言。可是那些编派文人的话,没多少文化的武臣们是说不出来的,什么“士诚小人也”,也是文人嘴里才能说出来的。把这些坏事放到武臣头上,一定是后世文人干的。再说这里面记的故事,有的明显就是假的。那个说“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的徐一夔,就没有被朱元璋杀掉。根据学者考证,这位徐先生直到建文朝还在写文章呢。

可是你要说没有这回事吧,也不是。《大明会典》里面就记述说:

(洪武)二十九年,以天下诸司所进表笺,多务奇巧,词体骈丽。令翰林院撰庆贺谢恩表笺成式,颁于天下诸司,令如式录进。

(卷七十五《表笺仪式》)

没事儿你定表笺仪式干吗呀?可见也可能还真有事。再说了,这又不是考试卷子,需要规范一点非要?从此以后所有表笺都跟一个人写的差不多,还有什么意思?我想,朱元璋其实只须知道是哪里和是谁写了贺表,也不必再去读它们了。

二、诗文致祸

文人们写贺表,喜欢卖弄文字,一不小心,就惹来了杀身之祸,在朱元璋时代是否果真有过其事,学者各有看法。但是明朝人却把这些真真假假的事情演绎得活灵活现,让人无法分辨了。

元朝末年有两位高僧,一个法名一初,另一个法名止庵。这两位高僧在元朝末年不肯为官,退隐逃禅。明初,朱元璋请他们做官,他们依旧不肯。后来说是做僧官,就是和尚身份不变,只是到僧录司管理佛教事务,就好比做个佛教界的领导。这两位高僧不好推辞,于是应征来到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