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县太爷在衙门里面审案子，都是两班衙役，手里拿着木杖，如果被审的人不服，经常就要挨棍子。朱元璋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很威风，于是当了皇帝以后，就把县太爷的大棍子也搬到皇宫里面。上朝的时候，哪个官员敢惹怒他，他就让人用朝堂上准备好的巨杖当场打一顿，这就形成了明朝最为特殊的一个刑罚：廷杖。
我们翻开《明史》，那里面清楚记述道：
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
（《刑法志三》）
廷杖这种刑罚，就是朱元璋时代发明的，而且也只有他老人家能够发明这样的刑罚。
《明史》中还记述了一位工部尚书薛祥，就是被朱元璋让人用巨杖打死的。这位薛祥还是早年参加朱元璋义军的“老革命”，当官以后名声也很好。他当地方官的时候，老百姓都拥护他，后来做了工部尚书。当时南京的宫殿刚修好不久，朱元璋坐在宫殿里面总听见房上有兵器相斗的声音。他这一疑神疑鬼，下面的人就说什么的都有了，当时的丞相李善长就说这是修南京宫殿的工匠用的厌镇法，想镇着朱元璋。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了，可是朱元璋迷信，就要把工匠们都杀掉，这时候薛祥站出来说话了：“你说工匠用什么厌镇之法，没有一点儿根据。工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呀？”朱元璋想想，也有道理，说：“不杀他们可以，那也得处罚，把这些工匠都阉割了吧。”薛祥坚持替工匠说话：“这么做不是跟杀了他们差不多吗？既然不是他们干的，就不应处罪。”结果救下了这些无辜的工匠。可是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薛祥自己却因为受牵连，竟然被朱元璋让人用巨杖打死了。
薛祥是牵连到了案子里而被杖刑致死的。可是有的时候，只因为一点小事，官员们也可能在朝堂上被朱元璋让人用大棍子打一顿。
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位书呆子茹太素就是一个挨过廷杖的官员。有一回，他上疏陈述时务，写了上万言，朱元璋收到后就让人读给自己听。茹太素的这份万言书跟解缙那份可不一样，他在奏疏中说了一些朱元璋不爱听的话，比如朝中才能之士多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所任皆迂腐俗吏等等。
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召到殿上，骂了一顿，当场就是一顿大棍子。可是第二天晚上，朱元璋又发现茹太素的奏疏中还真有可用的内容，其中说到的四件事都可行。朱元璋叹口气说：“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五百字就能说清楚的事，你要写成万言书，那不是找挨打吗？朱元璋最终还是让人把茹太素讲的四件可行的事付诸实行了。
（《明史·茹太素传》）
这个茹太素算是幸运的，当时只是挨了一顿棍子，没丢性命，而有些官员却因为得罪皇帝，当场就被打死了。
一个名叫李仕鲁的官员，从小读儒家书籍，是宋儒程、朱的传人。朱元璋听闻他的名声，建国后把他召入朝中当了官。
朱元璋小时候当过和尚，对佛教多少还是有点感情的。他当皇帝以后，一些和尚因为能合朱元璋的意，就被授予了高官。李仕鲁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他只想推崇程朱理学，因此劝谏朱元璋说：“陛下方创业，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孙万世法程，奈何舍圣学而崇异端乎？”他说理学是圣学，佛教是异教，劝朱元璋不要信佛。
朱元璋不听。看到自己的进言不被采纳，李仕鲁就请面见朱元璋，见到之后，他说：“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意思是说皇上您深陷于佛教之中，难怪我的话听不进去呢。既然如此，您就别用我了，让我回家去吧。说着他就把手里的笏放到地上。笏是明朝官员们上朝时拿的板子。这一下子可把朱元璋惹怒了。他让殿上的武士把李仕鲁抓住摔到大殿阶下，当场摔死了。
（《明史·李仕鲁传》）
另一名跟李仕鲁一样劝谏朱元璋的官员名叫陈汶辉，他对朱元璋说的话也很激烈：“自古以来，没听说过缙绅跟和尚杂居同事，同朝为官，还可以相辅相成的。如今勋旧耆德的官员们都想辞官不做，而那些一心求进的和尚却得到了升官的机会。比如刘基、徐达都被猜疑，李善长、周德兴都被诬告，这跟当初汉高祖时的萧何、韩信有什么差别？”他知道自己这些话说得够重的，不敢再见朱元璋，没等大棍子打，自己就先投金水河自杀了。
三、皇恩浩荡
其实我们今天看来，这些被朱元璋处罚的官员都是耿直之士，是忠于朱元璋的。但是朱元璋的严厉让很多人胆战心惊，在他身边当官，那真是伴君如伴虎呀！所以有些当了官的就想罢官，有些地方上的儒士，觉得在朝为官，风险巨大，一不小心就会引来杀身之祸，也就不肯入朝为官了。你再皇恩浩荡，我不要你这皇恩还不行吗？保命要紧呀！可是在朱元璋的时代，你不想当官也不行！
苏州有两个儒士，一个叫姚叔润，一个叫王谔，因为他们在地方上有些名声，被举荐入朝，朱元璋准备任用他们为官。可是这两个人拒绝入朝受官，宁肯在家当个老百姓。这不是不识抬举吗？朱元璋大怒，不但把他们两个人杀死，而且下令籍没了他们的家。
朱元璋这件事干得实在残忍得让人吃惊，就因为不愿意入朝为官，不仅本人丢了性命，家人也因此受到牵连，遭了殃。事后朱元璋自己也心虚，为了说明他这种做法的合理性，还专门下了一个文件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
意思是说天下再大，任何地方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如今天下的士大夫有不愿意为皇帝服务的，那就是自绝于古往今来的规矩，就要杀掉他的本人，还要籍没他全家，这也不算过分之举。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皇权专制达到了极端的地步。我可以不让你当官，但我不许你不想当官！
你想不当官，就是你不想为朝廷服务，就是看不起我这个皇帝。所以不想当官也会惹来杀身之祸。
可是人是有思想的，有些儒士就是不想当官，怎么办呢？有人干脆自断手指，自残。成了残疾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入朝为官了吧。
贵溪县有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他们就想用这个办法逃避入朝为官。二人把手指砍去一大截，说我残疾了，不能拿笔写字了，因此不能入朝为官了。可朱元璋哪能被轻易糊弄过去呀，他更生气了：这是存心跟我对抗到底呀！于是让人把他们抓到京城，亲自审问。
朱元璋问夏伯启：“当年战乱时你居住在什么地方？”
“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交界之处。”这个夏伯启也真是不识时务，张嘴闭嘴“红寇”，指的就是朱元璋参加过的红巾军。
“你当时带着家人一起避难吗？”
“奉父而行。”
“既奉父行，上高山峻岭，下深沟陡涧，是不是用手扶着呀？”
“是用手扶着。”
“后来又怎么样呀？”
“后来红寇张元帅守信州，我就还乡复业了。”
“复业干些什么呀？”
“教学为生至今。”
话问到这里，朱元璋就明白了。这伯启叔侄二人，是认为朱元璋得天下非其道，因此不愿意为新朝服务。
朱元璋说：“你们不是就想学周朝的伯夷、叔齐吗？可是人家宁肯饿死，不食周粟，你们却以教学为生，不担心再有动乱，也不再怕人抢夺家财，这是谁给你的？”
这一回夏伯启叔侄无言以对了。朱元璋说：“我告诉你吧，你靠的就是我这个当今的皇帝，可是今天皇帝需要用你的时候，你却宁肯砍去手指而不为我所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
（《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
你这是不遵教化，不可救药！我要让你心服口服，再杀了你，以免以后有人学你跟我作对。
大家看看，在朝为官随时都会有杀身之祸，不肯入朝为官，也同样会招致杀身之祸，朱元璋统治下的这些士大夫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当时有个疑犯，朱元璋想杀掉他，可是皇太子朱标不肯。御史袁凯在一旁，朱元璋就问他：“你说说我和太子谁对谁不对？”碰到这样的问题，别说一个御史了，就是当朝丞相也没办法回答呀。这个袁凯只好应付说：“陛下欲杀之，法之正也；今太子欲生之，心之慈也。”
（邓士龙《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
意思是说，皇上您要杀犯人，是按法律办事，当然好了。现在太子不杀这个人，是心怀慈悲，当然也好了。这袁凯够滑头的吧。可是他这个两头讨好的做法仍然对付不了朱元璋！朱元璋当时就不高兴了，说他这是耍滑头，想两面讨好，就把袁凯关到监狱里，三天不给饭吃！
袁凯一看小命危矣，干脆装疯，见到地上的脏东西捡起来就吃。朱元璋不相信他真疯了，说疯子不知道疼，于是让人用木刺刺他。袁凯忍住疼，对着朱元璋大笑。朱元璋这才把他放回家去。回到家里，袁凯也只好继续装疯。果然，多疑的朱元璋又派了人去他家中察看，看到袁凯睡在地上，一会儿对着来人唱歌，一会儿捡地上的狗屎吃，这才信以为真了。不过据说地上的狗屎是袁凯让人用糖做的，吃起来味道还不错。袁凯是元末明初文坛的名人，人称“袁白燕”。大约也只有他这样的文人，才能聪明机变，忍人所不能忍，居然侥幸骗过了朱元璋。
当时有一个左佥都御史名叫严德珉，因为有病想辞去官职，犯了朱元璋的忌讳。朱元璋就判他脸上刺字，发配到广西。后来遇赦放还，直到朱元璋的曾孙宣德皇帝的时候，这位严大人还健在。当时严德珉因为一些事情被巡按御史逮到衙门里，跪在大堂上受讯。问话之间，他说自己当年也曾经在御史台干过，知晓三尺之法。御史有点奇怪，问他当年在御史台当过什么官，他回答说，洪武中的台长严德珉是也。御史大吃一惊，连忙上前谢罪，把他放了。第二天再去拜访，他老人家早已卷铺盖走了——快快远离是非之地。
还有一次，严德珉到酒店里喝酒，遇到一位儒学教官，这位教官看到他头上戴个破帽子，脸上还刺了字，很是好奇，就问：“您老人家犯过什么罪呀？”严德珉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告诉这位教官说，国初法度极严，当官的多半都保不住性命，自己这还算是命大的了。说着起身向北面拱手，嘴里连声说：“圣恩！圣恩！”
这位严大人说“圣恩”恐怕真是发自内心的。他是经历了那个恐怖时代的人，已经被朱元璋洗脑了。不过也确实应该算幸运的，他这个“天子罪臣”离开了官场，还能当个平民百姓，落个长寿。而那些脱离不了官场，在朱元璋身边的“罪臣”，运气可就比他差远了。那些“罪臣”会是什么下场呢？我们下一讲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