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杀了那么多贪官，可是他的政权并没有垮，国家各级机构照样正常运转。其实杀掉贪官，就像割除人身上的瘤子，只会对人的肌体有好处，不会有坏处。而且如果不对贪官给予严厉打击，就会造成一种不良风气，贪污就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人也就病入膏肓了。在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下，要想彻底铲除贪腐，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不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是一件永无休止的事。
二、前贪后继
朱元璋处理一个郭桓案，一下子抓了好几万人，难免会有一点扩大化，可是我们从朱元璋的一番话可以明白，像他那么有权威的皇帝，在处理贪官的时候，还会遇到这样一种舆论：不要对官员们处理太过严厉。人们常常说这样一句话：官官相护。这也是官僚体制下必然的结果。如果这种舆论流行，朱元璋倡廉反贪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了。
明朝初年跟后来相比，官员贪污还不算严重。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我们在明朝初年找不到什么著名的清官，当时有名的官员都是“循吏”，就是循规蹈矩、真正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朝廷政策的官员。明朝中叶以后，我们开始看到清官的形象出现了，从两袖清风的于谦，到人称“南包公”的海瑞，都是最著名的清官。他们确实都是很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是这时候的明朝其实比起明初来，贪污腐败的情况要严重得多了。正是因为如此，清官才显得那么突出。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越是宣传清官的时代，其实越是腐败严重的时代。
朱元璋的时代比起后来要清廉许多，可是如果我们翻开朱元璋亲自处理的那些贪官的案件，就会感到震惊：一是朱元璋处理贪官之严，一是贪官们前贪后继之厉。
就在郭桓案发生以后没有多久，另外一起贪污大案的主角又浮出水面了。
工部侍郎韩铎本来只是部里面的一个司务官，而且以前曾经因为结交近侍的罪被判过死刑，后来没有处死，发配到云南一段时间，又调回工部任个司务的小官。不过这个韩铎很有心计，他到了部里不久，就掌握了部长们和各司司长们的贪污情况，部里面的官员，因为有把柄在他手里，只好俯首帖耳，任他所为，因此他职务虽微，却能作威作福。后来韩铎升任了侍郎，就是副部长，于是就跟那些贪官勾结到一起，结党贪污。
工部是管理国家工程的机构，也是一个贪腐的重灾区。韩铎他们利用卖放工匠，收受贿赂。那时候工匠为工程服务是国家劳役，韩铎他们私下里向这些工匠索要贿赂，然后就把这些行贿的工匠放回，再找其他工匠来顶役。古代的工程都是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工匠服役，卖放千儿八百的人，也不那么明显，可是这些工部的官员，却从中获利不少。单单是洪武十八年（1385）一次卖放的工匠，就有瓦匠一千五百人，土工三百人，木匠五百人，还有其他工匠一二百人，一共两千多人。这些官员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呢？韩铎分了一万三千三百五十贯钞，另一个侍郎李祯分了二千一百五十贯钞，下面的司郎、主事，就是司处级的官员多的分了一千多贯，少的也分了几百贯。这只是其中一次，像这样私分赃款的事情还有许多次，每次都是韩铎分得最多，多的有两万多贯，少的一万多贯。其他官员也都有几百或者几千贯。
有一次，收税收到木炭九十万斤，本来应该立即搬运入库的，可是当时没有人手，事情就搁置了。两个多月以后，才又安排搬运。于是韩铎又惦记上这些木炭了。他想，这么点小事，又过了这么长时间，皇上一定忘记了，于是就让人搬运了九万斤入库，剩下的八十一万斤就私下分赃卖掉了。等到朱元璋追问这件事情的时候，韩铎还真是大胆，他报称就是九万斤。直到抓起来审讯，才承认把其他的炭都卖掉私分了。
韩铎从到任直至此时案发，一共得到过皇帝赏赐七百多贯，其余财产，均系巨额资产来源不明，到了刑部一审，就全交代了，都是贪污来的。结果韩铎的这个贪污大案，又牵扯出来不少大大小小的贪官。
一个贪污大案未了，一个贪污大案又发，这些贪官还真有点前贪后继不怕死的精神，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连朱元璋本人也感到困惑不解了，所以他曾经惊叹道：
当犯之期，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若此乖为，覆身灭姓，见存者曾几人而格非。呜呼！果朕不才而致是欤？抑前代污染而有此欤？然况由人心不古，致使而然。
（朱元璋《御制大诰序》）
你看刚刚杀掉一个贪官，尸体还在刑场上未曾移走，新犯贪污罪被杀头的官员又被押上来（大辟即砍头）。所以朱元璋说，这是不是因为我没本事管好这些官吏呀？还是因为前朝不好的风气造成了精神污染的结果？总之是人心不古，才会成为这个样子。
连朱元璋这样有本事的皇帝都充满了无力感、挫败感，感到有点没招儿了，可见物质享受对于官员们的诱惑力有多大！
在中国历朝历代，官员们都是特权阶层，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又没有人能够监督他们，加上物质享受的利诱，他们很容易走上贪污的道路。
朱元璋的时代，其实跟历朝历代还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朱元璋建立起了一套监察制度，选拔了一大批御史、给事中，这些官员年轻正直，不熟悉官场的潜规则，职责就是盯着那些官员，找他们的毛病，再加上朱元璋本人也成天盯着官员们的一举一动，要说这个监督力度也不算小了，可就是不管用，你说他能不感到挫败吗？
不过，没招可不行，朱元璋是皇帝，这个天下是他的，就必须想出招来，防止官员们贪腐害民。绞尽脑汁，朱元璋还真的想出了一些办法——历朝历代都没有过，是他发明的。
比如朱元璋发布了这么一个规定：
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
（《御制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鼓励老百姓举报贪官。只要你举报得有根有据，就给这些贪官定罪，换好官去管理地方。
还不只如此，朱元璋还鼓励老百姓告御状：
凡布政司、府、州、县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务者，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所在关津把隘去处，问知面奏，即时放行，毋得阻当。阻者，论如邀截实封罪。
（《御制大诰·文引第四十六》）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鼓励老百姓上访，而且不许官员们阻拦上访的民众。
大家想想，有朱元璋这位皇帝给老百姓做主，上下一起来，全民监督，对官员的监督威慑可就相当有力度了。从加大监督力度入手，足见朱元璋的睿智之处。
三、剥皮实草
可是，朱元璋有了这么多给力的办法，怎么还是有贪官呢？其实在那个时代，官员们的贪污腐败还真的不算严重，只是朱元璋是穷苦出身，小时候深受贪官污吏的欺侮，对贪官污吏有着天生的仇恨，当了皇帝当然要下大力气治贪。
在朱元璋去世二百多年以后，明世宗嘉靖皇帝直到神宗万历皇帝的时代，明朝出了一个大大有名的清官，名叫海瑞，海忠介公。这位海青天看到社会贪腐成风、难以治理的情况，非常愤怒，于是提出要像太祖皇帝朱元璋时代那样去对付贪官。他说：太祖时代把贪官杀掉后，要剥皮实草，挂在他做官的衙门大堂旁边的皮草亭里面，新的官员到任，坐在大堂上，旁边挂着前任贪官的尸体，这样后任就不敢再贪污了。
海瑞这番话刚一说出，一些朝廷官员就坐不住了，赶快上疏，说海瑞这个人危言耸听，制造恐怖气氛，有伤风化，是精神污染，要求治海瑞的罪。你看，到了这时候，贪官们多么猖狂！因为清官成为少数，贪官成为多数，所以这些贪官也就无所畏惧了。倒是神宗万历皇帝还是明白的，他出面说，海瑞是大清官，是官员们的楷模，虽然有时话说得有些过分，也还是为了国家好，不要再抓住不放了。
这段故事中最有意思的是，朱元璋到底有没有干过对贪官们剥皮实草的事情呢？
其实我们还真不知道海瑞是从哪里知道朱元璋这样处置贪官的事情的。历史上朱元璋对贪官们确实实行过“法外之法”，就是不按照法律规定加重处理，可是没见到过剥皮实草的记述。
不剥皮实草，也并不是说朱元璋处理贪官不严厉。当时的官员们就算是贪污得不多，也有可能被处死。
建昌县知县，接受四百贯钞，凌迟处死。
松江知府奉命去抄犯人家，私下占有犯人家财，事发凌迟处死。
开州知州贪赃害民，地方耆老百姓赴京告发他，他让手下途中将告状的百姓抓回去关押致死，事发，被处以枭令示众（就是斩首示众）。
德安县县丞，收受下面里长送的罗、绢、布共十匹，钞八十贯，知府前往抓他，他居然还拿一把铁叉拒捕，被凌迟处死。
莱阳县丞收赃一百贯，凌迟处死。
溧水县主簿受赃钞四百贯、红绫二匹，帮助地方恶棍，被处枭令任所。这里说的枭令任所，不知是不是就是后来传说的剥皮实草。
刑部主事一次受赃一百贯，戴绞罪还职，一次受赃五十贯，一次受赃六十贯，处决。
监察御史，一次受赃一百贯，戴绞罪还职，再次受赃，处决。
兵部员外郎受赃五百六十贯，绞刑追赃。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最有意思的案例是太谷县丞，受钞六十五贯，银五两，皂羊皮靴一双、红绫团领一领，处绞刑，缓刑。六十五贯钞、五两银子，再加一双皮鞋，换来一个绞刑缓刑，这也实在是够严厉的了。当时还有贪污税银八十贯，就判处斩罪缓刑的。
有的官员贪污钞四十贯，衣服二件，靴一双，结果被处以流放罪缓刑，因为这个犯罪的官员是御史，御史犯罪就要加重处理。
要说这些官员也真是没出息，几件衣服，一双皮靴他也要，一点乡间土产的一只鹅、一壶酒也要，结果因此而获罪，受到朱元璋的严厉处理，有的甚至为此掉了脑袋。他们要是知道明朝中叶以后那些贪官动辄数十万、数百万贪污的大手笔，一定会感到冤枉，他们贪得的那一点点东西哪里算得上贪污？那些大贪跟他们一比，太应该感到惭愧了。
当时建国之初，本来就缺少官员，这么多官员因为小贪而被处理，也是个麻烦事。所以朱元璋还发明了一个刑法——小贪戴罪还职。
有的知县，受赃钞五十贯，银二两五，加上几件衣服，就给他处以徒刑，暂时还职办事，以观后效。
当时还有些国子监的监生，只是见习官吏，派去调查灾情，收受地方给的衣服，朱元璋也不放过，统统给予处分。就连派去下乡官员接受鹅、酒，也戴罪杖八十，发充书吏。
明太祖朱元璋跟别的皇帝不大一样，他当皇帝三十年，就跟贪污腐败斗了三十年。虽说对贪官处理得严厉了一些，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剥皮实草的酷刑。可是为什么后人都传说朱元璋实行酷政呢？这跟朱元璋亲自写的一部书有一定关系。什么书呢？我们下一讲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