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朱棣不喜欢蓝玉这样缺乏人生智慧的武夫，肯定没错，但要说蓝玉后来是因为朱棣挑拨而失败，就有点说不过去。蓝玉虽然飞扬跋扈，可跟朱棣并没有什么矛盾。如果说因为他跟太子有亲戚关系，这更无稽——明初的时候，皇室和功臣都是亲戚套亲戚的，朱棣的王妃是徐达的大女儿，可是他大舅子徐辉祖就是太子死党。再比如常遇春的女儿嫁给了太子朱标，常遇春的儿子，又娶了冯胜的女儿，蓝玉还是他们的亲舅舅。朱元璋的几个大儿子，也都娶了功臣的女儿，秦王朱樉娶了卫国公邓愈的女儿，鲁王朱檀娶了信国公汤和的女儿，代王朱桂娶了徐达的二女儿，辽王朱植娶了武定侯郭英的女儿，这完全是政治婚姻，所以明初的功臣之间，不仅是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还总能攀上点亲戚关系，于是就形成了朝廷势力盘根错节的局面。要说起来，这种局面的形成，都跟朱元璋有一定的关系。
虽然大家都有亲戚关系，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出事了，谁也顾不上谁，反倒因此受到牵连，成为政治结党的证据。
所以说，蓝玉最终出事，正是他自己造成的。有一种说法：“玉存则可以无燕。”是说如果蓝玉没有出事，那么朱元璋死后，他一定会支持维护皇太孙朱允炆。他不是能打仗吗，那朱棣也许就打不过他，也就夺不了朱允炆的皇位了。可要真的是那样，一是他也未必打得过朱棣，二是他如果打胜了，就他那跋扈的样子，还不骑到朱允炆头上去了？到那时候不定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历史不能假设，假设会有若干结果，所以我们也就不去猜了。
总之，蓝玉这样莽撞的性格和这么跋扈骄纵的作风，不招来祸殃那才算是怪了。
三、兔死狗烹
洪武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锦衣卫指挥蒋献告蓝玉谋反，朱元璋命廷臣会审，结果蓝玉不服。
我们想想，也确实如此，如果说蓝玉种种骄纵行为，应该判罪，我想他也不会有什么不服，可是硬说他谋反，他就不服了。但是不管他服不服，最终的定罪还是谋反，被凌迟处死，株连三族。
从史书记载来看，对蓝玉的审讯实在有那么一点戏剧性。当时吏部尚书詹徽跟着皇太孙一起审讯蓝玉，作记录。蓝玉不服，詹徽就厉声斥道：“快交代，别连累他人！”于是蓝玉就大声呼道：“詹徽就是我的同党！”詹徽立刻就被牵入蓝党，从审讯者转瞬间就变成了被审讯者。
当时胡惟庸的那个案子还刚刚清查完毕，蓝玉的这个案子又起，所以明朝人把这两个案子连到了一起，称之为“胡蓝之狱”。不过我认为，这两个案件性质各有不同，不应该统称为“胡蓝之狱”。胡惟庸案是胡惟庸案，蓝玉案是蓝玉案，两个案件两码事，因为这两个案件的起因大不相同。
胡惟庸案是朱元璋代表的皇权和胡惟庸、李善长代表的相权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因此在那次案件以后，就开启了有明一代官制的变化。
蓝玉案就不一样了。这次案件只是朱元璋对功臣的一次扫荡清洗，是因为朱元璋感到这些功臣威胁到了他朱姓对皇位继承的安排。既然有“存玉以无燕，不存玉以有燕”之类的说法，可见蓝玉在朱元璋的皇位继承人安排问题上陷入得实在够深的了。皇位继承问题是帝制时代最敏感的问题，别人避之犹恐不及，你蓝玉居然要自己去掺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当然，对于蓝玉案，长期以来，有一种主流看法：朱元璋制造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卸磨杀驴”，用文人们的话说就叫“兔死狗烹”。意思也就是说，朱元璋制造“胡蓝之狱”杀了那么多功臣，是因为他觉得天下太平了，这些功臣没有用处了。尤其是蓝玉案，到这时候，天下真的全都平定了，几乎没有仗可打了，留着这些功臣武将，除去会威胁朱元璋后人继承皇位的安全之外，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朱元璋就大开杀戒了。
是不是这样的呢？我认为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因素。自从蓝玉在捕鱼儿海大败元军、生擒元主次子和后妃多人，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只带了几十人逃走后，北方形势就发生了较大变化，威胁明朝的北元势力一蹶不振，朱元璋可以开始考虑整顿内部的问题了，于是从蓝玉下手。上一次是从文臣胡惟庸下手，牵连了大量武臣；这一次是从武臣下手，牵连了众多文武官员。
如果说对文臣下手，无论如何还有权力之争，那么对武臣下手，针对的就只能是对军权的掌控。可是关于明朝军权掌控的问题早在胡惟庸案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朱元璋建国前后，曾设大都督府，掌管军队。胡惟庸案发，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分领京师和外地的都司卫所军队，除了朱元璋以外，没有谁能统领全军，而且军队调动权归于兵部，就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国防部长由文官担任，这样，军队的管理权和调动权就分开了，这就起到了防止有人利用军队搞名堂的作用。所以后世史家修正史评论蓝玉案时曾说：
治天下不可以无法，而草昧之时法尚疏，固事势使然。论者每致慨于鸟尽弓藏，谓出于英主之猜谋，殊非通达治体之言也。夫当天下大定，势如磐石之安，指麾万里，奔走恐后，复何所疑忌而芟薙之不遗余力哉？亦以介胄之士桀骜难驯，乘其锋锐，皆能竖尺寸于疆场，迨身处富贵，志满气溢，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扞文网。人主不能废法而曲全之，亦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为私计也。
（《明史·赞曰》）
这段话意思是说，蓝玉被杀，不能说什么“鸟尽弓藏”，到了天下平定的时候，这些武夫们身处富贵，桀骜不驯，违法乱纪太多。皇帝也不能姑息，也是出于不得已，目的并不是想要剪除功臣。这虽然是清代官方的观点，站在了朝廷的立场上，不过说得也并非全无道理。
但是有一点他们都没有说，那就是蓝玉还卷入了朱元璋立储安排的矛盾斗争之中，这恐怕也是他致祸的原因。
蓝玉案发生于洪武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旧历二月，很快就牵扯出了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会宁侯张温、普定侯陈桓、怀远侯曹兴、宣宁侯曹良臣、西凉侯濮玙、东平侯韩政、全宁侯孙恪、纳哈出的儿子沈阳侯察罕、东莞伯何荣、徽先伯桑敬，还有都督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纬、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春、张政、祝哲、陶文、茆鼎十余人，大都是蓝玉的部下将领。朱元璋为此再次公布《逆臣录》，《明史》说：“凡列名《逆臣录》者，一公、十三侯、二伯。”
（《蓝玉传》）
蓝玉部下将领都是他带出来的，虽说大都是莽夫，违法乱纪也少不了，但是打仗是好手。所以，处理蓝玉案后，能打仗的将领没有了。史书中说，经过这一次清洗，“于是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略尽，罕有存者。”
（《明史·蓝玉传附曹兴传》）
文臣中受到牵连的主要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一个管官员的组织部正部长，一个管财政的财政部副部长，都是重要干部。这时候已经不设中书省了，也没有丞相了，全国一共只有六个部，部长就是最大的官了。这一次对于文官的追治虽然不及上一次的胡惟庸案，但是也多有株连。
蓝玉案中被株连的还有一些不相干的文人，比如当时的名士王行，在元朝末年就很有名气了，曾经在当时的大富豪沈万三家里教过书。沈万三多有钱呀，可是多给他钱，王行却从来不要。明朝初年，王行就隐居不出了。后来因为他的儿子在京城服役，他前去看望，被蓝玉知道了，蓝玉也听说过王行的名声，就把他请到家里教子弟们读书。他不过是一个家庭教师，可是就这关系，结果也牵连成为蓝党被杀了。王行虽然有点冤，还算是多少有点关系的，还有什么关系也没有的，也被牵连其中，飞来横祸。有一个名叫孙蕡的名士，就因为曾经为蓝玉题过画，也被定为蓝玉同党。孙蕡这时候已经因为别的罪被发配到辽东了，结果还是因为被定为蓝玉同党而被杀。
蓝玉这场大案株连了多少人呢？史书中记载说大约杀掉了一万五千人，也有的书中说株连了两万人。加上上一次的胡惟庸案，一共株连杀戮了四五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官员和他们的家属。
明初的这两场大杀戮，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朱元璋也成为人们印象中的一个暴君，因此人们把许多莫须有的事情也都加到了他的头上。比如说他的发小、后来帮他打天下的第一功臣徐达，也被朱元璋猜忌。徐达生病，背上长了疮，据说这种病最忌吃鹅肉，可是他病重的时候，朱元璋偏偏派人给他送去蒸鹅。徐达知道这是朱元璋要他性命，流着泪吃下，病发而死。中医虽然有得病忌食的说法，但是长疮吃鹅肉就能要命，不知道有没有医学的依据。如果徐达真的是因此而死，那恐怕也是从中得到朱元璋的暗示，因失望病发而死，未必就是吃鹅肉的缘故。
朱元璋评价徐达说：“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
（《明史·徐达传》）
遵守命令，攻无不克，不自大不自夸，不好女色，不爱财宝，这不就是一个完人吗？更重要的是徐达识时务，史书中还记述说：“达言简虑精。在军，令出不二。诸将奉持凛凛，而帝前恭谨如不能言。”
（《明史·徐达传》）
既有本事，又做人低调，朱元璋实在没必要那么早毒死他。
另一位低调的功臣是当初写信给朱元璋，让他投军的汤和。朱元璋封功臣，汤和只封了侯，多年以后才晋爵为信国公。汤和平时为人挺沉稳的，就是有一个毛病，爱喝酒，酒后说话就难把握分寸了。当年打天下的时候，他守常州，向朱元璋请示点事，朱元璋没答应，他回去喝多了，埋怨说：“我守这座城，就像是坐在屋脊上，向左也不是，向右也不对。”话传到朱元璋耳朵里，朱元璋就记恨他了。不过汤和能总结教训，到了晚年，看到那么多功臣都被杀了，胆战心惊，做事格外小心。史书中说他：“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媵妾百余，病后悉资遣之。所得赏赐，多分遗乡曲，见布衣时故交遗老，欢如也。”因此“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丽法，稀得免者，而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
（《明史·汤和传》）
他大概是明朝开国功臣中少有的几个善终者之一。
朱元璋是从放牛要饭当和尚起家打天下的，明朝的开国功臣当中，很多人都是他小时候的伙伴，大家从小一起长大。有的虽然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可也是早年参加到红巾军中一起打仗的战友，有些人当年在红巾军里面地位还比朱元璋高些。虽然后来朱元璋成了领导，他们之间有了上下级之分，建国后更是有了君臣之别，可是长时间你我兄弟生死战友的关系，一时也很难更改。这在当初打天下的时候还没什么，等到朱元璋当了皇帝，他就会感到不那么舒服了，而且他会担心他们合起伙来不好对付。不过，这个天下是朱元璋带着大伙打下来的，朱元璋是他们的头儿，威信越来越高，这种情况是慢慢发展的结果，谁也改变不了。我们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并没有人想改变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当时并没有人想造反。可是朱元璋想，这些人即使不会造我的反，等我死了以后，他们会不会造我儿子的反呢？这也正是朱元璋最担心的事，所以他宁肯错杀功臣，也要保住朱家的天下。这在传统的帝制时代是必然的事情。洪武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从西北巡视回来后病故，朱元璋改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再次确定了皇位继承人。而第二年就发生了蓝玉案，这显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朱元璋为继承人所做的安排。
蓝玉案没有像胡惟庸案那样长时间追查余党，到这一年九月，朱元璋下诏说：“胡党蓝党，除已捕在官者外，其未发，不究。”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
这份诏书很有意思，就是说对隐藏下来没有发现的胡蓝党羽就不再追究了。这算什么事？这伙人到底有没有图谋反叛？其实这一份诏书就把朱元璋的心思说了出来——本来就没有什么造反之事，到这时候人也杀得差不多了，该收手了。这么重要的一份诏书，明朝人官修的《明太祖实录》中居然不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朱元璋文过饰非的声明。
尽管有了这份诏书，可势高权重的武臣仍然没能逃过被诛杀的命运。蓝玉案发第二年，颍国公傅友德被朱元璋赐死，赐死就是让他自杀。这种赐死跟处死不一样，虽然都是死，算是较轻的处理，所以到明中叶，嘉靖皇帝还批准了在云南为傅友德建立祠堂，起个名字叫“报功”。宋国公冯胜也是被赐死的，史书中记：“太祖春秋高，多猜忌。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蓝玉诛之月，召还京。逾二年，赐死。”
（《明史·冯胜传》）
这时候已经是洪武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395年，朱元璋六十八岁，功臣宿将们的威胁基本解决了，明太祖可以松一口气了。
可是旧的麻烦解决了，新的麻烦又出来了。什么新麻烦呢？我们下一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