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79年，汪广洋因罪被遣，途中赐死。汪广洋自尽后，他身边一个姓陈的妾也一同自尽了。朱元璋问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这个姓陈的妾是一位知县的女儿，因为陈知县有罪，家属没官发给功臣家为奴，给了汪广洋。朱元璋说，按规定没官的妇女，只能给功臣家，汪广洋是文臣，怎么也给了？一追查此事，中书省和六部官员都有罪。其实汪广洋虽然是文臣，也是封了伯爵的，算得上是功臣，朱元璋这显然是在找寻借口，矛头就是冲着胡惟庸的。
御史中丞涂节看出朱元璋的心思，于是告发胡惟庸谋反，一场惊天大案因此揭开序幕。史书中说：“御史中丞涂节告左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谋反及前毒杀诚意伯刘基事，命廷臣审录。”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
关于这件事情的起因有这样一个传说：胡惟庸图谋造反，让人告诉朱元璋，自己家里有澧泉涌出，请朱元璋到家里来看。就在朱元璋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一个名叫云奇的宦官跑来，冲向朱元璋的车驾，拦住朱元璋。他跑得太急，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旁边的卫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有刺客，于是刀枪齐下，将云奇打伤。可是云奇站立不倒，用手指着胡惟庸家方向。朱元璋这才感到有些不对头了——云奇这一定是要告诉他有什么情况！于是连忙登上城墙。这一登上城墙不要紧，发现胡惟庸家里藏着许多士兵，原来他是想等朱元璋进到他家以后下手，这是想要造反呀！朱元璋于是赶紧发羽林军围捕，把胡惟庸抓了起来。
这有多悬呀！要不是有云奇告变，朱元璋不就被胡惟庸杀了？可是这么大的事情，正史中居然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因为修史的人知道，这完全是编出来的故事，不仅没有这回事，而且连云奇这个人也是编造出来的。可是后来的明朝人居然还都相信，而且还有人给云奇刻了墓志铭。传来传去，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了。甚至说云奇死后，朱元璋赐葬钟山，还安排了守坟户，等等。事实上这些均为后人所传，不足为据。
胡惟庸被抓起来一审讯，就牵扯出一些人来，第一个就是御史大夫陈宁。陈宁也是小吏出身，跟胡惟庸一样，早年跟随朱元璋，起初只是代军帅们上书言事，朱元璋建国后他慢慢地往仕途发展，做到了御史大夫。史书中说“宁有才气，而性特严刻”（《明史·陈宁传》）。他有个外号叫“陈烙铁”，因为向老百姓征税，老百姓交不上，他就用烙铁上刑。可见是个酷吏。他的儿子多次劝他为人宽和一点，结果被他活生生打死了。朱元璋听说后，曾经说：“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
（同上）
——陈宁对待亲生儿子尚且如此凶残，哪里又会对君父恭敬呢！然而陈宁这种人跟胡惟庸倒是合得来，两人来往密切，于是胡惟庸案发，首先就把陈宁牵扯进去了。
另一个被牵扯进去的主要人物就是那个告发胡惟庸的御史中丞涂节。据说这个涂节本来跟胡惟庸也是一伙的，见事不成，才告发的。他们究竟是怎么成一伙的，干了些什么事，史书中都没有记述，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胡惟庸恨涂节告发，把他咬成同党，临死找个垫背的。不过这样一来朱元璋可就更有依据了——你看，不是胡惟庸一个人，还有个集团，一起杀掉，还要继续清查！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还原那段历史的真相了，因为没有可靠的史料。但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学者都认为，胡惟庸案的发生，其根本原因绝不是胡惟庸要造反，而是他控制了中书省，在朝廷内结党，使朱元璋感到了大权旁落的威胁。而胡惟庸这些人，出身卑微，在明初官场中的根基并不深厚，但手握大权，为所欲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些官员的不满，朱元璋把他们除掉，既可平民愤，又可以解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在中国历史上，自从有了皇帝，同时也就有了宰相。从秦始皇那时候起，皇帝和宰相就是一对矛盾。皇帝权力大了，宰相就无所作为；宰相权力大了，他就可以架空皇帝，指鹿为马。一千多年，谁也解决不了。
朱元璋可不是历史上那些一般的皇帝，即使是历朝的开国皇帝，也没有几个人能跟他相比。他这个人不讲因循约束，自己觉着怎么好，他就敢怎么做。这时候他就想了，为什么不能废掉这个传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呢？我就不立丞相，看看行不行。于是朱元璋在杀胡惟庸的同时，洪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宣布废除丞相，而且告诫后人，永远不许立丞相！《明史》中记述说：“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
（卷七十二《职官志》）
朱元璋废除了丞相的设置，把原归丞相主管的中书省的政务分解到六部，皇帝自己直接管理六部。
朱元璋的这个做法，解决了一千多年来皇帝与丞相之间的矛盾，但是没有了丞相，也就没有了中书省。中书省是统管全国政务的机构，没有中书省，皇帝就要直接管理中央机构的六部，也就必然要陷入到事务工作之中。直接管理国家政务，朱元璋虽然也感到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但是他还基本能够做到。找几个老儒，当个顾问，也就对付了。可是他的后人就未必能够这样勤政，即使勤政，也未必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后人对此褒贬不一，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就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卷一《置相》）
可是朱元璋废丞相，并不是权宜之计，他还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而后行的，所以我觉得朱元璋制造胡惟庸案，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皇帝与丞相权力的冲突，这个问题随着胡惟庸被杀和废除丞相制度，似乎就解决了。但是朱元璋要解决的显然不只是这种中书省丞相管理国家政务的形式，而是要从人们思想中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不会因此而停止，他还要将这场政治运动继续下去。可是随着这场政治运动的深化，事情也就有点变了味道。
三、追治奸党
把胡惟庸定性为要造反的奸臣，而且不是他一个人要造反，还有跟他一伙的一群奸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理由，这样一来，朱元璋这场追查奸党的运动就合情合理了。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必须继续追查，谁知道还有没有奸党潜伏下来了呀？
史书中说：“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
（《明史·胡惟庸传》）
五年以后，李善长的弟弟太仆寺丞李存义被人告发，因为李存义的儿子娶了胡惟庸的侄女，所以有人说他们父子都是胡惟庸的同党。于是朱元璋免去他们的死罪，发配到崇明，就是今天的崇明岛。按说李存义跟胡惟庸关系这么近，怀疑他是胡党不足为怪，奇怪的是有人举报李存义是胡党的这个“有人”是谁？史书中却没有说。可是随着这个大案的追查发展，事情就变得更加严重了起来。
我们在看到史书中关于这个大案过程记述的时候，注意到了一句话：有人举报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同党后，朱元璋将他免死发配崇明，“善长不谢，帝衔之”（《明史·李善长传》）。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朱元璋免去李善长弟弟死罪，应该是看了李善长的面子，可是李善长却不道谢。显然李善长对追究他弟弟为胡党这件事情并不认同。这也就是说，胡惟庸虽然被杀了，旧日中书省与皇帝之间的矛盾还未得到彻底解决。于是朱元璋一不做二不休，一鼓作气，将这个案子追究了下去。
李善长有个私亲给胡惟庸当管家，自然也被牵涉到案中，本应发配边远之地，李善长多次请求免去他的罪。朱元璋就不高兴了，亲自审问，于是当初李存义与胡惟庸往来密切的种种事情就都浮出水面，再把李存义抓来重审，他又交代说胡惟庸当初曾经让他去劝李善长支持他们造反。当时李善长听了大吃一惊，斥责他们说：“你说的什么话，这是要灭门九族的事情！”后来他们又让人去劝说李善长，并且答应事成后封李善长为淮西王。李善长还是不答应，然而不免有些动心。胡惟庸又亲自去劝说，李善长还是不肯。又让李存义来劝，反复劝说之下，李善长叹了口气，说道：“吾老矣，由尔等所为。”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
这一年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了。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已经这么老了，等我死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不就等于是默许了吗？
可是还没等到他死，胡惟庸案发十年后，又有人举报，当初在大漠，抓到了一名胡惟庸派去联络北元蒙古的人。这是胡惟庸通敌的证据，可是李善长知道后，把事情压下来，不让上报。事情败露后，朝中官员纷纷上疏要求追究李善长的罪行，而且把他当初跟胡惟庸往来的事情也都揭发出来。于是朱元璋就给李善长定下罪名：“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
（《明史·李善长传》）
说来也巧了，恰好这时候发生星变，就是天文观察到星相出现异常，让人占卜，解释说“当移大臣”。老天爷都说要处理大臣了，那还有什么说的，于是李善长一家连同他的妻女弟侄家，一共七十余口，全部被杀。
这一回株连的不止李善长一家，还有大批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就连已故的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也都被追究牵连，一共二十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全都受到株连。史书中说“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明史·胡惟庸传》）
当时著名的画家、元朝书画家赵孟頫的外甥王蒙，也被抓起来，死在狱中。甚至当时最著名的文臣宋濂，也因为孙子的关系被牵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要杀掉他。马皇后劝说不听，就不肯吃饭，说是替宋先生修福。朱元璋因此也有些伤感，第二天特赦宋濂死罪，改为发配茂州。后来宋死在了发配路上。朱元璋还亲自写了一篇《昭示奸党录》，把这些人的罪行一一开列其中，以说明这些人杀得有道理。
这个案件发展到这时候，跟朱元璋要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初衷发生了很大变化。朱元璋有意将这个案件扩大化，目的已经不在解决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而是将矛头指向了昔日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
这时候朝廷官员们也都看出来朱元璋的用意所在了，只是谁也不敢讲什么。只有一个名叫王国用的郎中——郎中是个司局级的官员，算是个中层干部吧——出来为李善长打抱不平，上疏说：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明史·李善长传》）
这个王国用可真是够大胆的，不过他也确实说得句句在理，所以朱元璋看了他的奏疏，心里不痛快，可是也不能怪罪于他。
王国用因此名传天下。可是我们认真看一看王国用说的这番话，他的所言虽然不错，但是他显然没有理解朱元璋此举的真实用心所在。朱元璋也不会因为王国用说的这番话有道理而停止对于功臣们的处理。他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即将开始，这一回朱元璋的矛头又要指向谁呢？我们下一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