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还原那段历史的真相了，因为没有可靠的史料。但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学者都认为，胡惟庸案的发生，其根本原因绝不是胡惟庸要造反，而是他控制了中书省，在朝廷内结党，使朱元璋感到了大权旁落的威胁。
上一次我们讲到因为有人在朱元璋跟前进谗言，刘基被朱元璋免去了官职，后来又因为心情抑郁不幸病故。这其中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胡惟庸。这个胡惟庸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
一、权倾中外
要说起来胡惟庸也是个“老革命”了。他是定远人，早在朱元璋攻取和州，就是今天安徽和县的时候，就投奔了朱元璋。只是一来他当时还年轻，二来也没有什么身份，所以只在元帅府里面当了奏差。
奏差其实只是一般办事员，还不算是个官员。后来朱元璋攻取集庆，建应天府，事业做大了，旧人也都得到升迁，胡惟庸才慢慢混上了个小官，当上了知县，又从知县升到府里，再从府里升到省里，倒是一路顺风顺水，步步高升。朱元璋建国前夕，胡惟庸已经是太常寺卿了。
太常寺虽然只是管理祭祀的机构，但也是朝廷中央一级的官署，比起一般的地方官员来说，向上发展的机会还是多了一些。再加上胡惟庸不管怎么说也是淮西人，跟丞相李善长还是老乡，他又有心计，把自己的亲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跟李善长攀了亲，再加上他好歹也还算得上是个资历不浅的“老革命”，各种条件俱备。因此等到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朱元璋分封功臣的时候，胡惟庸就当上了中书省参知政事，也就是中书省丞相的副手。不久，就在他升任中书省左丞的时候，发生了他指使人诬告刘基选谈洋为墓地的事情。
一个书吏，从小职员走到中书省左丞，应该算是高铁速度的提升。虽然有各种关系起作用，但是也足见胡惟庸是个行政能力极强的官员。所以史书中说：“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
（《明史·胡惟庸传》）
首先说胡惟庸本身是有才干的，又说他很努力，然后再说他能够揣摩上意，讨好朱元璋，所以受到宠信。你看史书中说得多么清楚。
洪武六年，也就是公元1373年，右丞相汪广洋被降职去了广东，中书省没有了主持工作的人，胡惟庸就以中书省左丞的身份主持起中书省的工作了。几个月以后，胡惟庸被正式任命为中书省右丞相，后来又升为左丞相，刘基知道以后，竟然郁闷得病倒了，可见这个胡惟庸的“负能量”不小。
其实朱元璋早就看上胡惟庸了。朱元璋这个人在用人方面称得上是目光如炬，知人善任，也非常善于平衡各种势力的关系。就拿丞相这个最重要的岗位来说吧，除任用李善长、徐达这些功臣外，他还先后选择试用了好几个人。
有一次李善长犯了错误，朱元璋想另立丞相，他为了这件事去问刘基。
刘基说：“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说：“他整天想害你，你还替他说好话？我想让你取代他当丞相。”
刘基说：“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
（《明史·刘基传》）
刘基意思是说李善长好比是一根大木，能够承担大事，找些不成材的人来干大事，国家就危险了。
朱元璋后来还是把李善长罢了官，想让杨宪当丞相，又去咨询刘基。刘基跟杨宪私人关系甚好，可是在朱元璋征求意见的时候，刘基说：“宪有相才无相器。”选择丞相，管理全国政务，不能光有才能，还要有当丞相的素质才行。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合不合适。刘基说：“此褊浅殆甚于宪。”还不如杨宪。
再问胡惟庸怎么样？你看，朱元璋那时候就惦记用胡惟庸了。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好比让他拉车，不定给你拉到什么地方去。
朱元璋说：“这么说，丞相这个位置，没有比先生更合适的了？”
刘基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我有自知之明，疾恶如仇，锋芒太甚，又不耐琐细之事，也不合适。
（《明史·刘基传》）
应该说刘基这些分析是很客观很公正有道理的。可是国家不能没有丞相，最终朱元璋还是先后选择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做了丞相。
杨宪这个人果然如刘基所说，心胸和素质都不够；汪广洋则像个受气包，两个人在中书省工作，一切都听杨宪的，没有汪广洋说话的份儿。汪广洋为人平和，又有那么点好酒贪杯，做点具体工作还行，掌管天下政务，实在力所不及。后来他跟胡惟庸共事，又一切都听胡惟庸的，史书中说他“浮沉守位而已”（《明史·汪广洋传》）。
胡惟庸是吏员出身，不仅干练，而且熟悉官场规则，性格霸道，“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明史·胡惟庸传》）
胡惟庸“独相数岁”，就是他一个人掌管中书省事，没有人监督，一个人说了算，大权在握，这样干吏也就逐渐变成了贪官。
大将军徐达很看不上胡惟庸。徐达这个人为人正直谦和，不喜欢那些争权结党的人。他跟朱元璋是发小，跟着朱打天下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他平时只是带兵打仗，虽然身为魏国公、右丞相，可是不大过问朝廷政事。只是实在对胡看不下去了，才找了个合适的机会，很自然地劝朱元璋几句，提醒朱元璋不要任用胡惟庸这样的人。胡惟庸也知道徐达对自己不满，他居然收买徐达府中看门的仆人，想陷害徐达，结果被看门的仆人告发，没有得逞。
当时以李善长为首，胡惟庸为骨干，网罗了一批官员，形成了一股势力，徐达和刘基是不肯附从的官员，在当时是少数派。
刘基在京城病倒以后，朱元璋还是念旧情的，表现了一些关怀，让人去看望他的病情，请医生诊治。《明史》中说：“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
（《胡惟庸传》）
按照这条记述，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而且是朱元璋派了胡惟庸去干的。这条记述也见于《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
御史中丞涂节告左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谋反及前毒杀诚意伯刘基事，命廷臣审录，上时自临问之。初，自杨宪诛，惟庸总中书之政，以上信任之重也，专肆威福，生杀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内外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由是四方奔竞之徒，趋其门下，及诸武臣谀佞者，多附之。……诚意伯刘基亦尝为上言惟庸奸恣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诏惟庸视之，惟庸挟医往，以毒中之，基竟死。时八年正月也。上以基病久，不疑。
实录中说朱元璋不知道此事，鬼才相信！如果没有朱元璋默许，胡惟庸胆子再大，也不敢随便杀死一位开国功臣。
不过后来朱元璋硬是把这件事坐实了，定在了胡惟庸的头上。他对刘基的儿子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他吃他每蛊了。他大的儿子这小的也利害，不从他，也吃他每害了。”“刘伯温他父子两人都吃那歹臣每害了。我只道他老病，原来吃蛊了。”“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你父兄做一世好人，都停停当当的了。你父亲吃胡家下了蛊药，哥也吃他害了。你老子虽然吃些苦么，你如今恰光荣。”“我到婺州时得了处州，他那里东边有方谷珎，南边有陈友谅，西边有张家，刘伯温那时挺身来随着我。他的天文别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来断，到强如他那等。鄱阳湖里到处厮杀，他都有功。后来胡家结党，他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来和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着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他大儿子在江西，也吃他药杀了。如今把尔袭了老子爵，与他五百担俸。”
（《诚意伯文集》卷一《诚意伯次子门使刘仲景遇恩录》）
话说得好听，还给增加岁禄，刘基的儿子自然也无话可说。
朱元璋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是洪武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89年，刘基早已去世好多年了。朱元璋反复讲是胡惟庸给刘基下的毒，把这件事情给坐实了。
有些学者不大相信刘基真的是被胡惟庸毒死的，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刘基死的时候，是朱元璋跟他的关系最差的时候，也是胡惟庸势力最大的时候，因此如果真的是胡惟庸下毒的话，也应该是朱元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有可能。
二、云奇告变
胡惟庸是洪武六年，也就是公元1373年，旧历七月当上右丞相的，这也是刘基留在京城不敢回浙东的时候。
胡惟庸虽然是文职，但是并非文人出身，他长期从事吏员工作，文化水平不高，却很干练。他参加“革命”又比较早，属于朱元璋部下的老人，所以很容易跟那些追随朱元璋多年的武臣搞到一起。
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那些武臣，也大都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身经百战，是一批开国元勋。他们认为自己跟着皇帝打下了天下，难免有些特权意识，有时候也有些违法行为。但是只要他们不太过分，一般来说朱元璋还是能够容忍的。除非像朱亮祖那样，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又欺君罔上，让朱元璋像傻瓜一样上当，误杀清官道同，就断不能饶恕。一般的则骂一顿惩罚一下也就算了。吉安侯陆仲亨十七岁那年，父兄全都死了，兵荒马乱之中，带着一升麦子藏在草丛中，朱元璋看到了，朝他喊了一声“来”，从此跟着朱元璋，在军队里面一天天成长起来，后来成为开国功臣，封吉安侯，应该是朱元璋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可是他从陕西回京，一路上擅自使用驿站马匹，朱元璋把他训斥了一顿，罚他回西北去捕盗。平凉侯费聚，奉命安抚苏州军民，结果一天到晚深溺于酒色，朱元璋大怒，罚他去西北招降蒙古，结果又无功而回，被朱元璋狠狠训斥了一番。
胡惟庸知道朱元璋责骂处罚了陆仲亨等人后，觉得是个收买人心的机会，就跟他们套近乎。这些武臣，打起仗来勇敢，为人处世却大大咧咧，没有多少心眼，见胡惟庸有权有势，当然愿意跟他往来，一来二去，就成为一伙了。
后来胡惟庸的势力越来越大，有一个名叫吴伯宗的官员看不下去，上疏弹劾胡惟庸，结果不仅没有弹劾下来，自己反倒差点遭到杀身之祸。这样一来，朝廷官员们个个心存畏惧，再没有人敢跟胡惟庸对着干了。等到满朝文武都听从胡惟庸的时候，朱元璋才开始感到有点儿大权旁落了。胡惟庸在中书省，掌管全国政务，后台有李善长，下面有一群追随的官员，他要想不让朱元璋知道什么，朱元璋也就真的不容易知道。
这伙人文武官都有，不仅势力极大，而且经常干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胡惟庸手下的仆人仗着主子的权势私闯边关，守关的官员查问，结果被这些恶仆打了一顿。事情闹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让人把胡惟庸的恶仆杀掉。按说胡惟庸应该从中得到点教训，做事情小心一点了吧，可是人到了这地位，往往身陷其中，不能正确认识自己。胡惟庸在定远的老家旧宅里有一口井，井里长出了石笋，高出水面好几尺，有人要拍胡惟庸马屁，就说这是福瑞的事；又有人说胡惟庸祖先三世的坟上，每天夜里都有火光烛天。这些事在古代都被认为是有大福大贵的征兆，所以胡惟庸虽然有时也被朱元璋训诫甚至罚俸——罚工资，可是他毫不在意，照样我行我素。
据说有一天，胡惟庸的儿子在大街上飙车，结果车驶得太快，翻了，被摔到车下死了，胡惟庸一怒之下，把开车的“司机”给杀了。朱元璋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说杀人偿命！胡惟庸想多花些钱财跟车夫家里私了，朱元璋不许，这一下子胡惟庸害怕了，于是图谋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