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倒不是张士诚改变了战略，而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了。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下一个要消灭的就是他张士诚了。
上一回我们说了朱元璋在洪都，也就是今天的南昌，以及鄱阳湖跟陈友谅进行了生死之战，终于灭掉了这个劲敌。朱元璋很高兴，说消灭掉了陈友谅，“天下不足定矣”——这下平定天下不用再使大力气了。话虽这么说，眼下他就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对手——张士诚。按照当初刘基给他确定的战略部署，这一回他的目标就是占据苏州富庶之地的张士诚了。
一、民谣成真
我们前面说过了，张士诚是私盐贩子出身，生性有点冒险精神，但是也跟官府有断不了的联系。所以他一会儿称王，一会儿受朝廷招安，反复无常，也没有一统天下的高远志向。
可是张士诚有两个优势，一个是他占据了苏州、浙西及周边最称富庶的地区，吃喝不愁。在元末割据的群雄当中，他最富有。另一个优势是他招纳了不少当时有影响的文人士大夫到他的幕下。苏州这个地方因为富庶，地灵人杰，读书人多，而且知名的文化人也多。张士诚这个人，别看他本事不大，可他有一个特点，特别尊重文化人，这些文化人受到他的礼遇，也都愿意跟他混在一起。
史书中说：“时浙西殷富，士诚兄弟骄佚无断，政在文吏。然士诚尚持重寡言，好士，筑景贤楼，士无贤不肖，舆马居室，多厌其心，亦往往趋焉。”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太祖平吴》）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张士诚控制着苏、松、杭、嘉、湖最富庶之地，生活追求享受，把政事交给几个文人管理。但是他平时做事稳重，不多说话，尤其能礼贤下士，也不管那些读书人是好是坏，他统统给予最好的待遇，满足他们，这些文人士大夫也就都跑到他那儿去了。
你看，朱元璋在应天建礼贤馆，张士诚在苏州建景贤楼，同样都是为了吸引人才，实际情形怎样呢，他们二人有什么异同呢？
朱元璋的礼贤馆，是真正礼贤，真正引进人才的地方。请来住在里面的都是有影响的文化人，或者对朱元璋打天下起作用的有谋略的人才。张士诚的景贤楼，听起来好像也是吸引人才的地方，可是其实“无贤不肖”，不分好坏，统统请来。这就不是真正重视人才了，说不好听的，这有点沽名钓誉，附庸风雅，不实用。朱元璋对请来的人才，都能人尽其才使用安排，张士诚则把政事交给几个没什么真本事的文人，不会用人，结果自然也就大不相同了。
打天下当然主要是靠武将，可是光靠武将也不行，也得得到文人谋士的助力。朱元璋的两个主要对头陈友谅和张士诚，一个是不怎么会用文人，只会带着一群英雄猛士，凭武力打天下；另一个是滥用文人，附庸风雅，不是真正靠文人的智谋去取天下。只有朱元璋才真正既会使用武将，又会使用文人，所以他在这方面也胜过了陈友谅和张士诚。
那么张士诚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当初张士诚一切都靠他弟弟士德和史椿两个人。后来士德被朱元璋俘获，史椿受到怀疑，想投朱元璋，事情泄露被杀，张士诚就把事情全都交给他另一个弟弟张士信。张士信本人就是个荒淫无度的家伙，据说他出师打仗时还要带上樗蒲、蹴鞠这些玩具，并且要带上妇女和宴会器具。这哪是去打仗的呀？简直就是豪华出游。
在用人方面，他们喜欢的是那些“游谈之士”，就是光有嘴上功夫能说会道的那种人。张士信最信用的三个人，一个名叫黄敬夫，一个名叫叶德新，还有一个名叫蔡彦夫，这三个人就是那种没有什么真本事的人，只知道献媚取宠，欺上瞒下。结果军纪涣散，命将出征的时候，将领们要不就是装病不起，要不就是讲条件，要官爵财物，打了败仗，失地丧师，也没有人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官照样当着。所以《明史》评论说：“上下嬉娱，以至于亡。”
（《明史·张士诚传》）
有人看出这些问题，编了个歌谣说：“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菜（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太祖平吴》）
这时候张士诚已经称王了，这里说的丞相是他弟弟张士信，张士信用的三个人，一个姓黄，一个姓蔡，一个姓叶，正好是个“黄菜（蔡）叶”，西风就是朱元璋，因为朱元璋在张士诚西边。编这个歌谣的人就知道张士诚必然要败在朱元璋的手里了。
不过说起来，苏、松、浙西也是人才荟萃之地，难道就没有人能帮张士诚出点好主意吗？那也不是，当时很多名流学者，本来都曾经投到张士诚幕下的，但他们要不就是看到张士诚气数已尽，不久就离他而去，要不就是有谋略而不能为其所用。
昆山人郭翼就是个有眼光的人，他上书给张士诚说：“如今您能率军占据吴、越地方数十座城池，原因是老百姓苦于元朝统治，地方官员贪残无道。您若能反其道而行，对老百姓好些，再乘机进取，可以成就霸业。可是如今您成天歌舞升平，自求安乐，四方豪杰并起，您想闭城自守，能有好结果吗？”
这本来是一番好话，可是张士诚听不进去，想要杀了这位儒士，郭翼得到消息，一走了之，再不跟着张士诚干了。
还有一次，元朝朝廷向张士诚征粮，张士诚不想交，跟官属们商量，一位参军说：“行事必有一定规矩，否则不能取信于人。过去我们为贼，可以不贡皇粮，如今当了朝廷的官，不可不贡。”这本来是一番好话，可是张士诚听了，却恼羞成怒，气得把面前的案子都掀翻了。那位参军见此情形，第二天就称病辞职了。
能人留不住，可是那些专事阿谀奉承的小人却如鱼得水，在张士诚身边受到宠信。仅从用人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张士诚绝对不可能是朱元璋的对手。
以前，朱元璋的主要精力全都放在对付陈友谅上面了，没怎么顾得上对付张士诚。所以那一段时间，张士诚过得挺舒服。即使朱元璋跟陈友谅拼命的时候，只有徐达带着手下一万人守应天，张士诚也宁愿在一边看热闹，不肯出兵相助去抄朱元璋后路。史书中说：“友谅亦遣使约士诚夹攻太祖，而士诚欲守境观变，许使者，卒不行。”
（《明史·张士诚传》）
他这是糊弄陈友谅，假装答应配合，实际却按兵不动，想着等到二虎相争，两败俱伤时，再从中谋利。可是这种小算盘恰恰也就注定他成不了大气候。
朱元璋跟张士诚接壤的地方是长兴，是太湖边上的一个小地方。朱元璋派守这里的将领叫耿炳文。耿炳文守长兴十年，张士诚也没能攻下来。朱元璋当皇帝后耿炳文被封为长兴侯，一直活到朱元璋死后，是硕果仅存的几位开国功臣之一。
张士诚打仗没什么本事，向朝廷邀官却很积极。朱元璋、陈友谅相争的时候，他要挟元朝朝廷封王，朝廷不封，他就自称吴王，建国号为吴，在苏州城里建中殿，置官属，搞了个独立王国。朝廷向他征粮，他也不交了。
我们读这段历史时会发觉一个奇怪之处：朱元璋跟陈友谅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张士诚虽然也跟朱元璋有些战事，但是总的态势还是隔岸观火，在一旁观望，等到朱元璋把陈友谅消灭了以后，他倒来劲了，派二十万大军主动向朱元璋发起进攻。
其实，这倒不是张士诚改变了战略，而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了。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下一个要消灭的就是他张士诚了。
二、兵临姑苏
这一年是元至正二十五年，也就是小明王龙凤十一年，公元1365年，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的全面战争拉开了序幕。
但是，还不用朱元璋出马，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就跟地方守将一起，大破了张士诚的二十万大军。
这场大战开战之前，李文忠誓师时对部将们说：“昔谢玄以兵八千，破苻坚百万众，兵在精不在众也！”
（《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大败敌军，成为朱元璋平天下战事中以少胜多的一个经典战例。
这边的主将是朱元璋的亲外甥，张士诚那边的主将中也有一个张士诚的养子，人称五太子。据说这个五太子身材不高，但是弹跳力极佳，又能潜水，被人们传说得神乎其神，可是一仗下来，什么本事也没发挥出来，就丢下大军，一个人逃命去了。大家看看，朱元璋、张士诚打仗的时候，都用自己家里人，这就叫“上阵父子兵”。可是这两边的“父子兵”一对比，差距也就出来了。
张士诚控制的地盘，南边到绍兴，跟方国珍接境，北边有通州，就是今天的南通，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濠州、泗州至济宁，与山东接境，地盘也真不小。不过张士诚这个人不像陈友谅，没有那样的气魄，他不会跟朱元璋死拼，一仗败了后，他就转攻为守，城市间互相策应，等着朱元璋来了。朱元璋见张士诚死守不出了，正好从从容容开始他的军事布局。他决定先取淮东，消灭张士诚在长江南北的外围势力，把外围都扫清以后，再一举进攻张士诚的老巢姑苏城。
朱元璋第一仗派大将军徐达去攻打扬州附近的泰州，张士诚则以舟师四百艘出长江，摆出要进攻应天的样子。可是他的这点计策，早就被朱元璋看穿了。朱元璋对部将们说：“你们看，他的舟师停在那里，不敢再向上游进发，这明显是想让我们分散兵力，好为泰州解围。不要去理他，集中力量攻克泰州。泰州一克，江北就瓦解了，敌人不战自溃。”果然，没有几天，泰州就被攻陷了。张士诚的舟师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第二年春天，朱元璋又命徐达攻下了高邮。高邮是当年张士诚起家之地，对于张士诚来说，是事关重要的地方，失去高邮不仅失去了江北的大片地盘，也把他的老家给丢掉了。
不过这时候朱元璋的老家濠州，就是今天的凤阳，却还在张士诚手里。濠州这个地方，当年郭子兴离开前往滁州、和州后，几易其手，最后落到张士诚手里。
我们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朱元璋的与众不同之处。要知道，古人是很看重父母坟茔之地的。朱元璋父母的坟墓就在濠州，可是他居然能够放弃自己的老家和父母的坟墓，去占据那些有利于自己今后发展的地区，而不求一时之得失。这也正是他高于元末群雄之处，很有点像当年的刘邦。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要杀刘邦的父亲，当时刘邦对项羽说，我父即尔父，你要是杀了他，请分给我一杯羹。其实他们心里真的能够毫不在意吗？当然不能，朱元璋决心夺回濠州的时候，他对部下说：“濠州吾家乡，今为张士诚窃据，是吾有国而无家也！”等到濠州守将投降后，朱元璋专门前往，带上身边儒臣，祭祀父母的陵墓，设宴招待地方父老，很有那么一点皇帝的派头，这一回他算是有国也有家了。
二十二年前朱元璋父母死的时候，连坟地都没有，就那么一个荒坡地上的土坟，其实都谈不上是座坟墓，就只是一个乱葬岗子，还是邻居刘英家给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朱元璋已经成了气候，从张士诚手里夺回了自己老家，这可是实实在在的衣锦还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