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有歧义，书籍之书，多用，书法之书，少用。这里从多，指书籍之书。书所指定，从哪个角度谈它，还要先说清楚。可以用目录学家的眼看，那就单说分类，写成文本，也会汗牛充栋。可以用学究的眼看，限定一门，钻进去，也会不知如何再钻出来。还可以顺时风，从所谓效益的角度看，问题就更加复杂，比如内容正经，色不发黄，有些人就不欢迎，反之，也有人，纵使数量不大，会不欢迎，一笔胡涂账，算清就不容易。人生多是躬逢所谓盛世而多难，语云，自求多福，可以躲开的麻烦，当然以躲开为是。那么，文题白纸黑字已定，如何写呢？决定损之又损，或说由街头退入内室，只说它与自己的私交。私，与国计民生无关，可是自己感到亲切，也就无妨唠叨几句。
想不到一开头就遇到个困难，是这私交的交由何时开始，由哪一本开始。我清末生于一个极平常的农家，父亲念过三、百、千，因而识字，能写八行书之类；至于是否进一步也四书五经则不知道，至少是我上小学以后，没见过家里有这类书。那么，想确定能觉知（始于何时，只有天知道）以后，我第一次看到甚至接触的是哪一本，就只好借用胡博士治学法宝的前一半，大胆假设（后一半为小心求证）了。假设的结果，是俗名皇历、官定之名为《时宪书》的，因为如今日之挂历，为家家所必备，并且经常放在桌面上，以便有时想到邻村去看看大姑、二姨之类，先要查查是否宜于出行。说官定，是因为乃钦天监所定所颁，不像现在，有出版力量的就可以争奇斗胜，抢先挂在街头，赚钱。又因为来自钦天，性质也与今日的挂历有很多分别，即以封面而论，那时是标明几龙治水，现在循“竹不如肉”的原则，变为半裸美人。内部呢，以我手头还保存的我出生那一年的《时宪书》为例，复杂得很，单说十二月十六日我出生的那一天，其下没有注公元年月日，却刻“丁卯火井满宜祭祀”几个字。我不是《易经》迷，也就不信由几根草棍的排列可以推断自己能否上登青云。可是，正如有的人占梦用二分法，曰佳兆可以不信，恶兆不可不信，对于生日那一天的钦天所批，我却也曾效不少“红”家之颦，想在“一从二令三人木”之类的迷魂阵中看出点门道来。我抓住的是“火”和“宜祭祀”，于是一推算就大有所得。那是就五行说乃火命，其含义也许就是庄子所慨叹，“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吧？如果竟是这样，“命矣夫”，又有什么办法！再说宜祭祀，我不只一次引英国培根的话，“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可是我就苦于只能做到前一半。这给我带来不少麻烦甚至痛苦，其中有道的，有俗的。总之，我应该步许多人之后，也请个或大或小的龛，其中供个什么神，以期生有所靠，死有所归。可是知而不能行，至今还没有个龛，也就还茫茫无所归。想到这里，我几乎禁不住要高呼：“伟哉钦天所批，我确是宜祭祀。”闲扯这些，等于吃后悔药，干什么呢？因为是谈书，一生中视和思的最亲密的伴侣，凡事要重个开头，此《时宪书》乃开卷第一回也。
再说有案可查的开卷第一回，是上小学以后，最早看到的共和国教科书中《国文》第一册。现在还记得是商务印书馆所编印，三十二开，线装，油光纸，石印大字，开头几页有字有图，字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其下就记不清了。文没有高到圣经贤传，但也没有强制信受的教条，所以，也许更有力的原因是儿时的所有吧，我有时想到它，就以它未能躺在现在的书橱里为遗憾。旧的，即使不遭“除”之劫，逝去的也太多了，想开些也就罢了。
其后是离开家乡，到外面，先则上学，后则就业，混饭吃，一晃就差不多七十年过去。与书的关系，看，专就量说是线形，前后没有什么变化；买就变为枣核形，中间大，两头小。看，多而杂；买，与嗜书家尤其藏书家相比，不很多，但也杂。显然，谈这方面的情况，就不宜于由具体方面下笔，原因之一是当年没有记离开日记之账，理清很难；之二是即使能理清，写不胜写，也必没有人有耐心看。但就这样放过也有点舍不得，不得已，来个总而言之，是不管是看还是买，都实用和趣味兼顾，举个极端的例，《十三经索引》是实用，至于《回文类聚》，不过看看好玩而已。还要再来个总而言之，是所看与所买相比，后者的量小得很多，原因也是两种：一是有很多书，觉得好，甚至很想装入自己的书橱，可是买不起，或兼无处去买；二是有更多的书，看过或只是翻翻，觉得没有它也有好处，是既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地方。
以上近于闲篇，表过，应该转入正文，说私交，即阑入己身生活或影响己身生活的。这有可意的，也有不可意的，人生难得开口笑，先说可意的。可意，有的由看来，有的由买来，先说由看来的。这有浅深两种，先说浅，后说深。
浅是“消闲”。唐人李涉诗，“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连《千家诗》也收了，可见闲贵重难得，为什么还要“消”呢？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生物，忙了他（或她）叫苦，可是闲真来了，他又会闲情难忍，喊“日长似岁”。怎么办？办法万千，可以各取所好，或所惯。如昔日，男老朽，可以寻同道，喝四两半斤，女老朽，串门，说张家长，李家短。今日呢，花样多且翻新，如远可以旅游，近可以奔入卡拉OK。我路子少，连圣人网开一面的博弈也不会，而又最不能忍闲（或享闲），所以偶尔得闲，就不能不设法消。我的办法，最常用的是向书乞援；而书，也必伸出救援之手，使我安然度过难挨的片刻甚至长日。为了什么写作教程上标榜的形象化，像是应该有实事为证。一想就有两件涌上心头。一件是身心俱闲之时。何以能有如此清福？是四十年代晚期，因劳累而患胸膜炎，被送往地安门内清源医院。住几天，烧半退，卧床而清醒，真就日长似岁了。只好向书乞援，让家里人送来青柯亭本《聊斋志异》，本子不大而字大，看不费力而故事有情趣，总之就使难忍之闲化为轻松度过。另一件是身甚忙而心甚闲之时。那是在干校接受改造时期，繁重劳动之外，有时也要面对书桌。桌上只许有小红书，面对，如参古德的话头，总是迷而不悟，于是偷看惟一的“深藏若虚”的一本合订的《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遗憾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久就有进步人物发现，告密，并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处理是批斗其人，没收其书。“闻道长安似弈棋”，“杨柳岸晓风残月”看不见了，只好乞援于心里的书，这是一直记得的玄奘法师译的《心经》，于是再有面对小红书之机，就背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赖菩萨保佑，进步人物就竟至没有发现，因而也就未定性，免于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