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闲，闲不多，而且消了就鸟尽弓藏，所以说浅。转而说深的可意，那就一言难尽。或者竟是难说，因为，如西方的《圣经》，东土的《南华真经》，就都欣赏混沌而厌憎知识，而我这里说书会带来深的可意，这可意正是指“知识”。怎么调停这看法的两歧呢？我想，混沌是个高不可及的生活境界，也许竟是佛家想望的涅槃的现实化吧，可惜人力有限，所以七品芝麻官郑板桥慨叹：“难得糊涂。”或者就借用《圣经》的叙述，既已偷吃了智慧果，只好扔开伊甸园的幻想，退而求其次，是既已有知，就干脆求多知一些。这之后就不能不颂扬书的功德。大致说，书都是过往的多知的人用书写的方式告诉我们的他们的所知，所以笛卡尔说，读书就好像同（其实是听）高尚的古人谈话。听多了，继以思，自然会有所得。这所得，总的说是知识，分说或具体说，又会千差万别，因为所读不同，吸收到头脑里，整理，评骘，取舍，还必致受“天命之谓性”的影响。泛论不成了，只好说自己的。这也大不易，不是因为所知太多，说不完，是因为自己究竟知道什么，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文是还要作下去的，只好搜索枯肠，并不避吹牛之嫌，说一些自认为分量较重，还值得拿到案头陈列一会儿的。这是一，因为读书，就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文（闻？）。这是利用旧话，表示借读书的光，才能知道人间、天上许多本来不知的事物。实际当然比昔日秀才的所知多得多，比如大的，外界，远的，以光年计，而年月日所表示的时间，又会因运动的加速而变慢，小的，人的总性，分性，都受细胞中染色体的制约，可见之物由不可见的原子组成，原子也是个复杂结构，等等，昔日的秀才就不知道。还有不少昔日的秀才可以知道的，如隋炀帝杀父、唐明皇夺媳之类，以及司马相如不作八股、赵飞燕不缠小脚之类。此外，各门类，由巨到细，“知也无涯”，说也说不尽。不尽，姑且算作多知，有什么好处呢？举不出有哲学癖的人也会首肯的理由，勉强说，浅入，是人生一世，多知总比不知好，深入，知的近邻是明理，可以致用。这就过渡到其二，明理，或说有分辨真伪、对错、是非的能力。这场面嫌太大，我想缩小为一点，是不轻信。这内容仍嫌太多，只举一点显著的。如与权势有关的那些好听的话，上至尧舜禅让，帝王降生，五彩祥云照户，即位后爱民如子，下至什么头头，一贯奉公守法，等等，我总觉得事实必不如此。又如宣扬什么信条，说只要信受奉行，娑婆世界很快就会变为天堂，我也总是一笑置之。不信，且不说对错，这样一人向隅，有什么好处呢？大概没有什么好处，勉强说，不过是存诚，心可以较安然而已。再说其三，我一直自信为因读书而有的独得之秘，是有些深思时会碰到的大问题，我们必弄不明白。这有属于天的，如情况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有属于人的，是饮食男女，生生不息，有没有什么究极价值？不明白，还自夸为独得之秘，是因为我有时想，人有生一次，为天命所制，能够知道自己的知的限度，这就有如欠债，无偿还能力，能够知道确数，盖棺时也就可以瞑目了吧？还可以借“圣人之言”，说得冠冕些，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这样的不知也可以算作知，这所知显然也是读书之赐。
再说由买而来的可意。这就性质说很简单，是当年喜欢淘旧书，买到，不难得的可小喜，难得的必大喜。先要解释一下，何以只说买旧书，因为事实是几乎不买新书。这还要有原因。重要的有两个。其一是经济学的，我穷，上有老，中有妻，下有小，都要吃饭穿衣，买书之钱，只能由必需的日用中截留一点点，少，还要办大事，其时旧书多，价廉（比如鲁迅《呐喊》，定价七角，初版的一本毁于七七事变的战火，一九三七年九月由旧书摊重买，为一九二七年三月第七版，仍紫色封皮，毛边，价仅一角四分），语云，钱要花在刀刃上，所以只能买旧书。其二可以称为狩猎学的，是只有到深山密林，才可以猎到市面不见的犀象之类。犀象，希有，还是只说家常。单说枣核的中间一段，大致是由三十年代晚期到六十年代早期，每周总要挤出一点时间，骑车，逛卖旧书的摊店。上面说过，其时旧书多，价廉，出去逛几处，几乎没有空手而返的时候。用书包装回，远交，所得是知识，可不在话下；难忘的是近攻的所得，或短期或长期的欢乐。说欢乐，或者还不够，因为事过境迁，有时回首，总浮生之账，虽然外不少横暴，内不少穷困，而仍有勇气活下去，甚至感到人间还有情理，有温暖，有希望，就是（至少是一部分）因为还有“书”在，尤其是仍躺在书橱里的那些。近些年，我很少买书，因为一则无处安放，二则已经到了“及身散之”的时候。可是说到散，看看案头床下，尤其早年买的那些，已经相伴半个世纪了，又实在舍不得。这难割难舍的心情主要就是由昔年长期享受的买书之乐的记忆来。
自然，记忆里也有不可意的，那是书的散失。值得说说的有两次。一次是七七事变，存于保定育德中学的书，连同衣物，都“黄鹤一去不复返”。数量不多，可是有不少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而且是初版本，戴上现在的眼镜看，也就可惜了。另一次是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际，“大革命”以龙卷风之势卷来。思想要求纯正、一统，红卫英雄干劲冲天，领来生杀予夺之权，而我的存书，有不少，轻则不很纯正，重则很不纯正，又，谁也不知道红卫英雄的秤是否准斤十六两，冒险可能有险，于是为保险，连夜清理，估计可能引来大祸的都清出，易烧的，如线装竹纸的佛经之类，烧，不易烧的，如外文书之类，由孩子骑车运出去，扔。多年，怀着欢乐的心情，一本一本运回家的，就这样去了一半。心情不再是欢乐，而是，借用钱牧斋卖宋版前后《汉书》时的话，“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烧、扔之后还有余韵，是时势使然，必须迁居。居住空间由大变小，书也成为床少人多，纵使碍于情面，也只好请一些膀大腰圆的到废品站去安歇。就这样，又清出一批，所得呢，以八分一斤论价，换回大团结数张之多。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换为说说近些年的。时移事异，不东跑西跑淘旧书了，新书的量却有增无减。来源主要是作者赠或出版家赠。所赠还有块头大、价钱高的，如《中华名匾》是一百五十元，《阅微草堂砚谱》加倍，三百元。天之生材不齐，只好都给它们个安身之地。正如我国的三才形势，天地未变而人则火速增加，只好挤。起初是桌面没有了，继而一个单人床面也没有了。看来挤的势头还不能终止，怎么办呢？只能走着瞧，希望车到山前自有路。
还有个情况，本不想说，可是刚才说到挤，举目一扫，碰到强占地盘还有几包未开包的，只得也捎带说几句。算来总有十年了吧，写些不痛不痒的，不再有轻则批斗、重则劳改的危险，于是旧病复发，就也拿笔涂抹。借出版业主江海不择细流的光，所涂抹，有些变成铅字，甚至订成本本。人，总有不少乐于从众摇旗呐喊的，于是有时，碰到适于摇旗呐喊的场合，就随便抓个学者或作家的帽子，往我的头上戴。我的经验，对于好意的帽子，比恶意的就更难办，因为如果你辞谢不戴，一霎时就会升级，成为既有大成就而又谦逊的学者或作家。所以只好不纠缠这些，只说因自己写书而来的苦难。一是成书很难，即使思路里已经有了东西，也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近年有了什么电脑新玩意儿，还有人劝我维新，我自知心灵迟钝，必跟不上，所以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幸而功到自然成，一年两年，可以印成本本，有人肯印成本本，拣字，排版，打型，可是征订数只是三百五百，真是急杀人也。也曾想来个手推车，上载书和笔墨，到大街小巷去叫卖，而且是签名本。可惜我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望豪举而兴叹了。
这样诉苦不好，只得躲开自己的写书，仍说存书。前面曾提到及身散之，现在是有不少，估计不会再用，将来总有一天，都不再用，是否也来个未雨绸缪呢？我想过这个问题，答案是暂不想它。如此处理，细想，理由还是感情的，比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三种权威英译本，估计不会再读，可是想到当年节衣缩食，奔跑旧书店，买到时的喜悦，读时的所得，实在不忍看着它由我的身边走向远处。就说是佛门视为大忌的爱染吧，既已爱了这么多年，也就不想改弦更张了。
顺着爱这条线，还可以说个遐想，是由不久前，与个年轻人谈《兰亭序》帖引起的，这是到盖棺之时，是否学李世民之以心爱的墨迹殉葬，也拉一两种相伴多年之书，仍旧做伴，同归于尽呢？用不用，如果用，用什么，一时还想不好。无力完成的事放放也好，那就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