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这两项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既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更是近年来我国为加速民族地区资源开发速度、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作出的重要举措。西电东送，是指开发贵州、云南、广西、四川、内蒙古等西部省区的电力资源，输送到电力紧缺的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和京、津、唐地区。西电东送在中国版图上可谓“遍地开花”，同时开工的工程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单个工程的规模之大也是罕见的。在我国电力建设史上，如此大规模的电源、电网建设也从未有过。西电东送，为西部民族地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它不仅仅是西部的工程，也是东部的工程，充分地体现了党中央提出的“东西部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西气东输，是指将我国塔里木和长庆气田的天然气通过管道输往中国上海的输气工程。管道全长4000公里左右，设计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是中国目前距离最长、管径最大、投资最多、输气量最大、施工条件最复杂的天然气管道。实施西气东输工程，有利于促进我国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东、西部地区经济共同发展。这一项目的实施，为西部大开发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创造了条件，对于推动和加快新疆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4.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30年来，民族地区城镇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居民生活有了巨大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80年的414元增加到2007年的11490元，增长了26.8倍。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的168元增加到2007年的2937元，增长了16.5倍。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近4000万，人民生活基本实现了从大面积贫困到解决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两次飞跃。同时，随着中央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和自身财力的逐步增强，民族地区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公共资源更多地向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倾斜，免除了农牧业税，普及了九年免费教育，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在改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上，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和提高。
例如在内蒙古牧区，广大牧民的交通工具、出行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前，牧民放牧、出行，只能靠双腿步行和牛拉勒勒车。如今，随着农牧民收入的增加、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国家对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使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家庭有条件享受现代交通的方便与快捷，摩托车、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已经走入牧民家中。2007年，内蒙古全区每百户农牧民家庭拥有摩托车63辆，比2000年增加43辆。
在广西、贵州、云南，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前，这些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村贫困群众住在冬不挡风、夏不避雨的茅草房、杈杈房中。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茅草房、杈杈房改造支持力度，仅在近几年中，广西就完成改造2万户，贵州完成改造4万户，云南完成改造40万户。
在西藏，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质量显著改善。2007年，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1131元和2788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10566元和2613元，年均增长达到10%以上。固定电话、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等现代生活用品进入普通家庭。2007年，西藏农村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54台，电冰箱10台，洗衣机9台；城镇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116台，电冰箱73台，洗衣机82台；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44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52部/百人。
5.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边境贸易迅速发展
我国民族地区大多地处边疆，在对外开放中具有独特优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1987年，国家民委等十几个部委联合就边境贸易情况进行调研，并向国务院提出《关于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促进边疆繁荣稳定的意见》。199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这个文件，推动了边境贸易的顺利发展。1992年，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文件，陆续批准珲春、黑河、绥芬河、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博乐、塔城、畹町、瑞丽、河口、凭祥、东兴等13个城市为沿边开放城市，加上辽宁丹东，共批准设立了14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并给予了优惠政策。1996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对边境贸易管理形式、税收等若干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强调要“积极支持边境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党的十六大之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力度。在这些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边境贸易迅速发展，沿边城市和口岸逐步变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例如广西，把握住改革开放这一大好机遇，利用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实施“走出去”战略，由一个边远省区一跃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些年来，广西成功举办了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与商务投资峰会，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由共识走向实践，参与泛珠合作、西南协作及与长三角、港澳台等的合作，广西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因此而得到不断提高。同时，广西还陆续出台了多项鼓励投资的政策措施，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市场环境、行政服务环境日益优化，招商引资取得历史性突破。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54亿美元。仅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就达到6.84亿美元，占全国比重0.9%，列全国第24位。2007年外贸进出口总额93亿美元，占全国比重0.4%，列全国第21位，西部第3位；其中出口51亿美元，列全国第20位，西部第3位。特别是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业发展迅速，广西已成为我国从东盟国家进口水果的最大口岸，成为自贸区政策的先行受益者。
改革开放后，内蒙古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高，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口岸经济蓬勃发展。全区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79年的2016万美元增加到目前的59.5亿美元，增长近294倍。其中，出口额由1979年的1263万美元增加到目前的21.4亿美元，增长168倍；进口额由1979年的753万美元增加到目前的38.1亿美元，增长505倍。外贸进出口商品结构也明显优化。1983年以前，内蒙古出口商品一直是以农副土畜产品为主，出口商品附加值低，缺乏市场竞争力。而在目前的出口商品构成中，工业制成品出口已成为内蒙古外贸出口的主导产品，出口额达18.9亿美元。特别是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实现了从无到有。同时，内蒙古获得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已达3000多家，与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出口商品达700多种。内蒙古已经构筑起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6.对口支援工作扎实推进，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注入新动力
1979年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提出，国家要组织内地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自那时起，对口支援即成为促进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几十年来，对口支援已经发展成为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多内容的帮扶，全国各省市、国家各部委通过各种形式，携手民族地区共同繁荣发展。30年来，对口支援工作成效显著：一是促进了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使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在国家和经济发达省市的对口支援下，民族地区以农业、能源、原材料为重点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成效显著。二是深化了企业联合，推动了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技术结构的调整，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在对口支援工作的推动下，许多民族地方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效益有了很大改善。有些民族地区的产品不少要销往外地，部分产品已走出国门，出口创汇。三是交流和培训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提高了干部职工队伍的素质。发达省市将培训民族地区的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把提高他们的素质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培养出大批民族地区急需的人才。同时，让贫困地区干部到发达地区挂职锻炼，也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业务骨干和致富带头人。四是加快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推动了全国性和地区性各类市场的发育和形成。对口支援使许多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面对贫困，他们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发达省市的支援，这使得他们极大地增强了战胜贫困、走向富裕的能力和信心。五是巩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安宁。对口支援增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尤其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交往、沟通，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巩固了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巩固了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如在西藏，自1994年中央决定由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支援西藏建设和发展以来，全国17个省市、59个中央国家部委和17家中央企业已累计向西藏提供逾64亿元的援助资金，援建项目1698个。近10年来，西藏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都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并连续6年保持了12%以上的增长速度。
7.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成绩突出，“小民族享受大政策”
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实施以来，中央重视，部门支持，社会响应，地方积极，群众参与，进展十分顺利。国家发展改革委5年共投资14亿元，规划项目总数4669个；财政部从2004年到2007年共投入5.1亿元，予以专项扶持；国务院扶贫办将345个人口较少民族贫困村纳入扶贫开发整村推进规划，优先组织实施；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加大了投入。这些资金和项目安排，首先突出解决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加强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其次，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产，帮助农牧民增收。
近年来，640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新增或改造基本农田11380亩，新增桑园、茶园、果园面积46659亩，新增经济林面积56355亩，新增或改良人工草场面积34841亩，新增或改扩建道路里程863公里，新增或改扩建卫生用房面积4841平方米，组织培训13.6万人次。22个民族从中央这一“大政策”中直接享受到了重点扶持带来的实惠和好处，增强了奋发图强、加快发展的信心。
8.兴边富民行动成效显著，边境地区群众得实惠
从1999年起，国家在边境地区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由9个边境县试点开始，逐年增加，到2007年已扩大到60个县。2000年到2006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兴边富民行动资金4.85亿元，先后支持46个边境县开展兴边富民行动，吸引和带动大量其他各类资金投向边境地区，兴建了2万多个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农业生产、生态建设、文化教育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2007年，又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中央财政安排兴边富民行动资金1.8亿元，重点扶持60个边境县。同时，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政策上倾斜、在项目上优先，推动兴边富民行动深入发展。2006年，交通部、农业部、水利部、教育部等共安排资金50多亿元，分别用于安排边境地区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工程、种养业良种工程、退牧还草工程、饮用水安全工程、基础教育“两免一补”等工程或项目的实施，收到了明显成效。
在西藏，兴边富民行动覆盖了包括人口较少的门巴族、珞巴族在内的36万余人，占西藏人口的14%。1亿多元的投入、近400个项目，使西藏边境群众的生活水准逐步向腹心地区看齐，边境县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的不足千元提升到现在的1600元。在中尼（尼泊尔）交界的聂拉木县樟木口岸一带，不少出境读书的边民子女又重新回国读书，到尼泊尔求诊的病人数也减少大半。在内蒙古，兴边富民行动启动之初即被纳入自治区“十五”规划。针对19个边境旗县市草原退化、沙化严重的现实，兴边富民行动引进日本治理草原荒漠化技术，在推进牧民退耕还草的同时，又帮助他们建设集约化家庭牧场，彻底改变了牧民过去完全依赖天然草场散养的粗放型畜牧业生产方式。在新疆，兴边富民行动覆盖了32个边境县，包括塔塔尔、乌兹别克等人口较少民族在内的455万各族群众，通过扶持林果业、畜牧业等特色产业，帮助农牧民生态移民搬迁、建设新家园，使这个“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日益发挥欧亚大陆桥桥头堡的作用。兴边富民行动被各地少数民族群众称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