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开列后，周恩来立即让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把这份名单交给统战部，要求照名单划定的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列出来。对名单上已列出的13名党外人士，周总理则一一亲自把他们保护起来。开列名单的同一天，周恩来给解放军三〇一医院下达命令，要他们准备接收一批特殊“病人”，他们是：张治中、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邵力子等。他们到医院后，由解放军负责警卫工作，安排医院人员特别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对郭沫若等人，或采取派人护送到外地躲避，或派公安便衣人员臂戴红卫兵袖章到住处周围巡查。8月下旬，一伙红卫兵闯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住宅，把他劫持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去制止，并指出决不能允许红卫兵对班禅采取侮辱性的斗争方式。与此同时，他嘱告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徐冰、刘述周：群众对班禅的斗争要背靠背。共产党员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在任何时候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你们自己受到揪斗，也要保护班禅。徐冰、刘述周会同周恩来的联络员和北京卫戍区的指战员，赶到中央民族学院，将班禅转移到安全地方。9月22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要求他们对民主党派政策、宗教政策、外事政策，“大家都要想一想，国庆节抓一抓。”他还提出：“要有意识地保护乌兰夫、赛福鼎、阿沛·阿旺晋美等人。刘文辉、蒋光鼐也要上天安门（城楼观礼）。”[1]在周恩来的如此精心关怀和保护下，这一批高级民主人士都安全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周恩来不但保护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免受劫难，并且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仍然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66年9月，周恩来就明确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要坚持下去。
“文革”期间，宋庆龄父母的墓地被人盗掘，宋庆龄得悉后非常痛心，她请廖梦醒向邓颖超反映情况，邓颖超立即转告了周恩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马上给上海挂长途电话，指示此事一定要妥善处理。1967年，上海民政局根据指示重修了宋氏墓地。宋庆龄对此十分感激，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步已实属不易。
1969年2月、1970年12月，李宗仁和曾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的黄琪翔先后病逝，周总理指示有关方面安排他们的丧事，并亲自出席了李宗仁的追悼会。
据不完全统计，受到周恩来直接关照保护的有：宋庆龄、李济深、许德珩、张治中、程潜、黄炎培、陈叔通、刘文辉、蒋光鼐、蔡廷锴、胡子昂、史良、傅作义、李德全、陈其瑗、章士钊、马寅初、黄琪翔、屈武、丁西林、许广平、李烛尘、章伯钧、卢汉、邵力子、张申府、王昆仑、侯德榜、荣毅仁等。
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的暴露和被粉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1月，周恩来用两个半天的时间，亲自向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委员中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传达、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并组织了座谈会讨论。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亲自传达讲解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在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一次重大的统一战线活动。党外人士把它看成是对统一战线的恢复，因而，备受鼓舞和安慰。其后，中央统战部经请示周总理批准，1972年下半年在更大范围内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了传达，并组织了座谈讨论和去外地的参观考察。
1973年2月28日，经周恩来批准，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26周年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主持会议并发言。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公开并见报的一次会议。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总理抱病出席会议，并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2]周恩来所重申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爱国人士继续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心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去争取光辉灿烂的明天。
[1]总理设计保护宋庆龄、张治中等民主人士，《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卷三，保护社会栋梁（5）。
[2]周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75年。
三 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生
统一战线工作逐步恢复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
1977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式恢复工作。与此同时，各地统战部门也陆续恢复了工作。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会议，集中讨论帮助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的问题。10月，中央统战部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协商恢复和开展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组织活动的事宜，一致认为首先要恢复、建立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中央的领导班子。这年冬，各民主党派的临时领导机构陆续成立。朱蕴山、史良、胡厥文、周建人、季方、黄鼎臣、许德珩、蔡啸、胡子昂分别担任所在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成立后，各省、市地方的组织也相继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组织恢复了工作。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要在20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了完成这个战略任务，中共十一大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并建议在适当时候召开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会议。这年的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会议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更好地调动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12月，全国政协第四届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断了十余年的政协工作终于得以恢复。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以及中央统战部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叶剑英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阶段，今后要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国28年来，统战工作成绩是巨大的，各民主党派是作出了贡献的。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法宝，中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是我们的一项宝贵财富，我们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叶剑英在讲话中重申了我党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民族、宗教、侨务等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政协四届七次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召开和叶剑英的讲话，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的开始恢复。
1978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章程》重申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决议》号召政协各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一步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加强各族人民大团结，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在20世纪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共同奋斗。大会一致选举邓小平为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乌兰夫等22人为副主席，齐燕铭为秘书长，丁光训等243人当选为常务委员。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讲话。他说：“这是一个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大会，是一个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来共同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对于发展我国革命统一战线，活跃国家的政治生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必将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斗争中，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党的统战工作政策开始落实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分管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工作，他首先在这些领域进行整顿，拨乱反正，着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邓小平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上的讲话指出：“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尊重知识，要尊重人才。”“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臭老九”帽子是错误的。在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中又指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
1978年3月和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进一步重申：在我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政治立场这个基本方面来看，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应该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
邓小平的几次讲话，从根本上纠正了中国共产党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彻底否定了“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作了全面的拨乱反正。10月，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11月，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了，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政治上要关心知识分子，要努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意见》下达后，各地区、各部门开始逐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
对知识分子影响最大、最迫切需要落实的政策就是“右派”问题。“文化大革命”前，虽然全国已先后分五批摘掉了约30多万人“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仍有20万人未摘掉帽子。1978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6月，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召开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9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五部呈送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并指出：做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分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不仅要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出发，还要统筹安排，细致地做好工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到11月中旬，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
这期间，在民族、宗教、原工商业者工作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工作。但是，由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人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禁锢了人们思想的解放，由于当时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还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因此，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工作，总的来说，还是处于一种“欲言语而嗫嚅，欲前进而趑趄”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