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发生了更大的曲折和失误。1964年，把党的正确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当做“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批判，进一步发展了“左”倾错误。持续十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统战工作，肆意践踏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统一战线工作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
一 统战工作遭遇劫难
两场错误的批判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根源。”会议期间，康生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因此，曾经支持过这部小说写作的习仲勋等人被罗织成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彭德怀因于这年6月向党中央、毛泽东递交了申诉书，要求平反，于是大会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同志进行审查。也有人在会上批评中央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李维汉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将回到中央统战部进行检查。
1962年10月，中央统战部在学习和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时，以所谓“政策理论检查”的名义，对李维汉自1956年以来在政策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些理论政策性意见，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历时半年多。不少与会干部不赞成对一些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理论简单地予以否定，对指向李维汉的批评抱有疑问和不理解。
1963年4月19日，中央派人出席了中央统战部的部务扩大会议，作了一个会议的总结。这个总结指出：中央统战部开了35次会议，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原因是会议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即消灭阶级的问题，就是阶级观点不明确。此后，在中央统战部又召开了五次部务扩大会议，进行检讨和批判。
1963年5月25日至6月18日在北京召开第十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央统战部在学习和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在部务会议范围内开展了对统战政策、理论问题的检查，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简称《专题报告》）。这个报告接受了八届十中全会的阶级斗争论断，对1956年以来李维汉在统一战线政策、理论方面形成的一些正确的论断和意见，进行了全面的否定，颠倒了统一战线的政策理论是非。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5月27日，中央统战部将《专题报告》报送中共中央。1964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地加以研究，检查近年来统战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在一次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中央统战部。他说：“统战部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定了五年计划，软绵绵地软下来了，就是要向资产阶级投降。”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批评，中央统战部从8月开始，召开部务会议，对李维汉进行了点名的第二轮批判。
经过几次会议后，中央统战部于1964年12月26日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同志的问题的报告》，给李维汉罗列了八条罪名。12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维汉的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随后不久，在三届全国人大和三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又撤销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常委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常委的职务。
对李维汉的两场批判，涉及统一战线政策理论的多方面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所谓的“五社一短”，即：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宗教和短期消灭资产阶级。这些就是当时强加给李维汉的所谓修正主义纲领。事实上，“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等提法，虽是由李维汉最早提出的，但当周恩来指出或本人觉察到理论上的不完整后，就放弃使用了；而“社会主义宗教”，李维汉从来没这样讲过，完全是批判中强加于他的；李维汉虽曾在1957年底起草《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纲要》过程中，提出了“在5年或者5年多一点时间，实际上达到消灭资产阶级的水平”的想法，就是为了使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与1962年取消定息时的要求相适应。应当说，这个想法并没有错。至于“社会主义民族”，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讲都是正确的。对李维汉的错误批判，不仅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壮大作出过重大、突出贡献的卓越领导人，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且使一系列重大的统战理论政策的是非完全颠倒了，造成了统战工作中极大的思想混乱。把这种批判推向全国，更使不少统战、民族、宗教干部受到株连、迫害，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遭受到严重损失。这两场错误批判，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在统一战线系统的预演和前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统战工作步履维艰
1.统战部、人民政协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又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发动起来。在这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浩劫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被摧残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首先向中央统战部发难，围攻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他们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成绩，诬蔑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执行了“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是“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本主义的复辟部”，并将统战部同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为他们蓄意破坏统一战线、摧残统战部门制造借口。随后，广大统战干部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被揪斗，后被关押，1972年在狱中含冤死去。各地的统战干部有的被关押、劳改，有的被迫害致死。
与此同时，人民政协机构也被戴上“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被诬蔑为“政协是牛鬼蛇神的黑窝子”。在“人大、政协不要了”、“政治岂能协商”的压力下，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从1966年8月起被迫暂停办公。各地政协组织也普遍受到冲击，事实上也停止了活动。1968年8月，康生、谢富治等人炮制了《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政治情况的报告》，把159名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的74人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1]。
2.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
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向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在72小时之内自动解散一切组织。25日，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分别贴出公告，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民主党派的各级地方组织也被迫停止了活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领导人及其成员多数都遭到诬陷和迫害。据统计，各民主党派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揪斗和查抄的占36.5%。
3.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遭到打击迫害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被看做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样予以打倒，许多人的存款被没收，高薪被扣减，私人房屋被占用。一些在企业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人，被下放到车间从事体力劳动。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升学、就业、参军、提干等方面受到歧视。据上海市民主建国会、工商业联合会的统计，在上海市的248名市委委员中，被查抄的有236人，占95%。
在《**********》中，提出要“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这种错误的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知识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不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打倒了，甚至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卓有成就的一些老革命、老共产党员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权威”。教科文卫界大量的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文艺界一些著名的人士，如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等被迫害致死。1971年4月，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纪要》，不但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我国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而且把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也打入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列，置于受歧视、受压制、被改造的地位。
4.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遭到肆意践踏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混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为地制造和扩大阶级斗争，残酷打击和迫害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其中，由康生等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制造的“新内人党”一案，就使30万名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
他们还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论述，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工作的正确方针，破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大量的民族、宗教界人士受到迫害，广大信教群众被迫停止了宗教生活，宗教教职人员被强迫还俗，全国各地的寺、观、教堂等被关闭或破坏。五个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和若干宗教社会团体与地方组织都被迫停止了活动，全国仅有的十所宗教学院被关闭。
此外，党的侨务政策、起义投诚等政策也遭到破坏，许多海外华侨和起义投诚人员，被强加“里通外国”、“叛徒”、“历史反革命”等罪名，遭到迫害。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二 共同承受严峻考验
“文化大革命”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但他还是多次讲到“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也保护过一些党外著名人士。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虽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但他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护爱国民主人士，把统一战线领域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维护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
1966年8月29日，毛泽东接到章士钊被红卫兵抄家批斗、请求保护的信。第二天，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及章士钊的信后，当即部署了保护措施：（1）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章士钊；（2）派警卫部队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劝阻红卫兵不再抄家；（3）要秘密地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三〇一医院，以保护人身安全。周恩来并由此联想到与章处境相同的党内外干部和朋友也需要保护，便又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的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还有人大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长、副部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