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外人士中甄别平反
为了纠正“左”的错误、调整关系，1959年8月，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提出在国庆节前后为表现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决定在新中国建立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人数“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20%左右为好”，并许诺今后还将分批分期摘掉右派的帽子。11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根据中央指示，全国第一批共摘掉了约4.5万名“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对他们都恢复或重新安排了工作。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提出1960年要摘掉15%—20%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并指出对“右派分子”不能与“地、富、反、坏分子等同起来”。1961年9月，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宣传部共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提出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比例一般不要低于30%，并根据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由各级党委统战部门主管的指示，成立了由统战、组织、政法、宣传、文教等部门组成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在统战部设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这一年，全国有近10万名“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1962年4月，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重点研究当前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并进一步部署党外人士的甄别平反工作。凡属在反右派中戴了帽子、受到重点批判的，一揽子解决，统统摘掉。县以下这几年搞错了的，搞过头的，一风吹。县以上的，要一个一个地处理。右派摘帽，还是按过去的正常办法，一个一个摘。要肯定一条，右派的问题不要涉及他们的家属子女，应该同其他人一视同仁。会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此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准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忘记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年来关于统一战线政策和许多重要指示和规定；有的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情绪，任意或擅自修改党的政策，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所有这些，对于党和党外人士团结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坚决纠正。”[4]
1962年春夏，各地在贯彻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期间，根据毛泽东关于对过去处理错了的一些干部，“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平反”的精神，在摘掉帽子的同时，改正了几万人的右派问题。
1962年夏，第二次“全国改造右派工作会议”后，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右派分子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进一步提出为错划右派分子平反的问题。报告认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或右派本人或其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分子”帽子。报告还提出1962年摘掉帽子的面不要低于70%—80%。但是，中央统战部这个建议不但未被中共中央接受，还被严厉地批评了甄别平反的提法和摘帽子面太大。随着以后“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使右派改正问题成了一个禁区，再无人敢提。尽管留下了这一历史遗憾，但是，使数十万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当时形势下，还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对于团结工商界、知识界、民主党派，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有很好的影响。
从1959年初开始，经过多方面、多阶段的调整，到1962年夏，由反右派、“大跃进”年代所造成的统一战线内部的紧张关系，缓和了下来，统战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纠正。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全国初步形成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为了调整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正确理解党对科学文化事业的政治领导，端正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认真贯彻落实“双百”方针，从1961年上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这些条例的制定和施行，使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一些缓解，科学、教育、文化部门的工作秩序逐渐恢复。但是要端正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落实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势必要求从指导思想上端正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科学的判断。而旨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制定的上述三个工作条例，还没有涉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1962年3月，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简称“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阶层。中国共产党不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之内。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包括两个联盟：一个是无产阶级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一个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联盟，这是同非劳动者的联盟。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的联盟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坚持上述两个联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和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统一战线中将长期起作用。这个方针绝不会由于反击右派的进攻及其他暂时的政治风波而发生动摇。讲话重申了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和党的八大对我国知识分子所作的基本估计，再一次地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恩来在讲话中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进步。他指出，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得起考验，努力工作，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不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他说：“你们热爱祖国，使我很受感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5]讲话要求中共各级组织和政府各级部门，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信任他们，帮助他们，改善中国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切实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确实存在的错误，并帮助他们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
陈毅受周恩来的委托，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经过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相信共产党的，跟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的，至今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八年、十年、十二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他传达周恩来的意见，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在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广泛的赞扬，为缓解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在中共中央内部有少数人对他们的讲话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表态时，毛泽东对此保持沉默！这意味着我们全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还未完全统一，预示着政策上的反复还未到此终了。
特赦一批战犯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一贯的“惩办、管制和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对战争罪犯进行关押改造。1959年，毛泽东建议在庆祝国庆十周年之际赦免一批战犯。同年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12月4日，杜聿明、爱新觉罗·溥仪等33名战犯被首批特赦。此后，人民政府又陆续释放了5批战争罪犯。至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前，共释放了296名。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全部战争罪犯在押期间所给予的教育及生活上的周全照顾，特赦后给予的优厚待遇，不仅使受赦者深受感动，同时也极大地教育鼓舞了他们的亲属。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获得了国际上的好评。这一壮举，同样给统一战线带来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起到了团结、稳定、调动积极因素的重要作用。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9页。
[2]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5708/65722/4444737.html《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及其扩大化》。
[3]刘先照主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63-165页。
[4]http：//www.gov.cn/ztzl/17da/content_741082.htm《党史上的今天》（6月14日）。
[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1-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