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底，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有将近2000名工商界人士参加大会。由于当时党内正在开展反右倾运动，虽然中央已要求不在党外人士中搞运动，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有的地方仍把这个运动推到党外，有的在党外人士中搞了重点批判。因此，会议开始的时候，与会人员思想很紧张，怕在会上搞批判斗争，有些人来开会前就准备好了自我检讨的书面材料；进步分子则准备在会上大批大斗一场。这种形势如不及时扭转，势必形成混乱，也是违反中央的指示的。为此，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他们开会前和会议过程中，多次同两会的领导人陈叔通、黄炎培等谈话和举行座谈，建议并帮助他们改变那种程式化的开会方法，不要搞什么检查过关，而应采取和风细雨的“神仙会”的办法开会。就是要创造一种氛围，让大家都讲话，讲老实话，讲心里话，敞开思想，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而要开好“神仙会”，就必须贯彻“三自”和“三不”的原则，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这样，在长达65天的预备会议中，与会的工商界人士逐步解除了顾虑，敞开了思想，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会上讨论，会后自由结合漫谈，走廊里、饭桌上，到处都在交谈、争辩，相互间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人人心情舒畅，实现了自我教育、共同提高的目的。民建会主委黄炎培高兴地说：“我们的预备会议开得十分生动活泼、细致深入。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等于进了两个月的社会主义学校，等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过了两个月的丰富多彩、心情舒畅的集体生活。”
在两会的“神仙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刘少奇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并同两会领导人举行了座谈。他重申了党的“包一头，包到底”的基本政策，号召工商界“顾一头，一边倒”。对于定息问题，他说，毛主席有过指示，七年定息，到1962年取消，必要时可留尾巴。对于高薪问题，他说，我们的政策是高薪不降，调职不减薪，减者补发。总而言之，工商界只要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合作，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要负责到底，包到底。刘少奇的讲话，进一步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
“神仙会”首先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采用和取得成功后，继而在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会议上得到推广。
1960年夏，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和九三学社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有1800多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可以说，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的会议。这些会议同样采用了“神仙会”的方式。
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的中央全会都取得了成功。会议开出了两个积极性，即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教育改造的积极性。民盟在会议总结中指出：“‘神仙会’这种新的工作方法，是和知识分子的特点相适合的，也是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任务相适合的。由于采取‘神仙会’的方法，这次会议基本上做到了解除顾虑，敞开思想，揭露矛盾，提出问题，共同分析，自由辩论；也基本上达到了认清形势，鼓舞斗志，肯定成绩，解决问题的目的。大家普遍感到心情舒畅，充满信心。”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扩大全会结束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接见了会议的全体人员，同他们照了相。毛主席在同各民主党派见面谈话中，称赞了“神仙会”，给了大家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缓和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的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实践证明，“神仙会”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好形式，是调动人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推动自我改造的好方式。这是统一战线工作一个成功的经验，也是统一战线工作在那种“左”的形势下所作出的积极的努力。
2.民族工作的“神仙会”
1958年12月18日至1959年1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这是一次讨论民族、宗教工作的统战会议，是在1958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要求纠正“左”的思想的形势下召开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使民族、宗教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倾向发展起来。这次会议的报告和文件中尽管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一些“左”的东西，如：全盘肯定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提出了“有些自治县已经或即将和邻近的县合并”是“必然趋势”等，但是，会议的主导精神是贯彻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是在统战、民族、宗教工作上反对“左”倾思想的。李维汉同志当时正在外地调查，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对这次会议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第十一次统战工作会议开得好，特别是汪锋同志，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了全面辩护，我表示感谢。”
会上，有二十二位同志作了大会发言，八位同志做了大会书面发言。在发言、讨论和座谈中，与会同志结合学习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对党的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一些同志在发言中，反映出不少在民族、宗教工作中“左”的思想。
为了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检查大跃进以来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调整民族关系，1962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
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在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他指出了在民族、宗教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在一些地区，对于两类矛盾的区别没有掌握好，有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有一些干部把民族融合讲得很乱，把民族融合当做实际任务来处理；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忽视自治权利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撤销自治地方，有的合并自治地方，有的上级机关布置工作不经过自治机关；对少数民族干部，在近几年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批判过头，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干部不敢讲话，不敢反映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同民族上层人士协商不够，有的地方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对民族上层人士进行批斗；废除封建压迫制度后，在宗教工作中忽视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干涉群众的正常的宗教活动，寺庙、喇嘛、阿訇留得很少；近几年来大汉族主义思想有所增长。
在会议结束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到会讲了话。他肯定会议总结了经验，交换了意见，会议开得好。他说，近几年民族工作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必须迅速纠正。并强调了各民族要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这次会议中反映的一些问题，经过研究，决定以乌兰夫等人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写报告，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在统战、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一些“左”的错误，提出了处理意见。提出凡是1958年以来被撤销合并的民族自治县一律恢复；自治州由专署代管或同专署行署合署办公的，迅速恢复原建制；民族地区的乡和公社以下的干部，一般应由当地少数民族人员担任；凡是在“拔白旗”、“反右派”、整风整社、民族改革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不管是少数民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都要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认真迅速地甄别平反；民族上层人士凡被错划了、错捕了、错处理了的，要甄别，该平反的要坚决平反，不该降职、撤职而降职、撤职的，要恢复原职，在生活待遇上，一律要和同级中共党员干部一视同仁，并且对他们加以照顾。
中共中央批准了乌兰夫等人的报告。中央指示各级党委要检查一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还指出：应当让同志们知道，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长期的，必须长期地进行经常性的工作，方能逐步实现。如果看不到这种长期性，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工作中势必要犯错误。任何人不准在党的方针政策之外另出点子，另兴章程。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必须长期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央还要求：在这次精简中，管理民族工作机构不要取消，干部不要精简，还要适当加强。
这次会议是一次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一起参加的“神仙会”，共同研究分析了民族工作中的问题，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会上所呈现的民主、团结气氛在当时是鲜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