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2日至16日，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开展中。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四个文稿，即“关于处理五个方面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关于各民主党派处理右派分子的原则规定”，“关于帮助民主党派改组各级领导机构的意见”，“关于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各级委员会安排民主人士的通知”。会议还研究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中的民主人士的安排方案。会议还根据整风精神，初步讨论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检查了一年多来的统一战线工作。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正确论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意见，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仍然存在两个剥削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产阶级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就进而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统一战线工作也就不能不强调阶级斗争和改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这前后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也严重地发展起来。这种“左”倾思想也不能不反映到统一战线工作中来。
1958年7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即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刚刚结束、反右、整风运动的高潮之后以及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对资产阶级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改造问题。
3.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及其扩大化
1957年上半年，在共产党整风期间，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极少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借机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民族政策。在党的领导方面，反对共产党的统一和团结，认为其他民族的共产党员不能为自己的民族谋幸福，主张按照不同民族划分共产党的组织；认为“少数民族不要党的领导也可以革命”，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在民族关系方面，反对民族间的团结合作，排斥汉族，主张各民族单干，讲什么“没有汉人帮助一样进入社会主义”；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张实行“联邦制”，等等。这些民族主义思想倾向显然是错误的。
针对当时民族地区极少数人中存在的民族主义，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要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示》。《指示》对民族地区的整风运动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要在党内外干部群众中进行大鸣大放大讨论，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且适当进行反右派的斗争；第二类，是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正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一般地要在党内进行整风，不能参加整风的，采取适当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第三类，是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或不需要进行民主改革的直接过渡地区，可在党内有条件地进行整风，或采取其他形式进行教育。《指示》规定，在第二、三类地区党内外一般不进行反右派斗争。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过党内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广大干部和党员认识到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任何民族如果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各民族的大团结，要想单独得到进步和发展，不仅违背本民族的根本利益，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一是扩大了范围。有些地方由共产党内扩大到党外，有的地方甚至把一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也列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批判斗争。二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据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统计，共划少数民族右派分子5000人，其中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共1700人[2]。
1957年7月底至8月初，根据各地的检查情况，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在青岛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主要批评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并对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是在民族工作方面进行整风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开始。8月4日，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就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几个原则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在讲到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时候，周恩来反复强调，不论是大汉族主义倾向或地方民族主义倾向，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当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就是运用毛主席提出的公式，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对于什么是新的基础，周恩来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这个新的基础，就是我们各民族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这样的祖国，就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基础。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目标，就反对不了这两种民族主义。”周恩来还特别指出：对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一定要具体分析，不能把那些由于历史、社会、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一些怀疑和不信任，都说成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而且也不应该简单地去批评某些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而是应该诚恳地帮助兄弟民族了解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去掉他们的怀疑。周恩来的这篇讲话，不仅是进行民族政策教育的一份马列主义的好教材，而且为当时和以后如何开展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3]。
调整方针的提出
1958年，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中表现出来的“左”的思想蔓延到经济领域。在这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南京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批评了提出在经济工作中“反冒进”主张的中央领导人，指责他们“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右倾”、“促退”的方向性错误。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于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在宣传中又片面地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于是盲目求快的风气便压倒了一切，形成了全国“大跃进”的狂热，助长了瞎指挥、浮夸风，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急剧泛滥起来。这种“左”的错误倾向，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也同样有所表现。为了扭转错误的做法带来的影响，1958年六七月间，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对资产阶级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改造问题。参加会议的人员达1009人，历时35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参加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统战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会对统战工作作了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到会作了长篇讲话，批评了会议上表现出的过热情绪，提出了“弛”的方针，进一步阐明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彭真指出，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要总是斗下去，把弦绷得那么紧。现在整风应该告一段落，转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实践上来，从斗争为主转入以团结为主，让他们到实践中去，以实际行动来表现思想改造的决心和成果。毛主席经常讲，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老是那么紧不行，要松一松。不要把一些大学教授、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长期放下去参加义务劳动。必须看到，党外朋友经过整风交心运动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比较大的进步。各级党委、各级统战部门，凡是有统战对象的单位，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工作人员那样，耐心地帮助教育他们，让他们在各种实践中得到改造锻炼。从旧社会过来受过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是可以改造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可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这个愿望，人民有这个需要，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有人主张取消资本家的定息，中国共产党宣布过，定息要再延长几年，讲了的话要算数。定息这几个钱在国家预算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数，况且取消定息必然给他们生活带来一些困难，对国家对个人都没有好处。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作了两个半天的发言，讲了改造、团结、学习三方面的问题。在改造问题上，他强调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根本方法是说服教育，而不是强迫压服。批评要建立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不要把形势逼人同说服教育对立起来。要善于把说服教育变成他们自己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在团结问题上，他指出，现阶段的统一战线是以“六条政治标准”为基础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仍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应该搞好和加强同他们的团结合作，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而“适当安排”，则是团结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团结本身就包括“安排”这一项。李维汉说，不能主观地说团结为主或者斗争为主，一切决定于具体的情况和条件。关于统战工作干部的学习问题，李维汉强调，要把工作、学习和党性锻炼凝为一体，党的立场、政治方向一定要把稳，要抓住工作的主要环节，搞好调查研究，把工作和学习结合起来。
会后，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报告》，经中共中央同意，批转各地研究执行。《报告》提出，对资产阶级分子、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的最终目的，是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把民主党派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基本结束，确定了下一步统战工作要转移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上来，要着重推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投身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在实践中继续进行自我改造。这一方针，虽然只是斗争策略的调整，还不是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但它毕竟缓和了一年多来的紧张的阶级斗争，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在当时形势下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全国统战会议结束后，徐冰同志又在1959年1月8日省、市、自治区统战部长座谈会上进一步就当时对资产阶级采取“弛”的方针的意义和必要性，作了深入论述。
1959年5月，为继续贯彻弛的方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各省、市委统战部长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和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会议提出了“贯彻政策，调整关系，调动服务，继续改造”的方针。会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各省、市委统战部长座谈会向中央的报告》。1959年6月2日，中央原则上同意这个报告，并转发各省、市委，请他们参酌办理。
“神仙会”
1.民主党派的“神仙会”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人们期待它将是一次进一步调整方针的会议。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期却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许多已被认识、亟待纠正的错误继续存在并蔓延起来。但是，在对待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采取了比较慎重和稳妥的方针。9月15日，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宣布，现在不是1957年那样的形势，也不是1952年“三反”、“五反”那样的形势，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在党外人士中不搞反右倾运动。11月，中央统战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起草了一个文件，报送中央。这个文件明确提出，在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间，不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群众性的斗争，不进行反右倾运动，不进行重点批判，不搞交心运动。还提出，在组织党外人士学习中，要贯彻自我教育的精神，着重正面教育。中共中央很快就批转了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