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年工作方面，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成立了以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为首的全国青年团筹备委员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49年4月11日至18日在北平召开。按照建国前共青团代表大会总的排列顺序，这次大会是共青团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优秀学生及中国青年运动各个历史时期的青年代表共340人，其中正式代表323人，列席代表17人，代表全国19万团员。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并接见了全体代表。朱德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代表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向大会致词，要求青年很好地学习，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很好地建设一个新中国、新世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做了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政治形势，对30年来的中国青年运动做了正确的总结，对青年团的成绩和偏向做了正确的评价，强调党对团的领导是青年运动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指出团的基本任务是要团结整个青年一代。大会一致通过决议，以这个报告作为今后全团工作的指导方针。大会还通过了团的工作纲领、团章、《团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以及大会结论等决议，选出了正式中央委员45名，候补中委15名，组成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并一致选举任弼时为团中央名誉主席。团的工作纲领和团章规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地为民主主义彻底实现而斗争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大会还规定以《中国青年》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物和办好各级团校、训练团的干部。22日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为大会代表做了《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重要报告，号召全国青年“学习毛泽东”。强调青年团要有一个好作风，要谦虚，要搞大圈子，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式建立，从此，中国青年运动又有了自己的核心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经党中央批准，1949年5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简称全国青联。全国青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基本人民团体之一，是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核心力量的各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是我国各族各界青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青年团和全国青联的先后成立，对于加强我国各族青年的团结，促使全国各族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在妇女工作方面，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在北平召开。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致词。蔡畅致开幕词。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盛大会议，到会代表500余人，她们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来自边疆各省和海外各地，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主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
此次大会正处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会议总结了中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伟大作用；交流了各地妇女工作的经验；商讨和制定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正式创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作为中国妇女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选举了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会议听取了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所作《中国妇女当前的方针任务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妇女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在全国妇联一届一次执委会上，何香凝被推选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为副主席。
邓颖超在报告中提出：解放以后，妇女工作的“对象应以先进阶级的女工为主，团结其他劳动妇女，争取女知识分子及其他各阶层妇女。其工作任务主要是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适合于城市经济建设的各种生产事业”[10]。
1950年1月，邓颖超在全国妇联一届二次常委会上作报告，指出：要以最大的努力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这是妇女工作的中心环节。
1950年9月，邓颖超出席全国妇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在会上作“关于城市妇女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具体阐述了扩大各阶层妇女的团结问题，提出各级妇联“要尽可能团结当地的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的民主妇女，参加各级组织，各种工作、一直到领导工作。”她还强调指出：“这种统一战线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需要，又是中国革命基本特点之一，是长期，不是暂时的，不仅是全国妇联要如此做，而且是各级妇联要求一致执行的”。今后各级妇联“对于妇女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加强重视”，“从组织上、工作上充实与扩大妇女统一战线”。“我们要勇于展开妇女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各民族、各党派与无党派的妇女要互相尊重，打破疑虑，推诚相见，遇事协商，有职有权，做好工作，共求进步”[11]。
在各种旧有的宗教团体中，中国共产党也很重视做好统战工作，以争取更多的人士参加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1950年5月，中共中央在致中共西北局的一份电报中就指示：要争取基督教内部的一些开明人士与我们合作，在教徒中进行工作[12]。此后，中共中央在有关指示中一再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培养宗教界的爱国进步人士，以扩大宗教界的统一战线。
新中国建立初期，通过加强人民团体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使中国人民进一步动员组织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任务，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并且有效地医治了战争创伤，使得在长期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反”运动中的统战工作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随着“三反”的深入，发现许多贪污分子和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密切关联、相互勾结。于是，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首先在大中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当时，大部分私营工商业户都犯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为。极少数人严重违法乱纪，情节十分恶劣。沈阳一家工厂在加工供志愿军使用的不冻液时，盗走甘油，致使不冻液变质失效，给前线军事运输任务造成严重损失。天津40多家铁工厂承制的17.7万把志愿军军用镐、锨，不按合同规定使用原材料，以次充好，致使这些镐、锨一刨就断裂，一铲就卷口。上海大康药房资本家王康年，先后向25个国家机关的65名干部行贿，骗取国家大量订货，把过期失效的药品卖给志愿军，而前线急需的药品，卡住迟迟不发货，造成许多伤员死亡。诸如此类唯利是图、不顾国家利益的事是不少的。显然，开展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其意义正如周恩来在政协的一次会上指出的：“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
开展“五反”运动的目的是打击资产阶级的非法行为，划清合法与非法的界限。运动初期，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要注意采取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由于策略正确，因此，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了“五反”的统一战线。打击的重点是极少数五毒俱全、完全违法的不法资本家。在运动后期进行处理时，中央明确的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并对私人工商户按五类划分，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实行区别对待，把打击面限制在极少数完全违法户。据华东等五个大区六十七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统计，受到刑事处分的只占千分之一点五。
“五反”运动的意义是重大的。在思想上，对清除旧社会的污毒方面，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经济上，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政治上，巩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场斗争的胜利，为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在“五反”运动的高潮中，也曾发生过斗争面过大和逼供信现象。这些情况的发生，同运动初期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限期推开运动，要求各地都作出一个“打老虎”预算的做法是分不开的。这些错误倾向，在运动后期的定案处理中，基本上得到纠正。总的说，成绩是巨大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
1952年6月20日至30日，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以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为主体的会议，也是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集中进行统战工作的一次会议。党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明确指出对这次会议的方针是要在消除“五毒”的基础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与会的私营工商业代表中的多数人在“五反”运动中受到批评教育，同时在生产经营中也受到“左”的干扰。如有关部门普遍压低了加工订货的工缴费和货价，使他们资金缩减，生产困难。因而，他们对党和政府有疑虑，有牢骚，甚至对前途丧失信心。
针对这种思想情况，筹备处主任陈叔通在开幕词中既指出“五反”的重大意义，又说明私营工商业在消除“五毒”后仍有光明的前途，鼓励工商界发挥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
会议安排两天进行分组讨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陈云就代表们提出关于加工订货的合理利润、“五反”运动中部分私营工商业发生呆滞的现象、银行利息、税收、劳资关系和防止“三毒”“五毒”等问题，一一作了明确的回答，宣布决定在“五反”后新的情况下进一步调整工商业，照顾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陈云提出关于利润的合理规定和降低银行利率等措施，受到工商业者的普遍欢迎。
周恩来到会作了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毛泽东亲自接受了会议献旗，使与会代表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最后，会议在充分酝酿协商的基础上，于6月30日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为陈叔通，副主任有李烛尘、南汉宸、章乃器、孟用潜、盛丕华、许涤新、荣毅仁等13人。
这次工商联的筹备代表会议，是一次很成功的会议。通过这次会议，贯彻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注意与民族资产阶级协商会议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务院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会上的报告，事先也与陈叔通、黄炎培、章乃器等人进行了研究。通过这次会议，不但巩固了“五反”运动的胜利，而且缓和了“五反”运动后紧张的阶级关系，安定了资产阶级的情绪，许多代表反映：“低着头去（开会），抬起头回来”。这样，为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于1953年10月正式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团结民族工商业者为主的统一战线组织。
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
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能够适应新中国的需要的；但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与新中国的需要有不相适应的一面，需要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和新作风。1951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帮助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适应新中国各方面建设的需要，决定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一次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的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结合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思想改造的体会，着重阐明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周恩来循循善诱、富有感染力的报告，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1月30日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指示》阐明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基本方针，强调不要把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或轻重倒置。
中共中央指示发出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教师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全面展开。1952年1月5日，人民政协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宗教界积极参加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于是，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包括各界知识分子参加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1952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