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报告中回答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抗美援朝的巩固、扩大和深入。周恩来指出，我们必须进一步掀起抗美援朝运动高潮，并把它同土地改革、肃清土匪、镇压反革命等工作结合起来。我们所要打击的是真正穷凶极恶、被人民所痛恨的恶霸和反革命分子。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而不要波及到次要的、胁从的或过去做过反革命的事现在已经改悔了的人身上去。土改也是这样的。第二，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国是一个有4.75亿人口的大国，在500多万党员的共产党旁边，民主党派成员太少了就很不相称（新中国建立初期，民主党派成员只有1.1万人）。只想570多万党员，不去想4.75亿人民，那就叫孤立主义。我们让民主党派存在和使它发展，正是便利于这种组织工作，而不是自找麻烦。相反，不这样做，倒带来更多的麻烦。第三，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问题，周恩来强调指出：我们的政策，我们已经做了的事情，广大群众都是知道的，就应该让民主党派知道，否则，就会陷于被动。
会议认为，目前统一战线的任务，是与三大运动相结合，团结、动员党派、团体和工商界、宗教界人士参加到反帝爱国运动中来，在运动中受到教育，并经过运动，推动和扩大统一战线。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会议认为，目前民主党派的组织人数同他们的政治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共产党要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经过与会者的认真分析和深入探讨，会议拟定了《1951年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建议》要求各级党委积极协助各民主党派在今年内完成发展党员一至二倍的任务。在民主党派组织发展方针上，建议：“主要应该在大、中城市和省会就现有基础加以发展，使之具备相当规模，而不要采取分散力量，到处搭架子的办法。”“吸收党员的政治条件，必须是拥护《共同纲领》并愿为其实现而奋斗者。”
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作出的在三大运动中开展统战工作，不仅有利于运动的进行，而且对每个统战对象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会议拟定的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
和平解放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
1.中央确定和平解放西藏方针
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公元13世纪，就成为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到了清代，西藏同祖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清政府设置驻藏大臣，代表清廷督办西藏事务。到了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后，给帝国主义觊觎西藏以可乘之机，他们唆使地方统治集团中的亲帝国主义分子，以“独立”、“完全自治”为名，阴谋将西藏从祖国分割出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联合政策。西藏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奔走呼吁中央人民政府驱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还西藏一个清平世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巩固边疆，保卫国防，使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并结合西藏的历史状况和当时的综合因素，决定采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一方针，受到西藏广大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
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能否实现，取决于西藏地方当局是否接受这个方针。因此，中央决定一方面积极做好进军西藏的军事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发挥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作用，对西藏上层集团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
以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国主义分子，千方百计破坏我军和平解放西藏。他们甚至把藏军主力集中在昌都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而且杀害了主张祖国统一、和平解放西藏的爱国活佛格达·洛桑丹增。1950年10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鉴于先后对西藏当局函电晓谕和派人劝说均未获结果，决定命令解放军向昌都进军，给西藏的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10月24日，昌都战役全部结束，藏军主力被消灭。这一战役为进一步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谈判，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集团内部急剧分化，爱国力量增长，对达札不满情绪日渐增大，纷纷要求达赖亲政。在这种形势下，达赖于1950年11月14日提前亲政，达札下台。1951年1月27日，达赖感到若战不能，“独立”无望，只有谈判才是出路时，提出于1951年4月，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开始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始终注意把坚定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恰当地结合起来，在维护祖国统一、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保卫国防，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宜等根本原则问题上，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耐心说服西藏代表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而在一些事务性、技术性问题上，则充分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与要求，做出必要的、适当的妥协和让步。从4月29日开始，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谈判，终于在5月23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该《协议》包括一个序言和17条，所以又称“十七条协议”。毛泽东给达赖喇嘛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高度评价了协议的签订，表达了他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说：“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26]。“十七条协议”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协商制定的一个具有现实法律效力，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件，对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对西藏的发展、进步，都有深远的意义。
2.执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斗争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于1951年8月8日抵达拉萨，10日，西藏和平解放，开始执行协议。
围绕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经历了三场大的斗争：
（1）争取达赖返回拉萨的问题。1951年1月2日达赖被亲帝分离主义势力裹胁到亚东后，一直滞留不回拉萨。因此，争取他尽快返回拉萨，表明拥护协议的态度，成为稳定西藏局势，安定西藏人心的关键，也是维护执行协议的首要步骤。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的张经武将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赴亚东，会见达赖。张经武向达赖面交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的副本，并向达赖解释了《十七条协议》的重要性，阐明了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说服他早日返回拉萨。经过张经武耐心的教育、争取和达赖随行官员中爱国人士的劝说、推动，在三大寺及广大僧俗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达赖喇嘛随行噶厦等官员于1951年8月17日返抵拉萨。同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向毛泽东主席发出电报，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
（2）争取滞留在青海的班禅返回西藏的问题。自第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长期滞留在青海。争取他返回西藏，与十三世达赖和好，成为执行协议的又一个重要步骤。经过中央代表的工作，达赖承认十世班禅“确是前辈班禅化身”，并向班禅发出在拉萨“友好相见，畅叙旧情”的电函。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办公室的筹备、护送下，班禅一行经过四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952年4月28日平安到达拉萨。按照《十七条协议》的原则规定，在中央代表和西藏工委的协调帮助下，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就恢复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比较顺利，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双方之间的历史积怨，增进了团结。班禅一行于6月9日离开拉萨，23日到达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
为了广泛宣传《十七条协议》精神，团结绝大多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央代表张经武和进藏部队领导人张国华、谭冠三、范明等，分别登门拜访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各大寺庙的大活佛、堪布和在野的贵族知名人士等，向他们赠送《十七条协议》，宣传解释《十七条协议》和《共同纲领》精神，揭露帝国主义造谣诬蔑共产党，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经过中央驻藏代表、进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卓有成效的工作，团结争取了大多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以反帝爱国为共同政治基础，以《十七条协议》为纲领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在西藏开始形成。
（3）对“人民会议”事件的处理。帝国主义和西藏少数亲帝分离主义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在拉萨制造了伪“人民会议”事件。1952年三四月间，流亡国外和在西藏的亲帝分离主义分子暗中策动和组织部分藏军、喇嘛、流氓等，成立了伪“人民会议”的反革命组织。他们在拉萨进行请愿和武装骚乱，包围中央代表驻地和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反对《十七条协议》，企图把人民解放军赶出西藏。经过中央代表和驻藏部队领导机关“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达赖喇嘛出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并撤销了暗中策动、支持伪“人民会议”的鲁康娃和洛桑扎希两个司曹的职务。
从争取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和平谈判、签订《十七条协议》到执行《十七条协议》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严格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的指示，立足于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逐步推动社会改革，促进西藏社会发展进步。
[1]《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6-17页。
[2]http：//www.huadu.gov.cn：8080/was40/detail？record=83203＆channelid=48004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和民政工作的成就》，1952年9月22日。
[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4]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28320/35193/35204/2639319.html刘政：《建国初期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中国人大》。
[5]http：//www.huadu.gov.cn：8080/was40/detail？record=83203＆channelid=48004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和民政工作的成就》1952年9月22日。
[6]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306页。
[7]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482-483页。
[8]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481页。
[9]《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86-187页。
[10]《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3页。
[11]《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79、61、27页。
[12]《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13]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301页。
[14]《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3、43页。
[15]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494页。
[16]《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人民日报，1949年12月5日。
[17]《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人民日报，1949年12月5日。
[18]《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人民日报，1949年12月5日。
[19]李祥营：《建国初期人民政协代行人大职权问题论析》，《党史文苑》2009年4月29日。
[20]《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7页。
[21]朱训、郑万通：《中国人民政协全书》上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
[22]http：//www.wst.net.cn/history/2.17/0217_8.htm《中共中央发布对待民主党派的政策指示》，1949年2月17日。
[23]任世红：《参政党功能的历史考察》，《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4期，2008年。
[24]《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18页。
[25]李维汉：《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几个问题》，《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83页。
[2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