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发展新成员。各民主党派在解放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自身因素的影响，成员始终很少。新中国建立初期，各党派共有成员11540人。1600人以上的，只有民建、民革、民盟、农工党四个党派，其余几个党派只有一二百人。这种状况与新时期赋予它们的历史任务、政治地位极不相称。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他们提出了发展成员的建议，并在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经过各民主党派一年左右的工作，1951年初，民主党派成员总数已发展到2万人。在毛泽东的关心支持下，1953年初，民主党派的总人数已达到3.2万余人。
（4）协商确定重点分工。中国共产党还和各民主党派协商，根据各个民主党派组织成员的历史情况，确定了各民主党派分工活动的主要范围和组织发展重点。即：民革主要是以原国民党员及在职的旧公务人员的中上层为主；民盟以文教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民建以工商业资本家及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为主；民进以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人士为主；农工党以公职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为主；致公党是归国侨胞及与华侨有联系的人士；九三学社以科学技术界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台盟是以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同胞为主。各民主党派原在国外以及港澳等地的分支组织停止活动。
2.民主党派成为参政党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的通过、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从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全国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在野党成为参加国家政权、与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商国是的参政党。新政协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及新中国成立的多党联合政府，使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具备了政权形态上的现实体现。新政协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4名副主席、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均占一半。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对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长期斗争中作出贡献的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作了恰当的安排。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有民主人士2人；在政务院21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领导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人，其中正职占15个。此外，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程潜出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从这个阵容看，中央人民政府集中了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真正体现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成为名副其实的参政党[23]。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党派代表共14个单位，其中民主党派有11个，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在北京召开代表会议，决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组成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同时宣告结束。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宣言》声明，民革“继承中山先生之革命传统，宣告叛徒蒋介石反动党统治灭亡，并以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一员，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下，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而努力”。同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北京宣告结束。救国会结束宣言宣称：“中国人民救国会所号召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它胜利地完成了它所负担的历史任务。作为人民的政治性的组织，它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它向全国同胞、朋友们和同志们宣告它自己的光荣的结束。”[24]这样就形成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合作的局面。
新中国建立初期，参政党功能集中体现为“参、代、监、改”。“参”，就是各民主党派参加了国家事务的管理，对于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参加了协商、决定和执行，并且通过在政府机关、学校和企业中的基层组织，监督和帮助民主党派成员和他们所联系的群众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服务。民主党派在团结和动员其可能团结和动员的积极力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代”，就是各民主党派代表了各自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反映了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的意见和要求，这样就便利于共产党察觉这些阶级、阶层的动向来决定政策和灵活运用政策，调整当前的阶级关系。“监”，就是各民主党派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逐渐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发挥监督作用。这有利于共产党和国家避免和改正缺点和错误。“改”，就是各民主党派推动和帮助了各自所联系和代表的人们通过上述各种活动和实践，并且通过政治的、理论的学习，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这有利于改造他们的绝大多数成为劳动人民[25]。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大改造”等反帝爱国斗争、各项民主改革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改造，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初步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
各民主党派“参、代、监、改”功能的有效发挥，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主要是：首先，各民主党派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这些社会阶级、阶层既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中的人民的范畴，又是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联系和代表这些阶级、阶层的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必然占有一定的地位，也必然发挥重要的作用。其次，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有过与中共合作的历史，并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过一定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都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因而，各民主党派有条件，也有必要同中共继续合作下去，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共同奋斗。再次，各民主党派因其固有的历史联系和影响，在团结、教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工作中，可以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最后，我国各民主党派中蕴藏着许多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有许多专家、学者、教授，是新中国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通过民主党派组织的影响和发动，可以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
巩固人民共和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当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美国提案，断言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侵略者”。美国政府有恃无恐，不但悍然出兵朝鲜，而且将战火燃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和平与安全。9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严正警告美国：中国决不会“置之不理”。中共中央在作出出兵朝鲜的重大决策前，及时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进行座谈协商，消除他们的顾虑并征求他们的意见。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抗击美国侵略者。10月24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专题讨论抗美援朝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联名发表了《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表示中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抗美援朝的决心。
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捐钱、捐物，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民盟中央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抗美援朝爱国武器捐献委员会”，推动全盟的捐献活动。其他党派也积极开展捐献活动。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等多次派人参加赴朝慰问团。致公党主席黄鼎臣还亲自组织并率领医疗队奔赴朝鲜前线。全国工商界和基层团体也与各级政府签订了爱国公约，协助政府搞好劳资关系，搞好生产，保证税收，稳定社会秩序。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中，在中共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团结得如磐石一般，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威武不屈。
新中国成立后，拥有三亿多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尚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因此，完成对这些地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完成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也是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第一个重要条件。
1950年6月，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说明了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和各项有关方针政策，号召各界人士同情农民、帮助农民、支持土地改革。对于中共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刘少奇的报告，大部分民主人士在讨论中表示赞同，但是也有不少人流露出“和平土改”的主张。认为“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甚至还有人对土改抱有抵触情绪，说什么：“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江南无封建”。有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曾一度表现附和与共鸣。
为了统一认识，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分别约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在小组会和大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统一认识。通过学习，不少民主人士提高了认识，表示要为圆满地完成土地制度改革而努力奋斗。爱国起义将领邓锡侯表示说：“我下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更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
毛泽东在会上致了闭幕词，号召各阶层人士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过好土改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他还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们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就是正确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些话，不仅对党外朋友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鞭策，对统一战线工作也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政协会议后，各民主党派都发布了拥护、支持土改运动的指示和决议。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在取得他们的同意后，还组织部分大学教授和民主人士参加、参观土改工作，使他们在实践中受到考验和教育。
新中国建立初期，残留在各地特别是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匪、恶霸、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伺机进行破坏和捣乱。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自以为梦寐以求的美蒋“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更是明目张胆地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和进步群众。1950年广大新解放区就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害，其中仅广西就达7000多人。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对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必须坚决予以严厉制裁，纠正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党外人士中有些人曾经流露出一些错误思想：划不清敌我界限，主张对反革命分子施“仁政”，特别是有些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历史联系的人们，思想上震动更大。为了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出两个文件，规定“对于解放前已开始参加反蒋斗争，已经与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特别是高级民主人士，对于真正起义的军官，在土改和镇反中，必须有意地予以特殊的照顾，或宽大处理，这对统一战线和革命胜利的巩固是十分必要的，决不可不加区别地把他们与一般反动地主和反动军官一样对待”。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充分协商。不少省市还注意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对反革命案件的调查处理。民主党派的许多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积极组织成员学习和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通过学习和事实的教育，许多党外人士划清了界限，坚定了立场，使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胜利。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过三大政治运动的锻炼和考验，也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
1951年初，在三大运动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三大运动中的统战工作问题和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周恩来、彭真等到会作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