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国民党政府当局将同盟军的抗日行动视为“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的对立物，千方百计破坏同盟军。不仅从舆论上大肆造谣诽谤，收买动摇分子对同盟军分化瓦解，而且指挥大军逼近张家口准备进攻同盟军，与此同时，日伪军两万人也借机大举进攻多伦，客观上形成了对同盟军的夹击包围，使同盟军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但是，由于全国人民大力支援同盟军、强烈抗议政府当局的反动措施，南京政府当局未敢立即发动对同盟军的进攻。最终，冯玉祥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被迫通电全国，解散抗日同盟军，并离开部队，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收编，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不愿放弃抗战，继续进行斗争，但由于力量严重削弱，在日伪蒋军的包围和夹击下终于失败。1934年11月9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天津将抗战的民族英雄、共产党员吉鸿昌逮捕，并于11月24日杀害于天津。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其浴血奋战有力打击了日伪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忱，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方式与经验，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战，促进日后的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日，具有积极的影响。
2.共产党与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初步合作
中国共产党人与杨虎城的接触由来已久。1925年7月，杨率部南下，将直系部队驱逐至秦岭以南，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杨开始同共产党人合作，先后在其中任职的共产党员有数百人之多，其中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等都是杨虎城的主要幕僚。1927年初，杨虎城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很快改为第十军军长），随即出潼关，参加北伐。6月，冯玉祥同蒋介石合流后，杨拒不执行蒋介石清党的命令，继续与共产党人合作。1928年，迫于形势，杨虎城礼送在自己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南汉宸等出境。
1930年7月，蒋介石任命杨为讨逆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率部入陕，11月，占领西安，兼任陕西省主席。1932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共产党员南汉宸等又回到杨身边，南被任命为省政府秘书长。此时蒋介石并不信任杨，在陕西周围部署兵力，对杨监视。南汉宸多次和杨虎城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特别是他对当时的形式和十七路军的前途所做的精辟分析，使杨虎城深为信服。杨虎城总结自己多年的经验，得出结论：“中国的新军阀没有一个能斗过蒋介石，我们作为一个地方势力也不例外，能同蒋介石斗的只有共产党。蒋介石不会放心我们的，我们要同蒋斗，只有同共产党合作。”[3]杨采取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员和政治犯、对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共产党员许权中任师长）提供枪支弹药、资送进步青年留学等一系列措施，给了中共以多方面的支持。
杨1933年曾请缨抗日，遭冷遇。1933年5月，蒋介石逼走南汉宸后免去杨陕西省主席的兼职，又调杨一个旅至河南。蒋、杨矛盾不断加深。此时，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1933年5月，杨虎城采纳了中共地下党员、第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的建议，秘密指示刚刚移驻汉中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派使联共，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了“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具体内容有四条：一是巴山为界，互不侵犯；二是陕军阵地前沿设联络站，由密使武志平长期驻住，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是红军可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四是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部分军用地图，以表诚意[4]。这个协定设立了从西安到汉中，然后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通江的“红色交通线”，它对红军的发展壮大以及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当时中共中央为“左”倾关门主义所统治，特别是川陕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执行错误路线，于1935年2月命令红军北击十七路军，使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的合作关系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不久，在蒋介石的严厉命令下，杨虎城部又去堵截由鄂豫皖转移到陕南的红二十五军，其部队连续四次遭红军重创。
此后随着红军长征到陕北，东北军和中央军也源源开入陕西，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张学良代理总司令。使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逐渐退出了与红军作战的第一线。与红军作战的短短半年多时间内，几乎将三个警备旅折损殆尽，也促使杨虎城更认真的考虑与中共合作的问题。
3.共产党与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
1933年11月，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推动下，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鼎、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及第三党黄琪翔等反蒋派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同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是发动事变的主要力量，其前身是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当时，这支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较多，国共两党党员相处得也较好，因而在大革命失败后，这支部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周恩来、朱德、叶挺等共产党人在该部广大官兵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不久这支部队又追随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为蒋介石打败其他军阀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参加过对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官兵受到很大震动，开始认识到“连年内战，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寇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在全国抗日反蒋潮流影响和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三万余人于1931年10月10日在赣州体育场举行的阅兵式上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冲破蒋介石不抵抗禁令，在上海奋起抗战，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实践了团结抗日的誓言。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并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发动群众支援前线的工作。《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蒋介石即令十九路军调入福建“剿共”，以达到十九路军与红军两败俱伤的目的。
十九路军于1932年7月入闽后，中共中央当即发出《为十九路军调闽致福建各级党部信》，指示福建各级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争取这支抗日部队。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对十九路军开展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十九路军抗日”，使十九路军深受影响。1933年1月，日寇占领山海关，侵入华北。中国共产党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粉碎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于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表示红军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立即武装民众这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力量订立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张极大地激励了要求抗日的十九路军，使他们走上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
自从十九路军入闽后，蒋介石不断电令他们出击红军，蔡廷锴被迫率部向苏区进犯。1933年七八月间，彭德怀指挥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组成的东方军在闽西歼灭十九路军精锐部队三个团，9月间又在闽北击败十九路军主力，使十九路军遭到参加内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十九路军领导人开始认识到，积极反共必然失败，而消极反共也难以立足；要抗日就必须反蒋，要反蒋抗日就必须联共。1933年3月22日，蔡廷锴派遣代表陈公培秘密会见彭德怀，表明十九路军反蒋抗日的意向。10月间，十九路军及福建省政府全权代表徐名鸿到达瑞金，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领导谈判工作，并派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为苏维埃临时中央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直接谈判。在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积极关注和支持下，双方谈判进行得很顺利，秘密签订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共十一条。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分界线；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的政治犯，并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组织的存在与活动。双方还决定互派全权代表并在协定签订后由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发表反蒋宣言，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协定的签订，既为红军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提供了有利条件，也解除了十九路军领导人的后顾之忧，加快了福建事变发动的进程。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领导人李济深、黄琪翔等联合各地抗日反蒋人士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公开举起抗日反蒋旗帜。22日，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建立后，为了巩固和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又派代表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进行了会谈，并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停止了军事行动，确定了边界并恢复发展交通贸易。随后，从福建往中央苏区运去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对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援。
“反日反蒋初步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即在1933年10月30日发出《致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信》，要求福建党组织采取与十九路军合作的态度。苏区中央局并派罗明、谢小梅前往福州、厦门领导党组织推动抗日反蒋民主运动。福建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充分运用福建事变造成的有利条件，公开组织抗日反战同盟会、抗日救国会、检查日货会等反帝抗日团体，开展抗日反蒋民主运动，扩大革命影响。福建省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政治犯，并允许抗日反蒋革命团体进行公开活动。在这一时期，福州、厦门等地的党组织和闽西、闽南、闽东等地区的苏维埃区域都获得较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