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变之前两个月即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依托堡垒逐渐向前推进，给红军构成严重威胁。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变更原定计划，从江西“剿共”前线和沪宁杭一线抽调十一个师入闽“讨伐”。形势的变化对粉碎“围剿”十分有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都提出在军事上联合十九路军打破“围剿”的正确主张。可惜博古等没有采纳这些正确意见，他们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去的方针，而是继续在内线作战，又没有尽可能地争取同盟者，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在军事上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结果，蒋介石在从容不迫地搞垮福建人民政府后，立即挥师“围剿”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进行长征。
尽管中共与十九路军及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在关健时刻遭受严重挫折，但意义非常重大。正如毛泽东所说：“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5]特别是它对于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4/Opus/DL/DL-2394《宋庆龄年谱》。
[2]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his_study/content.jsp？n_id=1754《冯玉祥是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先驱和功臣》，张梅玲。
[3]秦明：《杨虎城与南汉宸的友谊》，《人物》第1期1981年。
[4]李伶：《武志平的风雨人生》，《纵横》第5期2008年。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5页。
三 团结文化界人士
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建立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1]我们党历来在重视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的同时，始终把文化斗争的统一战线置于革命的重要位置上。国民党新军阀掌握政权后，在对工农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的同时，发动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禁止出版进步书刊，破坏进步文化团体，疯狂迫害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他们大力宣传封建专制和法西斯文化，欲使中国变成无声的文化沙漠。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文化界进步人士，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传播了进步思想，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
在四一二政变后，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使上海成为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化中心。1927年冬，由蒋光慈、钱杏屯、孟超等人创办了太阳社，由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创办了创造社。这两个革命文学团体的成员虽然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无论在政治经验、马列主义水平，都处于幼稚阶段，加之受国际、国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表现了较为严重的急躁情绪与宗派主义情绪，特别是对“五四”以来有成就的进步文化人士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评价，甚至持贬低和否定的态度，视为异己力量进行攻击，鲁迅、茅盾等人也对这两个团体的某些主张提出过尖锐批评。为了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战线的统一领导，团结和组织广大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在农村革命深入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革命，也获得了深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内，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不断增长。进步书刊在革命失败后最初几年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环境中，增加了出版数量，扩大了流通范围。1929年前后，出现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热潮。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经典著作，如《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时译为《费尔巴哈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时译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都有了中文译本。1929年下半年，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出任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第一书记，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
1930年初，我党根据进步作家统一自己组织的要求，在“文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于3月2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他对“左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鲁迅、沈端先（即夏衍）、冯乃超、钱杏屯、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萌芽月刊》、《拓荒者》等刊物。“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的文艺观点进行批评和论战；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和迫害压制活动，进行抗议和斗争。左联很重视文艺大众化问题，在自己的机关刊物和其他报刊上发表很多文章，进行热烈的讨论，形成了很有声势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左联”是作家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了许多革命文学作家，是党在文化战线上一面团结战斗的旗帜。
在“文委”的领导下，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和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为便于统一领导这些组织和团体，“文委”于1930年10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参加“文总”的共有八个左翼文化革命团体，其中阵容最大、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是“左联”和“社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及其所属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争取了大批左翼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锻炼造就了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队伍。而鲁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被毛泽东誉为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
蒋介石法西斯政府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反革命“围剿”，压制革命文化运动，在文化教育领域内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如颁布扼杀言论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图书杂志审查办法”，查禁书刊，封闭书店。到1931年4月，被禁的书刊有228种，后来到达700多种[2]。革命文化工作者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宗晖等，惨遭杀害。同时又进行反动的文化思想宣传：1930年6月，指使御用文人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1934年10月，由CC分子主办的“中国文化协会”出版《文化建设》月刊，并于次年1月10日，唆使一小撮反动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扬封建文化，以图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蒋介石还亲自出马，从1934年2月起，提倡臭名昭著的“新生活运动”，大肆宣传封建道德，麻痹和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然而，国民党这些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措施，在革命文化界的坚决回击下，终致一败涂地。这个时期里，一些买办知识分子、封建知识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出于阶级本能，也相继向革命文化界挑起论争，先后有辩证唯物主义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论战、古史问题论战以及文艺战线上的多次论战。他们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也同样遭到革命文化界的有力驳斥，一一败下阵去。结合着这些斗争，左翼文化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比较系统地批判了“五四”前后介绍到中国的五花八门的资产阶级思潮和学说，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扩大了阵地和影响，教育争取了广大的进步知识界。尽管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弥漫，中国共产党在一切文化机构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但党还是领导了革命文化工作，坚持斗争，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鲁迅、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柔石、胡也频、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殷夫和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和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广泛的影响。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给文坛带来了生气。左联成员的创作多选择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农民对剥削压迫的反抗、斗争和觉醒，农村的破产，城市生活的动荡不安、知识分子的从彷徨走向革命，都体现强烈而鲜明的时代色彩。这些作品，基本上扭转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时期相当普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幼稚倾向，把“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蒋介石集团只能掌握军权、政权、财权以及对出版物的控制。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7页。
[2]宋春、李青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